福特雷聲大，雨點小
福特入主白宮時，美蘇緩和正麵臨嚴峻考驗，對其打擊最沉重的無疑是“水門”事件。此時，共和黨政府在國內外已失去了為推行緩和政策所必須的那種政治上強有力地位，在幾乎兩年半的時間裏，福特政府無論是在處理和蘇聯還是中國的關係方麵都沒有什麼新的東西。不可否認，蘇聯由於對中國的擔憂而產生的不安全感加強了美國在談判中的地位，這種全球力量的均衡的改變是尼克鬆和基辛格的最重要成就。的確，同一個20多年來與美國處於敵對狀態的沒有邦交的亞洲大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起新的關係，不僅是尼克鬆外交政策中具有曆史意義的最重要的突破，而且也是戰後美國外交史上一個驚人的轉折。
但是，蘇聯對此問題的擔憂並未隨著它對緩和發生興趣而終止，它為處理中國問題所采取的軍事措施不應僅僅被看作是反華，這些措施也有針對美國的意圖。蘇聯為針對中國的持續的軍事集結不僅充實了它的現代武器庫，並且還日益增強了蘇聯抵抗美國及其盟國的能力。
另一方麵，在美國國內反對緩和的勢力正在增長，在國會，以參議員傑克遜為代表的強硬派堅持把給予蘇聯最惠國待遇同要求蘇聯放寬猶太人移民聯係起來的做法使緩和上空籠罩陰雲。在政府內，以國防部長施萊辛格為代表的反對緩和的勢力強調蘇聯的威脅，要求建立強大的國防力量，並在戰略武器談判中采取強硬立場。
1975年，美國國內就中國在美國對蘇戰略中的作用展開了一場辯論，其中關鍵的問題是中美軍事關係。以傑克遜和施萊辛格為代表的強硬派主張聯合中國對付蘇聯。他們認為，向中國出售某些先進武器或轉讓某些先進軍事技術，可以增強中國的軍事力量，提高中國遏製蘇聯的能力，在遠東更多地牽製蘇聯的常規兵力，減少其在西線對北約的壓力，而且和中國建立軍事關係，還可以迫使蘇聯在限製戰略武器談判和其他雙邊關係方麵作出讓步，並且還能增加中蘇間的猜疑和緊張，使中國采取傾向美國的政策，防止中蘇和好。然而，負責掌管美國外交的以基辛格為代表的緩和派則對此持謹慎態度，作為基辛格的地緣政治戰略，就是要利用蘇聯對美中聯合抗蘇的擔憂來壓蘇聯作出妥協。他認為，發展同中國的軍事關係不是以此來過分刺激蘇聯，使其對美國采取更加強硬的方針，危及美蘇緩和，而僅僅是增強美國在對蘇關係中的地位，發展同中國的關係必須服從與蘇聯的緩和這一利益。
在強硬派的壓力下，1975年12月，福特和基辛格訪華時不得不朝著和中國建立軍事關係的方向作出了一個姿態，他們讚同英國向中國出售噴氣飛機發動機並在西安建立一個製造發動機的工廠。
1976年是個不祥之年。首先，由於蘇聯加緊幹涉安哥拉，美蘇限製戰略武器談判中的僵局遲遲不能打破，福特―基辛格的緩和路線遇到了嚴重的挑戰。其次，這一年恰逢美國大選，從年初起，情況就極不利於福特的競選連任。兩黨保守派和自由派中的“新保守派”民主黨人正聯合起來對緩和發起攻擊。為此，福特政府不得不對限製戰略武器談判采取更為謹慎的態度，到3月，限製戰略武器條約實際上已被擱置起來。3月5日，福特在一次講話中宣布：“我們將忘掉使用緩和這個詞。”從此，福特政府開始以“實力求和平”的政策取代了緩和政策，在美蘇關係的各個領域裏，美國也開始執行較以前強硬的政策。
此時的中國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周恩來總理和毛澤東主席相繼逝世，鄧小平被解除了領導職務。福特政府是密切地注視著中國政局的變化，他們擔心中國領導層的變動會導致中國政策的改變而不利於美國。為此，美國通過繼續支持中國反對蘇聯的威脅以及加強同中國的軍事合作來表明它對中美關係的立場。10月12日，國家安全委員會批準向中國出售兩部具有軍事用途的Cyper-72型電子計算機，以此作為在中美軍事合作方麵的進一步行動。
雖然如此，福特政府在支持中國反對蘇聯威脅方麵仍然是小心謹慎的，其支持也主要是停留在口頭上，它並不意味著美國將采取聯華反蘇的方針。相反，福特政府不願因中美關係的發展尤其是中美在軍事上的合作促使蘇聯作出強烈反應，從而危及美蘇關係。1976年9月，基辛格還在一次談話中否認了施萊辛格關於可能向中國出售武器的建議，他說：“我們從未同中國就防務問題進行過討論，我預計今後也不會有這種討論。”由於美國對蘇和對華政策間的相互製約，使福特政府不得不謹慎從事，其結果是在對蘇與對華關係兩方麵都進退兩難，難以取得重大進展。此時，中美關係甚至出現了某種停滯不前的現象，尤其是在實現關係正常化方麵沒能取得突破。
卡特的“中國牌”打得越來越高明
1977年1月，卡特一上台就在處理對外政策的方法上顯示出對基辛格的現實政治相當反感，他在作總統候選人時就曾抨擊過它，他提出以加強美歐日三邊同盟和改善同第三世界國家的關係來阻遏蘇聯的擴張，維護美國在世界各地的既得利益。卡特對國務卿萬斯第一次出訪中國前所作的指示中就表達了與過去對外政策決裂的意向：“我們不能奉承他們。”卡特說，“不能像尼克鬆和基辛格那樣做。”萬斯本人也表達了這種在不使蘇聯受損害的情況下與中國發展關係以獲取某些三角利益的後現實政治的觀點。他認為美國和中蘇兩個對手的關係不一定要聯係在一起，他讚成同中國關係正常化，因為中國“是一個將在20世紀的最後25年中起重要作用的大國，而不僅僅是一個能成為對蘇聯的一種有益的抗衡的國家”。但實際上，萬斯開始把同中國的關係看作是對美蘇關係不斷增加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