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中蘇邊境衝突後，蘇聯已把持續的軍事集結當成對中國政策的一個中心組成部分，因而在最初考慮中國問題時，尼克鬆政府最擔心的是中國的軟弱，他們害怕蘇聯通過征服中國將會從根本上改善它本身在國際力量均衡中的地位，而對美國不利。基辛格認為：“如果莫斯科得逞，使北京屈服而陷於無能為力的地步，蘇聯的全部軍事壓力就要轉向西方。在那種情況下，蘇聯冷酷無情，而美國軟弱無力，那就會促使日本和西歐去遷就蘇聯的其他要求，至於蘇聯周圍的許多小國那就更不用說了。”
於是，三角外交的首要任務就是確保三角關係不要瓦解，如果這個任務得以完成，那麼蘇聯同中國的“糾纏”就有可能成為遏製蘇聯的工具。正如1971年10月，基辛格第二次到中國前對尼克鬆所說的那樣：“我們要使我們的對華政策向莫斯科顯示一下，它不能代表所有的共產主義國家說話；同我們達成協議對他們是有利的；他們必須考慮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合作的可能性――這一切並沒有過分觸犯蘇聯的偏執狂。我們這次對中國采取主動行動得到的最大的好處也許就是對蘇聯的影響。”
基辛格認為，三角外交戰略的運用，一是“要塑造一個全球的均衡”，這種“均衡可以保證大國之間的穩定”；二是利用美國同中國建立友好關係的前景，以便在解決越戰問題上得到蘇聯的幫助，“借助於三角外交來解決戰爭是可能的。這兩個共產黨強國，都因為害怕我們可能全力以赴地支持其中一個，而不能在越南問題上冒和我們決裂的風險，這一點已經是明確無疑了。”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訪華使三角關係公開化，從此，三國政府就不得不在計劃他們的政策時考慮到結成新的聯盟的可能性。當接到訪華的邀請時，基辛格向尼克鬆誇口說：“現在形勢變了，我們開始見到國際新秩序的輪廓了……我們現在已完成這件事，我們已經把各部分全都連接在一起了。”
基辛格認為，三角關係建立起來後，需要非常小心謹慎地把中蘇之間的敵意轉化為對美國有利的條件。“這場遊戲的名稱就叫做均勢”，“這是一場有三方參加的遊戲，然而任何簡單化都有可能導致一場大災難。如果我們表現出猶豫不決或傾向於莫斯科，北京就會被迫與蘇聯和解。然而，如果我們采納中國的看法，我們甚至可能不是在幫助北京，實際上，我們可能會誘使蘇聯對中國發動一場先發製人的進攻，從而麵臨巨大危險的後果。”而要實行他提出的這樣一種建立在難以捉摸、微妙、均衡、不帶任何感情色彩等基礎上的政策，並且還要在中蘇兩邊都得到最大限度的好處，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走一條中間路線。基辛格打中國牌取得成功的證明之一就是美蘇關於柏林和限製進攻性戰略武器的談判在“陷入僵局達好幾個月後像魔術一般地解凍了”，而且蘇聯人很快向尼克鬆發出了訪問莫斯科的正式邀請，甚至三個月前蘇聯就這樣訪問所提出的一些條件也取消了。
總之，在尼克鬆―基辛格時代，美國外交政策的重要特點之一是更加注意地緣政治方麵的考慮和推行均勢外交。他們認為，利用中蘇分歧，實現美中和解，不僅會使美國在全球戰略上得到巨大的好處，而且還能製衡蘇聯，這在具有曆史意義的上海公報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這一聲明微妙而又明確地表明了中美兩國反對蘇聯推行擴張主義的共同利益和立場。
由於尼克鬆政府對華政策的調整及美中的和解，美國在對蘇關係上獲得了巨大的好處，它不僅加強了美國對付蘇聯的實力，而且還使蘇聯不得不在70年代加緊同美國實行緩和，使美國在全球力量的重新組合中獲得了戰略上的種種利益，在國際舞台上取得了相對的主動。但是，利用中國因素來實現其對蘇政策方麵的目標還是有種種困難和局限性的。
首先，尼克鬆政府內部存在分歧。以尼克鬆和基辛格為代表的一些人主張以發展美中關係來製衡蘇聯，認為這會促使蘇聯更加願意同美國和解。但政府內也有一些人主張應把改善美蘇關係置於優先地位，他們認為任何改善對華關係的努力都可能使美蘇合作告吹。正是由於這樣，當美中關係處於十分微妙的時刻，尼克鬆政府在對華政策上不時出現一些自相矛盾的看法，造成了政策上的一些混亂。
其次，雖然尼克鬆政府要借助中國的力量來抗衡蘇聯，但他並未改變把中國作為敵對性國家的政策。1969年3月，在就部署反彈道導彈問題作出決定時，尼克鬆仍強調需要對付中國可能的核攻擊。3月14日，在宣布決定時他說：“我認為蘇聯同我們一樣，不願把他們的國家置於中共潛在的威脅之下。”這種說法實際上表明在遏製中國方麵美蘇還是有共同的利益。
第三，利用中國因素製衡蘇聯還要受到美蘇關係的製約。盡管基於美中兩國對蘇聯威脅的共同擔憂實現了雙方的和解，但尼克鬆政府極力避免給人以美中聯合反蘇的印象，基辛格多次表明：“我們並不想與中國聯合起來和蘇聯進行挑釁性的對抗。”在中美雙方和解後，尼克鬆政府又希望通過改善美蘇關係，使它的對華和對蘇政策得到某種平衡，並使美中和解不致損害美蘇緩和的利益。
第四，尼克鬆政府利用中國因素製衡蘇聯的政策存在著根本的矛盾。他試圖利用蘇聯對美中合作的擔心，壓蘇聯以妥協姿態同美國談判與合作，以便在有利於美國的條件下實現美蘇緩和。但中國也要製約美蘇緩和，防止它們合謀反對中國。因此，中國的安全利益同美蘇緩和之間的矛盾使尼克鬆政府處於左右為難的境地，使它不得不謹慎從事，在美中關係和美蘇關係兩方麵都不能走得太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