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自恃有特殊的身份和特殊的“貢獻”，常常肆無忌憚。“文化大革命”初期自不必說，1974年“批林批孔”，就很是施展了一番。她以個人名義給軍委和全軍寫信、送材料、派聯絡員，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放火燒荒”，煽動打倒十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李德生，隨後便是以批判林彪、孔丘為名把矛頭集中指向周恩來。
江青興奮了。歸來兮，“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八麵威風！
“九一三”以後稍稍穩定的政治局勢又開始混亂，國民經濟重新下降。
毛澤東生氣了，他並沒有給江青為所欲為的權力。
1974年10月4日，毛澤東提議鄧小平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顯然，這是為周恩來之後的國務院總理的人選做了安排。
10月11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近期內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知還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
大亂大治，隻有大亂，才能大治。這是毛澤東的觀點。“文化大革命”已經亂了八年，並未達到大治的目的。八年前，滿麵紅光，神采奕奕；暢遊長江，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健步登上天安門，向百萬紅衛兵揮臂致意，天搖地動。而今，步履蹣跚，垂垂老矣。不能再亂了，要安定、團結。治國安邦，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這幾個人不行，江青更不行。還是要靠周、鄧。人大會議已中止了七年，不能再拖了。要開人大，要重新“組閣”。國家要走上正軌。
毛澤東的思路向著有利於周、鄧的方向發展。雙方力量的對比，當然隨之向著不利於江青等人的方向發生變化。
四屆人大是很關鍵的一局。如果人大之後國務院形成一個周、鄧體製，情況將大為不妙。這一點，江青等人很清楚。這一局不能輸。要進攻，隻有進攻，才能掌握主動。決不能讓鄧小平任第一副總理。
周恩來告別西花廳
位於北京城內北海西岸旁邊文津街的解放軍305醫院，病房大樓底層有兩套寬敞的病房。一套是為毛澤東準備的，他沒有住。在另一套房子裏，1974年6月1日迎來了它的新主人――周恩來。
這天中午，身患癌症的周恩來走出中南海西花廳。剛到門口，他停下，轉身。兩道柔柔的目光，久久地撫摸著這世紀小屋。
他的秘書悄聲對身邊的醫務人員說：“昨天總理一再說，他舍不得離開這兒。這辦公室他用了25年。”
305醫院。躺在手術床上包紮傷口的周恩來緩緩睜開了眼。他黯淡的目光透出若有所求的神色，嘴角微微抽動著。
是麻醉效果不好而疼痛？是關心手術結果？還是要感謝為他竭盡心智做手術的專家……
醫務人員把頭俯下去，於是，聽到了一陣微弱的呐呐聲：“叫，叫李冰同誌來。”
剛出手術室的中國醫學科學院日壇醫院的李冰，聽到召喚，忙回到手術床旁。
“李冰。”周恩來的嘴唇翕動著。
“嗯。”李冰輕輕應著，側耳俯身，貼近周恩來的唇際。於是，周恩來呼出的熱氣和艱難吐字的聲波，便直觸她的肌膚耳膜，從她心房喚來了春雷一般的隆隆回響。
“雲南錫礦工人，肺癌發病情況，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
“你們，要去解決這個問題，馬上就去。”周恩來斷斷續續，講完這句話，鼻凹處已經沁出汗。李冰用力抿緊嘴唇、點頭，並且飛快地眨動眼睛，防止淚水奪眶而出。她翕動著鼻翼，啞聲說：“我就去，請總理別說話了，千萬要好好休息。”她不敢久留，把頭一扭，匆匆退出手術室。
一進走廊，李冰猛地張開嘴，讓壅塞的喉嚨能順暢一些透氣。於是，壓抑已久的淚水如決堤的小河流泄下來。
這次手術後，周恩來的身體更虛弱了。正像人們已知道的，他一天也沒有停止工作。每次手術後，回到病房便又開始工作，讓工作人員為他念一些國際簡報、國內動態、大參考和參考資料。有時鄧穎超來了，就由鄧穎超為他念。周恩來的組織紀律性非常強，文件發到哪一級就是哪一級，不該讓別人看的就絕不擴散一點，對鄧穎超也不例外。鄧穎超帶來的如果是密封件，就當著他麵幫他拆開，交給他自己看。
剛能下地，周恩來就又開始了夜以繼日的工作。在1975年5月的一天，周恩來在散步時，曾問身邊的醫護人員：“你們說實話，我還能堅持多久？”
醫護人員一怔，馬上竭力綻出笑，想用幾句輕鬆的安慰話搪塞過去。
周恩來抬眼望天空，仿佛在正視那冥冥之中的死神，又像是在尋找馬克思在天之靈，然後坦然地笑了。
“組閣”風波
周恩來住院期間，江青一夥加緊了奪權活動。他們用的還是老辦法：先製造輿論。《紅旗》雜誌1974年第10期發表了姚文元策劃和修改定稿的《研究儒法鬥爭的曆史經驗》。從6月5日姚文元布置寫這篇文章，到10月1日刊出，曆時近四個月。《紅旗》編輯部貫徹姚文元的意圖，說文章的主題應放在“研究儒法鬥爭對無產階級革命和專政的意義”上，文章的目的是“為了現實的階級鬥爭”，所以要“針對當前的主要問題來寫”，要著重寫“複辟反複辟”的“經驗教訓”。姚文元8月5日說：“索性改為儒法鬥爭對今天的意義”。文章借研究秦漢儒法鬥爭曆史經驗之名，借古喻今。文章說：“新興地主階級能不能保持政權，關鍵在於能不能保證繼續執行法家路線。”又說：秦始皇陶醉於“黔首安寧，不用兵革”這種太平景象的時候，奴隸主複辟勢力的代表人物趙高已經披著法家的外衣鑽進了秦王朝的心髒，對地主階級政權進行“挖心戰”。秦始皇一死，趙高立即發動沙丘政變，用一條“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的儒家路線代替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線，對地主階級的政治代表實行血腥的階級報複。文章說：“西漢王朝的前期和中期所以能在反複辟鬥爭中取得勝利”，就是因為漢高祖死後“法家路線卻曆經呂後、文、景、武、昭、宣六代基本上得到了堅持”。“由於在中央有了這樣一個比較連貫的法家領導集團，才保證了法家路線得到堅持。”而“清君側”的策略就是通過“搞垮中央的法家領導集團”改變法家路線。文章進而點明本意：“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那些鑽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也往往采取這種‘清君側’的反革命策略”，“打擊堅持毛主席正確路線的革命力量。”他們的用意，躍然紙上：一為影射攻擊周恩來、鄧小平等是鑽進黨內的趙高、劉濞；一為標榜他們是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中央法家領導集團”，要讓法家人物“在中央主持工作”。在這以後，上海市和兩校等寫作班子發表的多篇文章，為所謂“中央法家領導集團”鼓吹。這些文章，既是給老百姓看的，更是給毛澤東看的。他們向毛澤東進言：隻有讓“中央法家領導集團”主政，才能夠堅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毛澤東心中有數，知道江青“積怨甚多”，對此並不理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