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廣場上的群眾比白天的人數激增了幾倍，整個廣場上人山人海。
幾十萬群眾在廣場上流動，圍觀那些被燒壞的汽車和那座遠遠看去門前還紅彤彤地閃著火光的小樓。群眾的議論是多種多樣的：
“為什麼沒有人救火？”
“燒了，活該！”一位軍人在人群中大聲說。
廣播喇叭播出的講話，對廣場上的群眾不起什麼作用，人們不願意仔細去聽它，出自上邊的一切宣傳，已經沒有人相信了。人們明白，當時的輿論工具控製在“四人幫”的手裏。特別是在此時此刻，尤其如此。
在紀念碑周圍，群眾中又爆發出一陣陣口號聲，聲音之大，甚至把大喇叭的聲音都壓下去了。
7點，市公安局的黑幹將下達命令：
“今晚搞統一行動，組織要嚴密，準備武器，可以帶棍棒，銬子。”
7點過後，中山公園和勞動人民文化宮裏，開始聚集了大量的人。他們都是按照部署從城郊各個工廠緊急征調來的工人民兵。
據估計，當時在這兩個公園裏的工人民兵近十萬人。
北京市公安局的說法是五萬。但不管怎麼說，中山公園裏的民兵多到都快讓人邁不開步子了。
當然，這些工人民兵中並不都是身強力壯的人，其中還有一些年老體弱的婦女。這是因為六點鍾以後，很多工人都下班了，但是為了湊齊規定的數量，就把一些從來沒有當過民兵的人也征集來了。一些兩班或三班倒的工人都為此而停工停產了。
這些工人接到的上麵的指示是：政治任務第一，停工停產沒關係。
工人民兵都是從中山公園和文化宮後門下的車，一下車，很多人就分得了一根木棒，或長或短，或粗或細。
有些單位在來的時候就把棒子和鐵棍帶上了。北郊木材廠來的人就都把做家具用的電鍍鐵棍帶了來，黑暗中顯得明晃晃的。
在中山公園的大門口，還堆放著一大堆鐵鍬把和鎬把，沒有木棒的人還可以去領取。勞動人民文化宮裏的木工房，電鋸從下午開始就一直沒有停過。
他們接到的任務是，加班加點，多多趕製木棒子。
工人民兵在公園裏待命。這時有人拿著話筒講話了：
“現在廣場上反革命暴徒正在鬧事，我們首都工人民兵一定要和他們血戰到底！”
“和階級敵人鬥，要有武器，每人拿一根木棒，不管男女老幼，一律不放走。”
民兵們三一群倆一夥地議論紛紛。也有人心裏在想：“誰是反革命？誰是階級敵人？是那些悼念周總理的群眾嗎？”
“看來真是要向人民下毒手了。”
除了中山公園和文化宮外，靠近天安門的28中，靠近王府井的空軍招待所等處，也聚集了兩千多人。這些人都身穿藍製服，大蓋帽上的皮帶都勒到了顎下，作好隨時出發的準備。
在曆史博物館裏，在小樓的後院，五個營的部隊也集合完了，正處在“一級戰備”狀態。
這時“四人幫”在公安部的那個親信，坐鎮電話機旁。
“四人幫”的親信馬天水從上海打來電話，為他撐腰打氣。
“四人幫”在解放軍總政、全國總工會的親信，也紛紛竄到公安部那個親信的辦公室密謀。他們在等待著他們所謂“反擊”的時刻的到來。
太陽從西山背後落下了。
當西方最後一抹餘輝消失後，夜幕終於降臨了，黑暗又一次籠罩了天安門廣場。
苦鬥了一天的群眾，這時已經是又餓又渴，精疲力盡。那個廣播講話已經反複播了兩個多鍾頭，它不能不在人們的心頭罩上了一層陰影。
廣播講話裏連一句肯定人們悼念周總理的話都沒有，反而誣陷群眾是“壞人”“利用清明節，蓄意製造政治事件”，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
人們心裏都清楚，繼續留在廣場裏，將會遭遇到什麼情況。
但是，很多群眾還是在廣場上徘徊著，久久不願離去。
他們的身體雖然疲勞了，但對“四人幫”的仇恨和怒火，還在他們的胸中燃燒著；他們對周總理的無限深情，還鬱積在心中，還沒有得到抒發；人們應有的權利，還沒有爭得，還需要鬥爭。
這時，通往天安門廣場的道路已經封鎖了。
隻見一個青年從前門方向走過來，他繞了一個大圈子，才從長安街那裏找到一個入口處，進入天安門廣場。
他快步走上紀念碑，從懷裏掏出三張紙，趁著夜色，迅速把它們分別貼到紀念碑底座的南麵和北麵。人們趕忙圍了過來。
上麵是用毛筆寫著的幾首詩，一首是：
欲悲聞鬼叫，
我哭豺狼笑。
灑淚祭雄傑，
揚眉劍出鞘。
這首詩，如一顆重磅炸彈在天安門炸開了。
“四人幫”一夥知道後，嚇得渾身打顫，恨得咬牙切齒。
在天安門事件之後，這首詩被北京市公安局列為重點追查的一號的所謂反革命案件，也就是後來姚文元給天安門事件栽贓，把天安門事件打成反革命事件的重要“罪證”。
和這首詩同時貼出的，還有其他三首詩。
一個帶眼鏡的青年一遍又一遍地朗讀著這些詩句。
人們鬱悶和壓抑的心情不禁為之一振。
特別是現在這個時候，那個廣播講話一再以“反革命”的大帽子，要挾、驅趕群眾的時候，竟然有人敢於貼出這樣犀利的詩篇，鞭笞“四人幫”，更是難得了。
人們爭相地把這些詩句抄錄下來。
看著人們這親熱愛這幾首小詩，貼詩的青年感到極大的安慰。
他不顧便衣盯梢的危險，又在紀念碑前流連了好一會兒。
他就是共青團員王立山，鐵道部三局建築處機械廠的工人，今天已經是第二次到這裏來張貼詩詞了。
上午，他就曾經冒著危險把自己寫的一首詩裝在鏡框裏，端端正正地獻到紀念碑前，上麵還插了一朵精製的白花。
但是，當他傍晚再到廣場來時，這首詩已經不見了，而那個廣播講話卻一個勁地嚷嚷著。
機警而憤怒的王立山看到這種情況，馬上意識到，形勢已經非常危急了，他必須把自己這幾天寫的詩當作子彈，全部讓它發射出去，投入這場最後的戰鬥。
於是，他轉身來到前門大街，買好了紙、筆、墨、漿糊，又到附近的郵局，把它書寫出來，貼到廣場上。
這是4月5日天安門廣場上的最後一批詩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