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長期貧因落後的地區，農業喜獲豐收。內蒙古自治區當年有7000多個長期吃返銷糧的窮隊，實現了糧食自給。山東菏澤地區從1955年至1977年共吃國家供應糧25億斤，而1980年卻超額完成國家糧食征購任務，交售糧食3.5億斤。
那些包產到戶搞得早的地方，如安徽、四川、甘肅等地，則出現了更喜人的新氣象。大災之年的生產實踐，為這一年包產到戶的大爭論做了很好的總結。早包早富，遲包遲富，不包不富，這已是多數人的共識。
當然，在包產到戶問題上的鬥爭，並沒有完全停止。當時，全國一度出現兩種傾向：一是仍然堅持不準搞包產到戶；二是硬要農民搞包產到戶。兩者都脫離當地實際，違背群眾意願。而且前者在少部分領導人中仍有市場，有一個省的領導竟在幹部會上公開宣布：“誰要繼續搞包產到戶，是共產黨員的開除黨籍，不是共產黨員的開除公職。公安局的大門是開著的，我們不希望你們進去，但你們一定要往裏鑽，那也沒有辦法。”中央農口也不例外，有人仍借口維護毛主席倡導的農業學大寨精神，繼續或明或暗地抵製包產到戶。萬裏對此極為重視，1981年3月11日，他到農業部黨組會上指名道姓地作了嚴厲批評，指出：“‘左’的思想對我們的同誌來說，不是有無之分，而是多少之分。”“我們有些人掙了工資，吃了飯，憑老經驗，憑主觀想象，呆在北京城裏說長論短，不行！要親自到下邊去調查，去看看，否則思想很難統一。”
萬裏這番講話震動很大，事後農口100多位領導幹部都深入農村，搞調查研究。
為什麼關於包產到戶問題的鬥爭如此複雜激烈？一方麵說明“左”的觀念影響之深之大，但回過頭去看看，中央文件本身確實存在一些模糊概念。於是在貫徹執行中，人們按不同觀點各取所需。讚成包產到戶者說，我們是貧困地區，中央文件允許了，可以大搞；反對包產到戶者說，我們是一般地區，中央文件說不要搞。讚成者說，中央文件說包產到戶沒有複辟資本主義的危險，它當然屬於社會主義性質；反對者說，中央文件講包產到戶依存於社會主義，可見它不是社會主義性質……這些爭論莫衷一是，耗時間，耗精力，嚴重影響實際工作。
為了減少不必要的矛盾，推動農村改革順利發展，當時的國務院總理認為有必要在75號文件的基礎上，本著有利於解放生產力、有利於發展生產、有利於增加群眾收入的原則，再搞一個文件。這個文件不僅要給包產到戶以明確的說法，而且要進一步解決農村工作新出現的一些問題。
萬裏作為主管農口的副總理，立即責成國家農委副主任杜潤生主持起草文件。杜潤生長期從事農村工作，既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又有深厚的經濟理論水平。他領導寫作班子在大量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寫了一個初稿。為慎重起見，他又多次召開座談會，反複修改，幾易其稿。然後交1981年12月全國農村工作會議討論。文件近萬字，共25條。接受以往的經驗教訓，文字明確，有理有據，凡農村工作中的重大問題都有涉及。與會代表心服口服，順利通過，並以會議紀要形式報中央審定。
中央書記處討論時深感滿意，主持國務院工作的中央領導同誌提出把紀要作為中共中央來年第一號文件印發全黨，表示黨中央對農村工作的重視，大家熱烈讚成。
1982年元旦，是舉國歡慶的節日，也是我黨曆史上第一個農村工作1號文件正式出台的日子，它牽動了全黨上下和億萬農民的心。針對幾年來黨內外的大爭論，文件明確指出：“目前實行的各種責任製包括小段包工定額計酬，專業承包聯產計酬，聯產到勞，包產到戶、到組，包幹到戶、到組，等等，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製。”毫不含糊地給包產到戶、包幹到戶正了名，為幾年來無休止的大爭論畫上了句號。
文件還從理論上對雙包製做了說明，指出：“包幹到戶這種形式，在一些生產隊實行以後，經營方式起了變化，基本上變為分戶經營，自負盈虧；但是，這是建立在土地公有製基礎上的，農戶和集體保持承包關係……它不同於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個體經濟，而是社會主義農業經濟的組成部分。”它還指出：認為“包幹到戶就是‘土地還家’、平分集體財產、分田單幹，這完全是一種誤解”。
文件具體分析了雙包製的優越性：“聯產承包製的運用，可以恰當地協調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並使集體統一經營和勞動者自主經營兩個積極性同時得到發揮。”這就更堅定了人們推行包產到戶、包幹到戶的決心和信心。
麵對這樣明確、有力的中央紅頭文件，一些有左傾思想和舊框框的人，也隻好緘口不語。由此，農村改革駿馬就在我國神州大地疾速奔馳了。
五個“1號”文件成為農村行動指南
中央文件的威力是巨大的，它不僅統一了人們對包產到戶的認識，而且把農村、農民和農業問題提到了一個高度重要的位置，大大鼓舞了農村工作幹部的士氣，提高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過去，幹部的走向是“一工交，二財貿，三文教，死（四）也不到農口去報到”。如今農村問題成為中央1號文件的主旋律，農業成為各行各業中令人尊重的產業，農村幹部和農民都引以自豪，長期潛存的積極性迸發了，形成為促進農業生產發展的動力。
1982年底，全國農村喜氣洋洋：農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11%，糧食比上年增長8.7%，農民收入比上年增長15%。實踐再次說明，包產到戶的政策合乎情理，中央文件順乎民心，農村經濟充滿了希望之光，農民嚐到了改革的甜頭，中央增強了加大改革步伐的決心和信心。
1983年元旦，中央第二個1號文件――《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幹問題的通知》出台。文件講了14個問題，它比前一個1號文件又進了一步，不僅指出：“包產到戶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製”，而且高度讚揚“是馬克思主義農業合作化理論在我國實踐中的新發展”，“是在黨的領導下我國農民的偉大創造”。文件還要求對人民公社體製進行改革，“準備好一批，改變一批”。此後，風雲一時的人民公社，就逐漸解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