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被迫於1979年3月15日在頭版頭條發表了河南省張浩《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應當穩定》的來信和編者按。按語指出：“人民公社現在要繼續穩定地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製度”，“不能從隊為基礎退回去搞分田到組、包產到組。已經出現分田到組、包產到組的地方，應當正確貫徹執行黨的政策，堅決糾正錯誤做法。”這種口氣決非編者語言，自然大有來頭。隨後，《山西日報》等新聞單位即組織文章對安徽開展大批判，這猶如給剛剛起步的農村改革投下一枚重磅炸彈，把人們炸懵了，引起一片混亂。安徽、河南首當其衝，受衝擊最大，實行包到組、包到戶的生產隊都暫停春耕春播了。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傑立即趕下基層開座談會，做工作。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裏急得冒火，第二天就給《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打長途電話提意見。安徽省滁縣地區是包產到戶的始發區，3月16日，萬裏驅車趕到該地區視察，一下車就被吵吵嚷嚷的幹部、群眾團團圍住。人們群情激憤，紛紛要求省委拿主意。盡管萬裏耐心解釋與勸慰，有的縣委領導仍疑慮重重地提出：批評包產到組是錯誤的，要堅決糾正，這可是《人民日報》編者按語說的呀！萬裏激動地說：“是與非，隻能從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來衡量，靠實踐來檢驗，決不能靠報紙的一篇編者按來裁決。《人民日報》說是錯誤做法，我看是好辦法。能叫農業增產就是好辦法，能叫國家、集體和個人都增加收入就是好辦法，反之就是錯誤做法。”“我們要重視和尊重農民的選擇。肥西縣有的區社搞了包產到戶，怎麼辦？我看既然搞了就不要動搖了，一動就亂。管他《人民日報》怎麼說呢，生產上不去，農民餓肚子，是找你們縣委還是找《人民日報》，《人民日報》能管你們吃飯嗎！？”隨後，萬裏又跑了皖東六個縣，沿途做思想工作，好不容易才穩住了幹部、群眾的情緒，使春耕生產恢複正常。
事也湊巧，當時國家農委正在北京召集廣東、安徽、四川等省農村工作部門負責人開座談會。會上人們對包產到戶本來爭論就很激烈，《人民日報》編者按一送到會上，更是火上澆油，反對者和讚成者都慷慨陳詞，而且動了肝火。但不少同誌都認為，各地正在按三中全會精神搞農村改革，誰也沒有經驗，此時此刻《人民日報》發表傾向性如此明顯的來信和編者按，確實不妥。人們可能產生誤解，以為是這次農村工作座談會的新精神，造成思想混亂，妨礙春耕生產。秋後打不到糧食，農民挨餓，這可是大事。
安徽代表周日禮更是焦急、氣憤，他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介紹安徽農村改革的情況，指出包產到戶是生產責任製的一種形式，各種形式的責任製應當允許存在，由群眾在實踐中鑒別和選擇。他還強烈要求《人民日報》以同樣版麵和篇幅並加編者按語，迅速發表安徽群眾的來信，以正視聽，消除張浩來信及其按語的不良影響。
《人民日報》確實捅了個大漏子。當時不僅安徽、河南有許多群眾來信飛向報社，而且四川、雲南等十多個省都有一批來信責問：“《人民日報》太荒唐……弄得群眾無主張”。反響如此強烈，後果如此嚴重，始料不及。編輯部深感事關重大，不可馬虎，決定采取補救措施，穩定局勢。而中央農口主要負責人卻從中作梗，主張挑選兩封觀點不同的來信發表，編者按也由他們修改審定，說免得“顯出傾向性”。幾經周折，《人民日報》終於在3月30日頭版顯著位置發表了安徽辛生、盧家豐兩人的來信，並加發了編者按語，說了些模棱兩可的話，但終究承認過去發表的張浩來信和編者按“有些提法不夠準確，今後應注意改正”。
國家農委召開的座談會怎麼辦，總得有個會議紀要吧，由於責任製問題大家認識分歧大，為避免出現一家獨鳴，會議紀要根據安徽代表的意見，提出包產到戶是生產責任製的一種形式，可以由群眾在實踐中加以鑒別和選擇。3月20日下午，華國鋒等聽取彙報後，要王任重立即與正在安徽嘉山縣視察的萬裏通電話，查問生產責任製的實行情況。萬裏毫不含糊地回答：現在已經進入春耕大忙季節，不管什麼責任製形式，一律穩定下來，等秋後再說。
華國鋒聽說後，對紀要始終未直接表態，座談會的秀才們相當為難，隻好謹慎推敲，反複琢磨，紀要終於被中央批準印發了。它寫得很巧妙，盡可能照顧了各個方麵的意見，包產到戶讚成者和反對者均各得其所，但又特別強調“穩定生產關係，全力投入春耕”，“讓群眾在實踐中總結經驗，明確是非好壞”。一場爭論暫時平息，雙方都在等待時機，準備重新投入論戰。
鄧小平為農村改革鳴鑼開道
1979年國慶前夕，是我國農村改革的重要時刻，黨中央召開了十一屆四中全會，分析我國農業現狀，總結曆史經驗教訓，研究新對策。會議認為1978年三中全會提出的《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由於曆史情況發生變化，有些內容應作適當修改。修改後的《決定》突出強調：“確定農業政策和農村經濟政策的出發點，是充分發揮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充分發揮我國八億農民的積極性”；“在經濟上充分關心他們的物質利益，在政治上切實保障他們的民主權力”；“我們的一切政策是否符合發展生產力的需要，就是要看這種政策能否調動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
《決定》還對農村工作提出三個“一定”、一個“決不能”的要求：“一定要從實際出發；一定要按照自然規律和經濟規律辦事，按照群眾利益辦事；一定要堅持民主辦社的原則，尊重和保護群眾的民主權力”；“決不能搞瞎指揮和一刀切”。同時有針對性地指出：“大寨和全國一切先進單位，都要對自己一分為二”。重申：“分配上堅決糾正平均主義，可以定額記分，可以評工記分，也可包工到組，聯產計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