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 四項基本原則為本!改革開放強國之路(7)(1 / 3)

刑滿釋放後,明確規定,不得留北京,不得向任何人講他被逮捕和判刑的經過及真相。1965年12月底,被秘密安置到江蘇阜寧中學圖書館當圖書管理員,每月發放37元生活費。幾個月後,“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他又被揪出來,接受群眾批鬥、打倒、管製,幾乎被折磨至死……

胡耀邦握著惲逸群的手,對他說:“你的冤情我都知道了,馬上就會解決的。”隨即,胡耀邦拿起電話機,要通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請江華認真解決此案。

不久,胡耀邦又接到惲逸群的電話,說最高人民法院已經撤銷了原來對他的錯判,並為他恢複了名譽。同時,惲逸群迫切要求發揮餘熱,安排工作。當年8月,中組部把他安排到南京中央第二檔案館先臨時工作。

這天上午,中組部又來了一對老人。一位頭發花白的60多歲的女同誌扶著一個手拄拐杖、雙目幾乎失明的老同誌。他們來到傳達室問:“請問胡耀邦同誌在不在?”

“今天上午耀邦同誌有個會。”門衛回答。“那就不打擾了。我們有封信請你轉交給他。”“好的。”門衛收下。

門衛按照胡耀邦對工作中的要求,趕快把信送到樓上胡耀邦的手中。胡耀邦看罷信,忙問:“人呢?”

“走了,留下信說了幾句話就離開了!”

胡耀邦長歎了一口氣,說:“曾三、沈義都是多年革命的老同誌啦!”

然後,他說:“會議暫停一下,我把這封信讀給大家聽聽。”他情緒激動地讀了起來。他用手不停地敲擊桌子說:“曾三同誌1931年參與創建中國工農紅軍的無線電通訊事業,先後擔任中共蘇區中央局電台政委兼台長和紅軍通信學校政委,貢獻是重大的。這些當年我這個‘紅小鬼’都清清楚楚。解放後,曾三任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處長、秘書局長、辦公廳副主任,成為新中國第一任中央檔案局局長、中央檔案館館長。就這麼一個革命中成長起來的同誌,怎麼會‘裏通外國’、‘盜竊擴散中央機密檔案’呢?簡直是莫須有!”

從批判“四人幫”聯係當前,胡耀邦氣憤地說:“現在硬是有這麼一些人,不把許多老同誌整個死,也要把他們整脫一層皮,處處事事都刁難至極!”

他馬上在信上寫上處理意見,讓人送給中央副主席汪東興,請求趕快落實平反。很快,曾三老兩口的問題解決了。

有人在中組部找不到胡耀邦,就到他的家裏來,漸漸地,胡耀邦的家也成了接待室。胡耀邦開始思索了,到中組部短短幾個月,已有很多老同誌登門上訪,信件和電話不下千餘,由此看來,有冤的老同誌和幹部肯定還有很多,隻不過他們還沒有直接敞開心扉鳴冤叫屈,工作還得主動、深入。

他馬上指派人員到中組部招待所找周揚、丁玲、林鐵等尚未“解放”的老同誌談心,又請來人民日報社的同誌采訪他們。

胡耀邦聽派出去的人回來彙報說還有不少老同誌心有餘悸,吞吞吐吐,說:“許多老同誌被整怕了,被整得心碎了。應該關懷愛護他們,鼓勵他們重新振作起來。”於是,他讓這些調查的同誌再寫一篇題為《老幹部的光榮責任》的文章,激勵老同誌挺起腰杆,放眼未來,勇於承擔曆史重任,做好對中青年的傳、幫、帶。這篇萬字的文章在《人民日報》發表後,在全國引起了很大反響。

康生定的“鐵案”被翻了過來

一封於1977年11月11日寫給中共中央的反映信轉到了胡耀邦的案頭,信是原輕工部第一副部長孔祥禎寫的,事關被康生、“四人幫”一夥誣陷為“叛徒集團”的“六十一人案”,關係到一大批黨和國家的領導幹部。

信中寫道:“為了給國民黨統治時期的監獄送信一事,我受了八年監禁,兩年下放,身已癱瘓,現猶未痊愈。幸由葉副主席批準我今年回京,現在北京醫院治療。在此九死一生之際,常有一事,使我耿耿於懷,日夜難忘者,即對北平軍人反省院一些幹部出獄的事實,不能使組織上和群眾徹底明了當時的情況,實在心常戚戚。為何這樣說呢?因為張聞天早死,柯慶施去世,徐冰身亡,殷鑒早歿,而親身經曆其事者,隻我一人。我若不說,誰還能詳細說出這件事件的經過呢……”

信的最後寫道:“這不是我個人的問題,而是事關幾十個幹部政治生命的大事,若不及早報告中央,一旦個人命盡,真會使我死不瞑目,遺憾九泉了。”

胡耀邦知道這個冤案的分量。康生、“四人幫”曾咬定,這個“隱瞞”了幾十年的“叛徒集團”,是“永遠翻不了”的“鐵案”“鋼案”。

曆史倒回到11年前,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康生、“四人幫”是如何精心炮製“六十一人”集團冤案的了。

1967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發的第二年,康生、“四人幫”為了達到陷害黨內老幹部的罪惡目的,在全國範圍內刮起了一股“抓叛徒”的妖風。他們到處煽風說:“南開大學有個抓叛徒戰鬥隊,發現了61人的‘叛徒集團’。”

江青在軍委擴大會上得意洋洋地說:“紅衛兵小將的功勞可大啦”,並說:“要是沒有他們,怎麼能搞出那個叛徒集團啊!”

所謂“六十一人”集團案主要是指薄一波、安子文、劉瀾濤、楊獻珍等,1936年根據黨的指示,從草嵐子監獄(北平軍人反省分院)出來的一批革命同誌。在獄中,他們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但是,“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康生、“四人幫”背著黨中央,把他們統統當作“叛徒”抓了起來。

1967年元旦清晨,中央文革小組批準由北京地質學院的幾十名紅衛兵組成的“抓叛徒戰鬥隊”,從北京直奔廣州,把正在療養的薄一波“揪回北京去”。年近六旬的老人被紅衛兵扭胳膊、揪衣領,推推搡搡押回北京。

2月9日,在康生、“四人幫”的操縱下,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批鬥薄一波的大會。不久,就被押往德勝門外的監獄裏,“罪名”一大串:“劉鄧黑司令部的幹將”“劉少奇叛徒集團的主要分子”“大叛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三反分子”,等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