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研究中心對於金融體製的改革，給以特別的關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所有基本建設投資都由財政撥款，連定額流動資金也靠財政撥款，銀行隻擔負產品周轉中所需流動資金的貸款。銀行還代管財政收支款項，幾乎成為財政部的出納機構。在給地方和企業提留部分利稅以後，它們有了自有資金，能按市場需要進行擴大再生產的建設，地方和企業的自有資金存入銀行，銀行可以貸款給企業進行擴建改建，特別是技術革新，銀行的作用就開始擴大了。當時有中國人民銀行、建設銀行、中國銀行、農業銀行四大銀行，中國人民銀行兼負貨幣發行和工商業信貸以及居民儲蓄業務。由於沒有一個淩駕於各專業銀行之上的獨立的中央銀行，貨幣發行管理不嚴，也不可能管理信貸收支平衡。中國人民銀行因兼營工商信貸等業務，與其他銀行的矛盾很大，各專業銀行不接受中國人民銀行控製。經濟研究中心集各國金融製度的經驗，並請前聯邦德國著名經濟學家古托夫斯基（曾任德政府經濟顧問“五賢人委員會”成員）來華交換意見，提出建議。1983年經濟研究中心向國務院提出單設中央銀行來管理各專業銀行的建議，並提出中央銀行的主要任務是嚴格管理貨幣發行，保證信貸收支平衡，不經營一般信貸業務。國務院采納了這個建議，並委托經濟研究中心會同四大銀行提出具體方案。
在我第一次邀請四大銀行開會時，由於過去相互間的矛盾很大，爭論激烈，會議無法結束。於是在常務幹事徐雪寒同誌協助下，邀請四個銀行分別開會，然後由經濟研究中心提出方案，共同協商。徐雪寒同誌還到上海去邀請四大銀行分別開會，協調相互間的矛盾。由於另建中央銀行要收回已發行的貨幣，所以決定由中國人民銀行承擔中央銀行的職責，人民銀行原來經營的工商業信貸和儲蓄等業務，劃歸新設的中國工商銀行接管（人民銀行原管信貸業務的人員交給工商銀行）。以後中國人民銀行就不直接經營信貸業務，隻與專業銀行發生信貸關係，真正成為銀行的銀行。這個建議經各銀行討論同意後，提請國務院討論，並得到國務院認可。在研究過程中，我還一再強調，目前我國的銀行不像銀行，像個行政機關，我們無論如何不要使銀行機關化，而要盡可能使它企業化。要用銀行的辦法來管理銀行，不要用行政機關的辦法來管理銀行。現代化的經濟，要有現代化的金融體係。實現經濟現代化，銀行應該帶頭現代化。
經濟研究中心還很重視價格改革問題的研究。長期以來，由於實行高度集中的由國家統一定價的物價管理體製，整個價格體係越來越不合理。1979、1980年對價格體係進行過局部調整，主要是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對部分價格偏低的能源、原材料進行微調，並放開不少小商品價格，但價格體係不合理的狀況還遠未解決。我從自己長期從事經濟工作和擔任全國物價委員會主任的經驗中深深體會到，不改革僵化的物價管理體製、理順價格體係，是不能正常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的，因此價格改革對整個經濟體製改革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1982年我和前聯邦德國的古托夫斯基等人交換意見時，我們一致認為價格改革是經濟體製改革能否成功的重要關鍵。從1982-1984年，經濟研究中心會同價格研究中心（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後不久，在1982年，國務院又設立了技術經濟研究中心和價格研究中心。我當時兼任價格研究中心的總幹事，劉卓甫同誌任副總幹事）組織有關方麵專家，積極研究價格改革的指導思想和實施步驟，向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和國務院提出意見建議。
價格改革需要解決兩個相互有聯係的問題。一是調整價格體係，理順各類商品的比價關係；二是改革物價管理體製，絕大多數商品不要再由國家統一定價，而由價值規律通過市場供求和競爭來形成，即逐步放開價格。我們認為價格改革的步驟，應當是調放結合，先以調為主，在條件成熟時轉變為以放為主，最後達到絕大多數商品價格全麵放開。在1982-1984年間，我們經濟研究中心著重研究的是價格體係的調整問題。
對於調整價格，當時是有很大顧慮的，主要是擔心導致物價總水平猛漲，引起人民群眾的不滿。有關部門提心吊膽，遲遲不敢有所動作。當時火柴每盒2分錢，企業虧本，不願增產，市場缺貨，不得不限量供應，其實每盒漲1分錢，人民負擔增加不了多少，卻能迅速增加供應。這件事議論了多次還是不敢動手。我們多次強調，防止物價總水平猛漲的關鍵，是要控製貨幣發行量，防止貨幣流通量過多。隻要通貨不膨脹，對部分商品價格進行有升有降的調整，物價總水平仍可基本上保持穩定。物價總水平穩不住，根源在於沒有管住貨幣。所以我們堅決支持國民經濟調整工作，製止通貨膨脹，在這個前提下，我們主張既積極又慎重地推進價格調整，可以先從條件比較成熟、對人民生活影響較小的商品入手。
1982年第四季度，我們研究了棉花、化纖布調價問題。當時我國棉布因棉花幾次提價而未提，出現虧損；化纖布因化纖工業發展很快，成本下降，利潤很高。物價局因怕化纖降價影響財政收入，不讓降價，致使產品大量積壓，被迫減產。國家經委委托我召開一次紡織品價格會議，我大膽提出提高棉布的銷售價格，同時大幅度降低化纖布的價格，以擴大化纖布的銷路，代替棉布，使多年限量供應的棉花也就可能敞開供應。我說：“最好不要坐失良機，不要等化纖布降價降夠後再提高棉布的價格，並且盡可能使這項調價成為今後較大規模調整物價的突破口”。1983年我患闌尾炎，住院動手術，趙紫陽總理到醫院來看我，我談了我再三考慮的意見，我認為棉布、化纖布調價沒有風險，可以出台。不久國務院批準了這個建議。這次調價很順利，調價的結果，人民更多使用化纖布來代替棉布，群眾因棉布提價多花的錢，從化纖布降價收回來，改變了人民使用紡織品的結構，棉布不久就敞開供應甚至出現積壓了，化纖布也可以放手生產。這次調價的成功，提高了人家對調整價格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