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這麼悲觀嗎？”舒晴問道。
彭長宜答道：“這可不是悲觀，這是客觀事實。如果認為這是悲觀，那就會蒙蔽我們的雙眼，就會看不到問題的本質。”
舒晴笑著說道：“嗬嗬，受教了。”
彭長宜忽然意識到，他不知不覺中，已經掉進了舒晴為他設置的“套”中了。他特別強調：“今天我們的談話內容，與我本身的職位無關。”
舒晴笑了，說道：“我喜歡這樣的暢所欲言，再次聲明，我隻是了解和探討，絕不寫成書麵的文字。我一個小小的政策研究室的研究員，既然不能做女媧補天的大事，最起碼也能做到杞人憂天吧，或者因為我也是一名共產黨員吧。”
彭長宜不再那麼抵觸舒晴的論題，他說道：“西方有位著名學者曾經說過，在現代政治中，農村扮演著關鍵性的‘鍾擺’的角色。這一論斷對中國而言尤為貼切。美國著名學者亨廷頓在分析世界範圍內眾多的革命現象時也指出，農村主導集團所起的作用實際決定著政府穩定或脆弱的關鍵所在，我的理解就是一句話：得農村者得天下。”
“說的太對了。”舒晴感覺彭長宜不那麼抵觸她了。
彭長宜說：“盡管我抵觸你的研究論題，但其實我們這些基層幹部有著難以言說的苦惱。這種苦惱是無論如何不能對外人講的。我現在比在鄉鎮的時候好多了，我當鄉鎮幹部的時候，嚐遍了各種酸甜苦辣鹹。那個時候，我們自己把自己比喻成地板幹部，什麼叫地板幹部，就是最底層的幹部群體。處在最底層，卻肩負著維護一方穩定、發展一方經濟的重任，這些基層幹部們的行為，是最具體而直接地體現黨的執政能力和形象問題。然而，這又是最容易被忽視的一個群體，他們所承受的工作壓力和身心壓力沒有人更多地去關注、去關心。”
舒晴說：“我想，我現在能理解一些了。”
彭長宜點點頭，接著說道：“這是咱們私下裏講，基層幹部，真的是苦惱多於快樂。當年我在基層的時候，總是抱怨上級不理解下級，現在我有幸到了原來上級的位置，也煩他們跟你訴苦，隻要你一布置工作，任務先擱在一邊，他們先跟你強調各種的困難，各種的苦。時間長了，我也懶得聽了，我經常這樣說：困難有唄，的確有，我知道，因為我也在基層幹過，殯葬改革期間，黑天半夜，我親自抬過死人，清理整頓五小的時候，我帶著人，蹲坑守候，風餐露宿，防止冒煙，甚至遭人暗算，基層工作，能沒有困難嗎？沒有困難要我們這些人幹嘛？國家天天給你開著工資，就是讓你喝茶看報紙嗎？還有一點，就是山區的幹部好管理，越是經濟發達的地方，幹部越不好管理。”
舒晴問道：“依你看，基層最大的工作難點體現在哪些方麵？是幹群關係嗎？”
彭長宜搖搖頭，說道：“幹群關係稱不上是最大工作難點，最大的難點我認為是權小責大。我在鄉鎮工作的時候，就把這種矛盾比喻成小馬拉大車。”
“哦，怎麼講？”舒晴對彭長宜的話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彭長宜駕駛著方向盤，在穩穩地超過一輛車後，才心平氣和地說道：“首先，經濟發展是基層最迫切的問題。發展地方經濟，恐怕是任何一個基層幹部都想做的事，不管上級有沒有這樣任務指標，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每一個基層幹部的心願，因為你的一言一行，老百姓都看在眼裏，記在心裏，這是基層幹部，特別是鄉鎮黨委書記和鄉鎮長們最迫切、也是最核心的工作內容。再有，就是現在時興搞一票否決製，這個壓力也是最大，你想，上麵千斤擔，鄉鎮一肩挑，檢查天天有，事事能摘帽。我在北城擔任政府一把手的時候，就曾經代表區政府就跟市裏一年簽過23項責任狀，哪一項都能將你一票否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