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有八和，先有瓊花”在戲行中是無人不懂的。瓊花會館始建於明代萬曆年間。根據《佛山忠義鄉誌》的記載：“鎮內有會館凡三十七，瓊花會館建築瑰麗，為會館之最。”。當時瓊花會館坐落於“優船聚於基頭，酒肆盈於市畔”的大基鋪（即佛山市紅強街區）。當時會館門口有四條大柱，還有個亭子。館門口的牌匾是“會館”兩字，全館的麵積比當時的祖廟還大。全館共分三進：第一進是鍾鼓，繼後有可拆可合的臨時舞台；第二進是瓊花宮大殿，大殿前是天階；第三進是會所。華光誕時戲行中人彙聚瓊花宮大殿祭祀華光帝。瓊花會館附近就是佛山大基尾河邊的瓊花水埠，方便坐紅船的伶人上岸或到其他地方演出。據說伶人最初雇用紫洞艇作為戲船，後來加上帆哩，在船身繪畫龍鱗菊花圖案，船頭髹成紅色，因而稱為紅船。
清朝
廣東本地戲班早期活動的中心在佛山。順治十五年(1658年)在靈應祠祖廟前建華封戲台，台上演戲鼓桌什物俱全。康熙年間改名為萬福台，是廣東現存最華麗精巧、嶺南地區規模最大的古戲台，見證粵劇發展曆史。戲台分前後兩部份，前台以金漆木雕為布景，具有強烈的舞台效果。整個萬福台還采用拱型結構，無論站何處，所能聽到的音質基本相同。
雍正年間，廣州更出現“土優”、“土班”。有文獻記載：“廣州府題扇橋，為梨園之藪，女優頗眾，歌價倍於男優。……能昆腔蘇白，與吳優相若。此外俱屬廣腔，一唱眾和，蠻音雜陳。凡演一出，必鬧鑼鼓良久，再為登場……榴月朔，署中演劇，為鬱林土班，不廣不昆，殊不耐聽。探其曲本，止有白兔、西廂、十五貫，餘俱不知是何故事也。”
乾隆年間，廣東一帶比較安定，商貿發達。佛山更是商幫薈萃，因此娛樂要求而更加興旺，吸引百多個外省戲班來廣東演出。這些外江班主要來自江西、湖南、安徽、姑蘇等地。他們於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合作在廣州創建“粵省外江梨園會館”。而本地班在他們的集中地－佛山成立了“伶人報賽之所”的戲班同業組織——瓊花會館。另外粵西“下四府”(指高州、雷州、廉州、瓊州四府)的演戲活動都很頻繁，每年的關帝、天妃、冼夫人一類神誕，均有“演戲迎神”的習俗。
鹹豐四年（1854年），清政府為了消滅三軍勢力，殘殺藝人，火燒瓊花會館，禁演粵劇15年之久。在禁演期間，本地班藝人逃亡省外海外，有些粵劇藝人為了生活，加入徽漢等劇的外江班，掛京、漢、徽、湘等皮黃戲班招牌演出，因而促成梆子與二黃的合流。鹹豐十一年，李文茂、陳開先後敗死，清政府禁令稍弛，本地班乘機再度興起。同治九年（1870年），高要縣紳士馮光緯等人曾經上稟請求準許演出夜戲，而知縣亦表示同意，可見禁令鬆弛的情況。
同期大批華工被押騙往海外，隨著出國華工的大量出現，廣東戲曲逐漸傳播海外。《美國華人史》記載粵劇為華人帶來了賴以生存的民間文化。當年從舊金山請來的青年男演員(當時尚無女演員)經常來往於巴特和瑪麗斯維爾等礦區，為當地華工演出傳統的舞蹈和折子戲。擁有123名演員的鴻福堂劇團在美國大劇院首次登場，上演粵劇，大獲成功，並在唐人街建立自己的劇場。另一方麵，移居到越南、新加坡、印尼等地的大量華僑仍然保持了固有的習慣，僑民當中以廣東人為多，他們愛好粵劇。因此越南西貢有粵人劇團。新加坡的戲劇，也是由廣東人來演出。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印尼出版爪哇文譯本《薛仁貴》、《楊忠保》、《狄青》、《貴夫人》，後來更有馬來文譯本的《乾隆君遊江南》。
粵劇解禁後，本地班表演方式改變很多，聲腔已經吸收了二黃，並能以梆子、二黃為主，兼用大腔演出。當時表演角色分為武生、正生、小生、小武、總生、公腳、正旦、花旦、淨和醜十大行當。後來經鄺新華、獨腳英、林之等人努力，粵劇得以重生，並組成了粵劇仝人的新組織——八和會館。當時建築八和會館的費用都是透過全行在每年閏月休業的時期舉辦義演，扣除工資後所籌集而成。另外，凡是入會會員都需要付出白銀一兩作為“份金”。
終於在清朝光緒十八年(1889年)八和會館在廣州黃沙舊地海旁街落成。八和會館共分八堂，作為粵劇藝人住宿之用：兆和堂、慶和堂、福和堂、新和堂、永和堂、德和堂、慎和堂、普和堂。不同的行當被安排居住不同的分堂。小生、正生及大花麵具在兆和堂。二花麵、六分住在慶和堂。花旦住在福和堂。醜角在新和堂。武生在永和堂。五軍虎及武打家在德和堂。接戲賣戲的在慎和堂。棚麵的音樂人員在普和堂。由於工作人員有很多，八和會館更設有方便所（醫療室）、養老院、一別所（安排身後事情）、小學、何益公司（戲箱行）。八和會館會員總多，管理製度不斷完善。後期實行行長製度，各行行長都是全體人員推舉出來。
雖然粵劇開始恢複演出，但是在劇目內容和表演藝術上，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反映現實生活的新劇目不斷湧現，如《梁天來告狀》、《王大儒供狀》、《蛋家妹賣馬蹄》等，並在戲棚官話中加插廣州方言演唱。當時廣州先後建成河南、廣慶、海珠、樂善、南關等戲院，其後出現調製戲班演出的寶昌、宏順、怡順、太安等公司，全都活躍於廣州、香港、澳門等地。文獻記載“廣州班為全省人士所注目，其名優工價，至於二三千金，聲價甚高，然大概以擅演男女私情……為第一等角色”。
清朝末年，中國的知識分子激發戲曲改良的浪潮席卷全國。光緒24年，中國日報副刊之旬報特辟鼓吹錄一門，由楊肖歐、黃魯逸幾名記者撰作戲曲歌謠來諷刺時弊政治得失，引起廣州香港等地的報刊注重戲曲歌謠。[光緒29年，一篇觀戲記猛烈批評當時的戲曲曲本迂腐，不能激發國民之精神。不久，反映時弊的作品陸續出現，譬如：《新廣東女兒傳奇》、《黃蕭養回頭》及梁啟超的《班定遠平西域》等等。這些新編的劇本之中，有些是由富有舞台經驗的藝人編撰。對粵劇影響深遠的應該是同盟會所組成的“誌士班”。辛亥革命前後十年間，在港澳廣州等地曾出現了30多個這類的“誌士班”，例如：采南歌班、優天社、振天聲社、仁聲劇社、民鏡社、國魂警鍾社等。最早使用廣州方言來演唱粵劇的春柳社影響了其他的誌士班，為了便於宣傳革命思想，改用了廣州方言來唱梆黃，演出了《周姑娘放腳》及《盲公問米》，使宣傳效果超出預期。[為了加強反清反帝反封建的宣傳，更編演了《文天祥殉國》、《戒洋煙》、《虐婢報》、《秋瑾》、《溫生才刺孚奇》等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