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調與高調，代表著做人的兩種姿態，也反映著人們內心的格調、品位、氣質與修養。古人雲：木秀於林，風必摧之。處世的智慧要求我們：事事不必強過於人，時時不可傲視於人，如同愚者大智、怯者大勇一般。而凡事張揚、招搖過市者，常常是酒囊飯袋裝出來嚇人的，真正的智者是從來不需要這些的。低調做人，靜心做事，為的是安然處世，怡然生活。
1.低調是一種做人的藝術
低調是一種做人的藝術，也是感悟人生後的一種智慧，經曆挫折後的一種持重。有誌者欲成就自己的事業，必須學會低調做人，磨煉自己的忍耐力，否則將很難成就大事業。
該低頭時就低頭，也就是在形勢不利於自己的情況下，要學會主動退讓，自覺認輸。學會認輸並不等於真的認輸，而是一種暫時的保全之道，隻有保存實力，你才能有重新奮起的可能性。
人生在世，要學會保護自己，急流勇退不是消極地避利避禍，而是為了養精蓄銳，取得更大的發展。
這種“低調做人”的自衛自保之法，在擁有長矛利器的曾國藩那裏也曾被運用得淋漓盡致。
太平天國起義被鎮壓下去之後，曾國藩因為作戰有功，被封為毅勇侯，世襲承替。這對曾國藩來說，真可謂功成名就。但是，聰明的曾國藩此時並未感到春風得意，飄飄然。他在這個時候想得更多的不是如何欣賞自己的成績和名利，而是擔心功高招忌，恐遭狡兔死、走狗烹的厄運。
他想起了曆史上許多身居權要的重臣，因為不懂得功成身退而身敗名裂的前車之鑒。因而湘軍進了天京城後，曾國藩急辦了三件事：一是蓋貢院，當年就舉行分試，提拔江南人士；二是建造南京旗兵營房，請北京的閑散旗兵南來駐防，並發給全餉；三是裁撤湘軍4萬人，這三件事一辦，立即緩和了多方麵矛盾，原來準備彈劾他的人都不上奏彈劾了，清廷也隻好不再追究。曾國藩在給清廷上奏的裁撤湘軍的折子中說，湘軍成立和打仗的時間很長了，難免沾染上舊軍隊的惡習，且無昔日之生氣，奏請將湘軍裁汰遣散。曾國藩以此來向皇帝和朝廷表示：我曾某人無意擁軍，不是個謀私利的野心家，而是位忠於清廷的衛士。
曾國藩的考慮是很周到的，他在奏折中雖然請求遣散湘軍，但對個人的去留問題卻是隻字不提。因為他知道，如果自己在奏折中說要求留在朝廷效力，必將有貪權戀戰之疑；如果明確請求解職而回歸故裏，則會產生多方麵的猜疑，既有可能給清廷以他不願繼續為朝廷效力盡忠的印象，同時也有可能被許多湘軍將領奉為領袖而招致清廷猜忌。
其實，太平天國被鎮壓下去之後，清廷就準備解決曾國藩的問題。因為他擁有朝廷不能調動的那麼強大的一支軍隊，對清廷而言是一個潛在危險。
朝廷正在琢磨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時，曾國藩的主動請求，正中統治者們的下懷，於是清廷下令遣散了大部分湘軍。由於這個問題是曾國藩主動提出來的，因此在對待曾國藩個人時，清廷仍然委任他為清政府的兩江總督之職。保持穩立不倒，其實也正是曾國藩自己要達到的目的。
聰明人大都懂得保全自身最重要的道理，無論是為官還是做人，鋒芒太盛時，要適度地收斂一下，低調做人，免得惹來災禍。先求生存，後謀發展。
對於有大誌向的人來說，低頭做人並不是苟且偷生，它包含著謙虛和忍讓，是一種以退為進的謀略。甘於低調做人者，總能以平常心麵對喧嘩的世界、紛擾的人群，在為人處世上從不表現出過於張揚的姿態，而是把自己的言行舉止融於常人當中。這是一個人聰明的具體體現，因為這樣更容易與他人和諧相處，做事也更容易成功。
在工作和生活中應自覺學會低調做人。低調是修身養性的重要內容。修養越高的人，實際上也是越能成就大事的人。
低調是人謙和的良好心理素質的一種表現，是精神力量與心理素質完美結合的高尚風度。低調是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的美德！
2.低姿態生活，高境界做人
從曆史的長河來看，不管我們擁有什麼、擁有多少、擁有多久，都隻不過是擁有極其渺小的瞬間。人譽我謙，又增一美；自誇自敗，又增一毀。無論何時何地，我們都應低姿態生活，高境界做人。
富蘭克林是18世紀美國最偉大的科學家，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學家。他的一生無論是在自然科學方麵，還是在社會科學方麵，都有極高的建樹，被稱為“美國之父”、資本主義精神最完美的代表、科學的豐碑等等。然而在他死後，這個“科學的豐碑”的墓碑上隻刻著：“印刷工富蘭克林。”這樣的碑文令人匪夷所思，但這正是富蘭克林謙遜做人基調的最好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