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其實我是想通過顛覆“私小說”的題材和“私小說”的敘述方法，探索帶有普遍性的小說。從剛才我所談到的巴赫金的理論向前追溯，我把俄國形式主義作為這些小說的方法論。我還認為，通過布萊克、葉芝，特別是但丁――通過對他們的實質性引用――我把由於和殘疾兒童共生而給我和我的家庭帶來的神秘性的或者說是靈的體驗普遍化了。
同時，我把寫作這些小說期間日本和世界的現實性課題，作為具體落到一個以殘疾兒童為中心的日本知識分子家庭生活的投影來理解和把握，持續不斷地把這樣的理解寫成隨筆。再重複一遍，我認為，殘疾孩子的誕生和與其共生這樣一個偶然事件，和對此的有意識的接受，在那以後，經過了37年，到現在，塑造了我作為一個小說家的現實。
最後，我想談談現在正在寫作的小說。首先，這部作品使用了極其私人性的題材，這和剛才我所談到的內容重合，可能會成為讓大家感興趣的一個條件吧。
二戰結束後不久，我在我所出生的島嶼――四國島上最大的一個城市的高中讀書。在這個地方城市裏，有CIE、美國情報文化教育局設立的圖書館。在那裏，我第一次接觸到了《哈克貝裏·費恩曆險記》的原版書，在這以前，我曾讀過譯本，非常喜愛，並終生受到它的影響。
在讀高中的時候的一個朋友，也給年輕的我以影響。我曾經和他一起接觸過美國兵。這位朋友，後來成了電影導演，創作了獲得世界性好評的《蒲公英》等作品。他就是伊丹十三。我和他的妹妹結了婚，剛才說過的殘疾孩子，就出生在我們這個家庭裏。我們的兒子大江光，現在還遺留著智力障礙病症，但已經用對他而言惟一可以自由表現自己的語言――音樂，創作了表達他內心世界的作品。伊丹十三根據我的小說，原樣使用大江光的音樂，導演、攝製了電影《安靜的生活》。在這以前，伊丹攝製過正麵批判日本暴力團的電影，獲得了很大的成功，同時，也受到暴力團的行刺報複。這不僅給他的肉體造成創傷，也給他的心理造成了創傷。在那以後，伊丹突然自殺。
我想重新認識、理解伊丹和既是妹夫又是朋友的我，和他的妹妹我的妻子，還有我們的兒子大江光四者之間的長久的關係。在不斷思索的過程中，我逐漸認識到，戰爭失敗後不久，和占領軍美國兵的關係，也是我們的經曆中一個重要的事件。
可是，我一直沒有找到把這個事件寫成小說的線索，直到去年，在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萊校區停留期間，好像是偶然的，我讀到了森達克的日常談話記錄和以此為主題的卡通《在那地方的外邊》，這些書使我獲得了寫作自己小說的方法。
我的妻子，看到少年時代非常美好善良的哥哥突然發生變化所受到的衝擊，並成為永遠的心靈創傷，還有，生了一個和正常人不同的孩子，為了把存在於遙遠的地方的那個正常孩子搶救回來，發現了不正常的孩子和自己之間的共同語言――音樂，森達克的書，啟示我深入理解這些事情的意義。
森達克的卡通，以歐洲的傳說故事中的變形為主題，故事內容是：一個嬰兒被可樸林盜走了，作為他的替身，留下一個奇怪的生物。為了救回被盜走的嬰兒，姐姐不斷努力，最後終於救出了妹妹。我把這個故事裏的姐姐阿答，一位勇敢而美麗的少女，和我的妻子的孩提時代重疊，由此找到了自己小說的根本的敘述方式。在戰後混亂時期生活過來的年輕人，無論是我還是伊丹，還有頭部畸形的光，不都是被可樸林偷盜走的真正美麗的孩子的替身的變形麼？
同樣，正是由於一位既是妹妹、又是妻子和母親的女性的勇敢的勞動，創造了我們的家庭。而就在這個美滿故事進行的中途，她的哥哥突然自殺了。
我一邊寫作自己的變形小說，一邊思考這樣的問題。可以認為，這不隻是伊丹十三個人的問題，同時也是在戰後的混亂時期度過青春，生活在經濟繁榮和繁榮以後長久持續的不景氣時期、現在麵臨老年的我們這一代日本人的現實性課題。
現在，回答大家的提問，進行自由對話吧。我在準備這次講演的時候，中國方麵曾提議讓我談談中國、日本的年輕人如何開拓出共生的道路，在這次講演的結尾，如果能讓我就這樣一個主題，談談看法，我感到非常榮幸。
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對於我這樣步入老年的人來說，談論這樣的主題，隻能談談“應該這樣做”一類的希望了，而像大家這樣的年輕人，則要提出具體的構想，並努力使之實現。所以，我想聽聽大家對此的決心，我自己也要發言，我想把在此基礎上進行的對話，都傳達給日本的年輕人。
如果能夠起到這樣的作用，那對於一個對日本和中國的人們共生的亞洲和世界的21世紀寄托著希望而寫作至今的日本知識分子來說，該是多麼幸福的事情啊！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