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佛大學，無論是馬薩諸塞州的州長還是美國總統都根本沒有權力決定誰應該被任命為經濟學教授、工程學教授或醫學教授，他們根本沒有權力為他們的朋友或自己的目的在哈佛大學指手劃腳。
——勞倫斯·薩默斯
勞倫斯·薩默斯，1954年生於美國紐黑文，其父母均為經濟學家，1975年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獲學士學位，1982年28歲時，在哈佛獲哲學博士學位。1987年到1993年，薩默斯先生在哈佛大學擔任政治經濟學教授，在專業經濟期刊上發表過100多篇論文。1984年至1990年期間，一直是經濟學季刊的編輯。1991年到1993年，薩默斯先生受聘於世界銀行，在世界銀行的貸款委員會擔任首席經濟學家，1999年在克林頓政府任財政部第72屆部長，2001年3月11日當選為哈佛大學第27任校長，8月1日正式上任。
勞倫斯·薩默斯：閔校長、許校長，感謝你們熱情洋溢的講話，感謝你們對我所表示的熱情友好，也感謝你們對哈佛大學代表團表示出的熱情友好。
我相信，哈佛大學代表團這次北京之行是有史以來我們訪問中國最大的代表團。我認為，這表明了中國在21世紀的世界舞台上的重要性。這也表明了我們共同的努力：追求知識，教書育人。能來到中國和全世界最好的大學之一訪問，我感到萬分激動。更令我高興的是我能有機會與這麼多的學子談談他們將要繼承的這個世界。
如果你們認真思考我們在大學所做的一切，如果你們能認真思考全球化這一現象，我想我們今天的特殊地位和全球化現象已清楚地表明全世界正在進行一種深刻的轉變。這就是：與以前相比，知識對人類活動的每一方麵來說都變得越來越重要。想想我們周圍的一些例子。我堅信，兩個世紀以後，當今天所發生的一切被載入史冊的時候，柏林牆的倒塌和冷戰的結束隻能在曆史書中被放在第二位。被放在第一位的應該是20世紀後五十年中，十幾億或者是近二十億人邁入了現代化的社會；是十年之內人們的生活水平雙倍的增長，而且又是在十年之內億萬人們的生活水平發生了增長。我相信，在人類曆史的第二個千年，這一事件足以與文藝複興和工業革命相媲美。
這些增長的中心是什麼？這個中心是中國。中國在近兩個世紀以來，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個中心也是知識，是知識的傳播和擴散，因為在歐洲和北美洲根本找不到一個國家能象中國一樣在上一個十年之中以及上上一個十年中有如此快的增長速度。
這反映了現代科技為融合提供了巨大的機會。這也反映了知識的力量。有些事是值得我們思考的：我們現在生活在這樣一個人類曆史階段，科學有著能搞明白疾病產生過程的潛力。在我們在座的人能看到的日子裏，科學有潛力在每一個分子的層麵上搞明白是什麼地方出了毛病，是什麼讓人類痛苦和死亡，並且能發現一些可操作的方式，找到治療這些疾病的辦法。在我們活著的這一時代，我們能夠比其它任何人類曆史上的時代更有能看到醫學進步發展的潛力。
這一切還與什麼有關呢？它還與知識的增加有關。我們知道知識是在不斷增加，知道學術研究的過程，也知道知識在尋找其並不明顯的用途的過程。我們知道善於發現新奇事物這種天賦的作用；我們也知道各種機構的作用。
讓我對知識進行一個總的評論，這就是，你根本沒有辦法說出最有用的知識是從何而來的，你無法預測它來自何處，你也無法設計一些程序來找到最有用的知識的形式是什麼。
讓我給大家舉兩個截然不同的例子。也許從某些方麵來說，我們在大學教授的最抽象的科目是數學。也許在數學領域中被運用的最少的是數字理論，即對數字的研究。你們中間任何一個發過E-mail的人都會從在近二十五年中發現的數字理論中獲益，因為關於素數（譯者注，術語：隻能被1和該數本身整除的數）的研究是編碼計算程序的基礎，這種計算程序是今天每一方麵的電子通訊和電子交流的基礎。這些，都來自於我們所擁有的最抽象的一類知識。
我再給大家舉一個與此完全不同的例子。這個例子來自於局勢很困難的那部分世界，而且，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今天我們舉這個例子似乎有些奇怪。這些年來，美國對世界和平所做出的巨大貢獻之一就是1978年在戴維營就中東衝突在以巴雙方達成的協議。很顯然，我們並不是今天中東地區和平的唯一途徑，但是那是通向穩定的重要的一步，據參與過這次談判的人說，我們的總統所具有的一種能力是他能促成以巴和平的關鍵。這種能力就是他能從每一個被爭議地點的《聖經》名稱及其在《聖經》中的作用談起。對宗教的研究和對2000年前曆史的研究，看來抽象和深奧，然而，這些知識對一個關鍵的、實際的成就來說是很重要的。
人們可以不停地從大學的幾乎每一知識領域來談論知識的重要性，但是，我認為有一類知識是我們很難掌握的，那就是預測哪一類型的研究、哪一類型的純理論的探索會對未來社會做出最巨大的貢獻。但是，同樣地，正因為我們不能預言到哪一類型的知識會對我們的社會做出巨大貢獻，我們才能有信心地預言，新知識、新觀點、新方法和聰明的想法對我們的未來是很重要的。
很顯然，這種對知識創新的追求不隻是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大學裏，而且出現在商業機構的運作中，這些非常實際並為利潤驅動的機構在我們這個社會裏為自己做著籌劃。不久以前有一次，我與美國一個名牌大學的天體物理學教授聊天，他問我，哪個機構雇用的博士畢業生最多？我認為，有可能是哈佛大學，也有可能是某個天文台。而他給我的答案是摩根·斯坦利，美國最大的投資銀行。這家銀行過去一直在搜尋那些極其有資質，非常有能力做數量研究的人才，因為這些人能在金融市場上發揮很大的作用。
的確，如果我們看看這些一流的商業機構，我們就會發現他們正在不斷地尋找非常有創造力、受過最好的教育、資質超群的人。的確，如果我們看看世界上一流的機構，我們就會發現他們越來越多地開始具有一流大學的一些特質。
那麼，一流大學最典型的特色是什麼？首先：思想的價值是通過思想者所擁有的品質來判斷的，而不是通過他們的地位來判斷的。哈佛大學的教授希望他們的學生能做一些創新的東西。當學生做研究驗證某一教授提出的假設或理論時，這個教授當然希望這項研究結果出來後會證實他的假設而不是推翻它。教授也是人。然而，無論研究的結果是什麼，這個教授會堅持認為這項研究很重要，值得一做，值得提出，也值得發表。我們哈佛大學有些教授對進化論的本質、環境問題和經濟問題有他們獨特的見解；但是每一個教授都堅持認為大學的職責就是雇傭一流的、最有發展前途的學者加入他們的院係，無論這些學者是否讚同他們的研究成果。
這種強調以質量來判斷思想的做法正在走向全世界。商業領域的人們談到統治集團的消亡、談到團隊精神的重要性在增加、談到強調創造力的重要性。我敢說，這種通過質量而不是來源來判斷思想的方法對近二十幾年發生在中國的革命至關重要，它也對中國社會所取得的巨大進步至關重要。
大學所承擔的第二個重要的任務是對視角多樣化的承諾，不管這個人來自於什麼背景，隻要他能為我們的卓越做出貢獻，我們就願意招徠他。這一點也正在被更廣泛的世界努力趕上。這也一直是我們哈佛大學不斷追求探索的東西。一個世紀以前，哈佛大學是一個出身富裕家庭的紳士培育來自新英格蘭富裕家庭的年輕紳士的地方。它不向上過公立學校的學生開放；也不向黑人學生開放，也不向女生開放；也不向出生在美國大部分地方的學生開放。就在半個世紀以前，有些哈佛教員由於他們的宗教信仰不同而被迫離開學校。哈佛大學對某些團體也有限製，因為如果不限製這些團體，它們就會變得太多，會使人們覺得不舒服。
現在，哈佛是一所非常開放的大學，無論是男生或是女生、無論你的信仰是什麼、無論你來自哪個種族、無論你來自美國的哪個州，也無論你來自世界上的哪個國家，任何人都可以進入哈佛大學。但是，如果我們想更加包容和開放，如果我們想從多樣化視角所帶來的好處中受益，或者更進一步地說，如果我們想把最優秀的學生和老師吸引到哈佛大學來，我們仍然還有很遠的路要走。我們必須把我們拋向傑出人材的網張得越大越好。
正如大學的演變一樣，最優秀和最尖端的商業機構、領導的最好的一些國家的政府，都不再根據人際關係來挑選少數的精英，而是轉向發現最有才能的人、最能給他們做出貢獻的人。在這方麵，我們也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是，我們正在進步，我們的進步在很大一部分上是基於大學的模式。
第三個區別是大學裏最真實、最特殊的一點，但是這一點在各種各樣的機構中也越來越重要。在這一點上，也許大學和中國有一些相似之處，這也就是：強調從長遠的眼光來看問題。當我們考慮一項學術研究時，我們追求的不隻是判斷它明天的影響、下一周、下一個月或下一年的影響，我們追求的是從長遠來看，為最終能產生最大影響的知識做貢獻。
越來越多的一流的商業機構、社會中一流的團體，不僅在盡量快速地前進來利用各種各樣的機會，而且還重視長期效益，他們都在投資一些不隻在明天，而是在將來會產生影響的思想。
讓我給大家舉一個例子來說明三十年前在美國根本不可能發生的事情。美國的生物工程如果從其市場價值來看，現在值幾千億美元。在美國的曆史上，從來沒有哪一年創造過這麼高的利潤。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這是因為人們看到了它將會帶來的潛能，他們有長遠的眼光。他們進行了投資，正如大學所在做的一樣。當大學引進一流的學者，讓他們充分發揮其想象力時，盡量不去指揮他們，依靠這種想法，從長遠來看，正是這些一流學者的知識才會有價值。
這是大學最根本的信仰，這是在美國己經成功的信仰，而且，我認為，它會給任何想追隨這一信仰的人帶來成功。美國所授予的主要專利中大約有75%，從很重要的方麵來講，是從以大學為基礎的研究中獲得靈感的。來自世界各地在美國大學學習的學生的願望就是讓不為謀求利潤、自然也不用“競爭”一詞的大學，同美國所擁有的任何一種出口業務比起來一樣成功。
那麼，是什麼促使美國大學成功？我們現在關於創辦一流大學的最佳見解是什麼？我想就這個問題的幾個方麵進行探討，我還想就大學未來發展所麵臨的一些挑戰進行探討。
首先，大學應該不受政治和外界控製的幹擾。在哈佛大學，無論是馬薩諸塞州的州長還是美國總統都根本沒有權力決定誰應該被任命為經濟學教授、工程學教授或醫學教授，他們根本沒有權力為他們的朋友或自己的目的在哈佛大學指手劃腳。
讓我告訴大家一些其他的重要的東西，我認為這也是為什麼大學能夠成功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我們有一些人在賺錢這方麵非常成功，他們在經濟方麵為哈佛大學做出過巨大的貢獻。有時，我們用他們的名字來命名學校的建築物；有時我們用他們的名字來命名一些項目；有時我們還用他們的名字來命名一些教授職位。今天早上當介紹我的一些同事時，你們可能已經注意到他們中很多人的教授職位前都有掛名，有人被稱作克芬斯汀數學教授，有人被稱為斯蒂姆森法學教授，還有其他一些教授職位也被提到過。但是有一點我是可以明確告訴大家的，你可以到哈佛大學，提出承諾要為一個數學教授、政治學教授或法學教授提供資助，但是你無權告訴哈佛大學誰應該被任命為這一教授，或這個教授必須信奉什麼。如果你這麼做，我們就會說，而且我們也曾經說過：“把你的錢拿到其他學校去，把你的錢拿到別的地方去。”我之所以強調這一點是因為，我認為，要理解創造智力卓越的源泉，這是創辦一流大學最基礎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