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創辦一流大學至關重要的第二點是：這些大學在極力地爭奪最優秀的人材。早些時候，在中國的一次聚會上，有人問我，對於想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人，我能給點什麼建議。我說，從長遠來看，要想創建一流大學，隻有一件事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要擁有最具創造力、最積極思考、最聰明的師資。我說，如果一個大學能夠成功地找到一流的年輕學者，吸引他們留在大學工作，他們就會發現一些一流的學者和一流的學生就會朝這些一流學者湧去；很多研究基金也會湧向這些一流學者。最終，成為一流大學的承諾是一定會實現的。
創造一流意味著不能有完全同等對待每個人的觀念；創造一流意味著要有這樣一種觀念，那就是擁有最新思想的人一定是那些擁有最具威脅思想的人，而且學校還得學會化解這種威脅。創造一流意味著要接受最優秀的人，因為最優秀的人並不總是最容易相處的人。的確，事實是能使人們最具創造力、使他們最富挑戰性、並使他們的思想令人振奮的特點同時也是這些人難以以最順暢的方式適應社會的特點，而一流的大學能理解這一點，他們盡力去尋找這些最優秀的人。
對保持一流大學很重要的第三點是：這些大學必須不斷尋找方式來衡量自己，不斷尋找方式來給自己追求卓越的壓力。在商界，在追求經濟效益的領域中，畢竟，大多數的機構都是如此，他們有一種現成的方式來衡量他們是否是一流的。這就是賬本底線，這就是利潤。而大學卻沒有這樣的衡量標準。因此，大學需要尋找其他的方式來確保自己總是朝一流大學的方向去努力。
那麼，這些方式是什麼呢？其中之一就是鼓勵學者們去尋找外麵的研究基金。在哈佛大學，我們的科學家所進行的很大一部分的研究並沒有得到學校的資助。部分理由是因為我們的經費緊缺。我們想確保這些有限的經費能被用來支持那些如果大學不提供資金，其他人也不會資助的領域，這樣，我們就能把我們的資金用在刀刃上。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有些能夠提供研究基金的機構也在做他們自己的調查、做他們自己的監管，他們對什麼是最出色的研究項目會做出自己的評判。當他們進行這些評判時，資金就會流向那些能不斷出成果的人，而不會再流向那些成果很少的人那裏去。
在大學，我們還做其他一些很重要的事，而且，我們還會在以後會更加積極地去做這些事。這就是：對於學校的每一部門，我們都會邀請世界上頂尖級的專家來評審我們的項目，告訴我們這項管理進展的如何、它的作用發揮的怎樣。我們用這些評審來作為我們確定未來方向的基礎。我們不允許那些正在負責某一項目的人來選擇誰來評審這一項目。相反，我們會從外麵尋找那些最挑剔的人來做評審。
這一原則不隻適用於各種項目，而且也適用於個人。在一個人被任命為哈佛大學的教授之前，他需要得到的不隻是其所在領域將會成為其同事的人的認可，我們還會發信給他所在領域的各方麵的頂尖級專家。這些專家要把這個人與同一領域的其他人進行比較，在任命任何人為哈佛大學教授之前，我們都會對這些評審進行仔細考慮。比較和競爭是給自己壓力去不斷追求一流的重要方式。
大學的第四個方麵是非常微妙和複雜的。那就是：大學以集體價值觀的名義把自己置於很強的領導之下，這一點很具有諷刺意味。我曾強調過美國的總統也無權任命任何一個人作哈佛大學的教授。但是，同時，美國一流大學的目標就是要產生很強的領導人物。試想如果哈佛大學的一個學院有一個新院長的空缺。這個新院長產生的程序是什麼？在世界很多地方，在全世界很多大學裏，新院長往往都是由這個學院的教員投票選出來的，或新院長是基於某一學院大多數教授的同意而被選出來的。這種方式是很有效的。當一群教授做得很成功時，他們會從自己中間選出一個能使他們的成功最有效地延續的人。但是，這樣做也會常常產生平庸的人，出現不少弊病，因為，當一個機構運作的不是很好的時候，如果要選出一個新的領導，人們選出的常常是一個不具威脅性的新領導，而不是一個能承諾創造出卓越的新領導。這也就是為什麼在哈佛大學，我們給予大學校長這個權力來任命各個學院的新院長。這也就是為什麼在一流大學裏，大學董事會來選擇大學校長，而不是通過大多數學生和教工的同意來選擇校長。
如果說我在哈佛大學作為世界一流大學之際，非常榮幸地當上了哈佛大學校長，我確信，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我隻是自1860年美國內戰結束後第七個成為哈佛大學校長的人。確實，讓有很強的領導才能的人長期擔任職務的這一傳統，使得大學能在不斷變化的時代持續更新自己。
我認為以上列舉的每一方麵：很強的領導層、競爭、外來的審察、對人才的無情競爭、與政治的分離，都非常重要，因為其中的每一條都不容易做到，每一條都很難。但是，在知識變得越來越重要的這一時代，這些方麵不隻在大學，而且在全社會，都變得很常見。
擺在我的大學、美國的大學，還有，依我之見，全世界其他大學麵前的主要挑戰是什麼？我將重點談論五個大的挑戰，五個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大問題。我想，對這些問題，我們有一些答案，但是，可以肯定，我們並不是對每一個問題都有答案。
首先，努力設法解決全球化的問題，把我們最優秀的東西傳播出去。從很多方麵來講，世界與從前相比己經變得越來越小了。正如我在演講剛開始的時候提到的，十年前中國發展的狀況，那時人們沒有辦法從中國往美國打電話，這表明我們現在比二十年前交流的機會多多了。一年前，如果你讓美國人說出世界哪一個地方非常遙遠、非常落後，而且對美國無足輕重，他們很有可能會選阿富汗，這是襲擊紐約的本·拉登恐怖分子的大本營。我們需要調整大學的教育來促進學生不光是對他們所居住的社區的了解，而且要促使他們了解全世界。我們應該保持一種社會感，這會極大地促進大學的成功。
想達到這種平衡並不容易。哈佛大學與中國的緊密合作很重要，但是，如果這些合作隻在中國進行，那它就很難使遠在馬薩諸塞州劍橋區的哈佛學生受益。因此，促進我們對全球化的參與、對全球化的理解、同時又保持我們的社會感，這些都是首要的、關鍵的挑戰。
第二個關鍵的挑戰是保持大學的社區感，大學的自治感，因為知識已經變得越來越有用和實際，而且被更廣大的社會需要。我，作為一個經濟學教授，一直被認為是做抽象研究的的人，也都有機會擔任我們國家的財政部長。當我以部長這一身分訪問世界時，我也遇到了許多其他曾經是教授的人在他們各自的國家擔任著類似的職務。一個接一個的領域，出於實際的原因，人們對一流思想的需求為大學創造了巨大的、充分發揮其貢獻的機會，但是，同時，也產生了巨大的挑戰。……
第三點，……我們現在麵臨的挑戰是保持我們對那些從目前來看不是很有實用價值的知識領域的承諾。我認為，正如我在這個演講的剛開頭提到的，人們無法預測未來什麼知識領域會很有價值，對此我深信不疑。適當的起作用的思考會使我們探索的範圍更大、更廣。
但是，當我們急急忙忙地處理一些被每一代人再度提出的問題時，我們又遇到一個挑戰，那就是我們不應該忘記一些永恒的問題，如人性的本質、人類的衝突、人類家庭以及許多傳統文學名著中所描述到的一些進退兩難的困境。在我們下決心要變得精明和目的明確時，我們不應該犧牲培養學生博學睿智的機會。這是大學非常重要的義務，因為，如果大學在管理方麵的訓練做得少一點，社會上其他的機構會在這方麵做得更多一點。如果大學不全麵考慮未來商業的行為準則，其他機構會考慮這一點。但是如果大學不研究古代的手稿，如果大學不尋求對曆史的理解，那麼這些東西很可能就會失傳。這將會是人類的悲劇性的損失，也是我們造成的悲劇性的犧牲。
第四，大學必須適應不斷變化的知識結構。我們必須以某種方式調整我們的大學設置。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有法學院；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有教育學院；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有物理和化學係；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有社會學和經濟學係。但是，盡管存在著一個人類傳統的知識結構，然而，沒有任何知識是一模一樣的――沒有知識，是永恒不變的。當學者變得越來越專業化，這一點就變得越來越有道理。以前，據說有一些人可以掌握所有的知識；後來，據說有一些人可以掌握某一學科，如物理和經濟學中所有的知識；今天，要掌握一個學科中的一個分支學科，如宏觀經濟學的知識，都已經變得越來越難了。但是，同時，很多非常重要的發現都是跨越傳統學科界限的，無論是在化學和生物之間，還是在考慮應用於音樂研究和文學研究的共同主題，或是在把教學的廣泛應用擴大到人類探尋的越來越多的領域。我們必須準備去利用這些重要的邊緣學科領域的研究。
最後，大學需要適應這一不斷變幻的世界所帶來的變化的機會。在未來，教育將會變成一個終生的需求。我們已經看到被人們稱之為“燃料箱”的這一教育模式的結束，在這種教育模式下，人們年輕時用知識來給自己填充燃料，接下來在其一生的工作中逐漸消耗所學的知識，直到退休。現在，通過英特網向數千英裏以外的人傳送知識的機會大大地增加了。因此，教學本身、教學對象和教學方法都要改變。在一個重要科學領域，如粒子物理的主要研究論文現在有三百個合著者。諸如人類基因組測序之類的研究項目耗資數十億美元。這種工作規模的變化、合作本質的變化都會改變或迫使我們改變大學的這種我行我素的傳統。但是同時，正是我們對最有創造力的個人的尊重才會常常產生重大的成就。使大學適應這些新的機會，但是又保存它最有特色的地方，這也是我們這個時代所麵臨的另一挑戰。
今天，我在此嚐試著談論了一些我認為對大學來說至關重要的幾個方麵和大學麵臨的一些挑戰。我希望我表達的觀點是正確。但是，我更希望我提出了正確的問題，因為我堅持認為，如果，在一個時代，一個社會的富裕和成功是建立在如何更好地生產糧食上；而在另一個時代，一個社會的富裕和成功是建立在如何更好地生產和運用鋼鐵；那麼，在我們正在前進的當今世界上，一個社會的富裕和成功是建立在如何產生和運用知識。在這點上，沒有什麼機構能比大學更重要。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這些有幸呆在大學裏的人需要常常很認真地去思考我們怎樣才能做得更好。 正如我在擔任哈佛大學校長的就職演說中所講的，大學永恒的傳統應該是我們要永遠年輕、永遠要承諾不斷更新自我。這就是全世界大學應該做的。我很榮幸能有這樣一個機會與中國的最高學府中的各位分享我的一些看法。非常感謝大家。
問題一：我很認真地聽了您的演講，對於您講到的該如何把大學變成一個一流的研究機構，我聽後深受啟發。但是，我認為你並沒有提到學術研究的目標。我是一個經濟學家，我們都知道芝加哥大學的經濟係比哈佛大學的小多了，但是它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卻比哈佛大學多。另外一方麵，我們知道哈佛大學的教授對美國和世界其他地方政策方麵的貢獻更多一些。因此，我的問題是，作為哈佛大學的校長，你怎樣指導哈佛大學的學術研究？這是一個問題。我還想問一個相關的問題。你對北京大學的校長有何建議？你覺得北大是否應該鼓勵教授在一些國際刊物上發表一些與中國政策改革無關的文章，或你認為，在這個階段，我們應該多做一些政策研究，盡管這些政策研究性的論文可能沒有機會發表？謝謝。
回答：你所提的是一個經過深思熟慮的問題，我會用傳統經濟學的方式，也就是用“一方麵和另一方麵”來回答你的問題。事實上，我認為檢驗一個大學的研究，最終，得看它對真理的貢獻。最重要的是要有最優秀的、最富有創造力的思想。如果這個思想是最優秀的、最富有創造力的，它最終一定會找到其重要的應用。但是，大學被建構出來的方式就是允許其有一定的研究範圍。我認為，一個出色的大學一定有一些經濟學家正在思考如何理解經濟係統。他們關心的隻是純粹的探索，他們並不在乎他們的建議或政策建議是否能得到發表、是否能得到實施，等等，但是他們盡量爭取在國際範圍內得到這一領域的一流學者的尊重，這對一個出色的大學是絕對關鍵的。另一方麵，我認為在大學裏，我們也應該給予比較職業化和可實施性教育一些空間，也應為職業培訓學校提供一些管理方麵的訓練，還應該使職業培訓學校與政策製造者一起合作來分析問題。因此，我認為這不是一種非此即彼的選擇。我認為強調純學術研究是很重要的，因為，如果領導大學的人不強調純的學術研究，那麼沒有人會強調這一點。這就是為什麼我非常強調純理論研究。這也是為什麼我在剛開始演講的時候舉了一些研究的例子，這些研究都是從非常純的學術研究開始的，然而，它們卻有比表麵上較實用的工作更有實用價值和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