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他轉軌國家相比，中國的成就更為突出。前蘇聯向市場經濟過渡已有近10年時間，在這10年裏，雖然效率低下的中央計劃體製被市場體製所取代，扭曲的價格體係幾乎不複存在，私人所有製也為建立激勵機製創造了條件，但是這些國家的產出卻隻有改革前的l／3.若按標準的經濟學原理，前蘇聯國家的變化應該使產出大幅度增加。
當然，中國與俄國之間的改革初始條件有很大的差別。中國的經濟遠遠落後於俄國，即使在今天，中國官方規定的貧困線一天不到1美元，這是俄國官方貧困線的l／6.但是這些差別使中國麵臨的挑戰更加艱巨：中國既要從欠發達國家向較發達國家過渡，又要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中國之所以能在這兩個方麵同時取得成功，以及與俄國的情況相比，說明了關於改革速度和秩序的兩條經驗教訓：一是引進競爭機製比在沒有競爭的環境下搞私有化更能夠改善經濟業績和提高生產力；二是在過渡時期要保持社會組織結構穩定，並建立市場經濟所需要的體製上的基礎設施。
二、東亞奇跡與金融危機
無論從任何角度來看，中國取得的成就都是引人注目的。但是東亞出現的金融危機使人們對東亞奇跡產生了懷疑。這些成功是否是人們的虛構？是否更多的是幻覺而不是現實？即使這些成功是真實的，但是否是建立在一種非常脆弱的經濟體係之上，因而經濟無法持續增長，並難免會出現逆轉？對那些尚未受到影響的國家來說，尤其是中國，麵臨金融危機的衝擊隻是時間問題嗎？
我相信這些成功不是虛構，而且受益範圍非常廣泛。在1975年，10個亞洲人中就有6個人的生活消費一天不到1美元。到1995年，這一數字下降到2個。危機造成的經濟下滑非常嚴重（如果及時采取適當行動的話，還不至於這樣嚴重），並使上千萬的人重新陷入貧困。即使就如我們許多人所開始看到的那樣，經濟的恢複將經曆漫長而困難的過程，但我仍然相信東亞奇跡的成就將比危機造成的困難更為長久。例如，教育狀況得到改善，人均壽命提高，技術與知識取得進步，這些成就將為今後恢複增長奠定基礎。
中國至少在目前還沒有受到其他東亞國金融危機的影響，有幾條重要的經驗值得汲取：我在其他場合也曾講過，中國對長期資本的流入開放，特別是外國直接投資，這種投資還引入了人才和技術；但是中國抵擋住了對短期資本流入開放的誘惑（及壓力）。這是非常明智的選擇，因為這種短期資本流入極易波動，風險很大，卻帶不來相應的利益。那些受害最深的國家既不是金融體係最為脆弱的，也不是透明度最低的，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點――放開了短期資本賬戶。這似乎是解釋危機為何蔓延的一個關鍵原因。
三、改革問題
在許多方麵，初期的改革雖然實施起來比較困難，但卻是建立在非常基本的原則之上的：個人和機構都需要激勵。有了正確的激勵措施，人民將會更加努力地工作，並願意承擔更多的風險。中國需要國外的資金和技術，也需要發展國內儲蓄和培育企業家。這兩方麵中國都做到了，而且合資企業起到了將兩者結合起來的橋梁作用。中國不是對現有企業搞私有化，而是注重建立新的企業。標準的經濟學理論認為，成功的市場需要產權和競爭。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強調產權，而中國強調競爭；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不重視經濟組織機構，不重視我所稱之為的“組織與社會資本”，而中國則采取了逐步的過渡，在改革中轉變了經濟組織結構。的確，前蘇聯收入的下降要歸咎於沒有重視上述因素。雖然前蘇聯的主要資源形勢略有惡化，但是人力資本和知識基礎仍然存在。既然效率低下的分配體製已被以產權為基礎的、更為有效的市場體製所取代，而且這種市場體製利用的是同一資源，為什麼收入卻下降得如此之多呢？答案是：組織和社會資本不斷受到破壞，這一過程實際上在舊體製下就已經開始，而對建立新的體製基礎又努力不夠。的確，一些處理方法可能會使轉軌的努力受到損害，無論在什麼方麵，甚至對建立必要的法律及模仿框架都不重視，包括破產、競爭和合同等方麵的法律。
中國目前麵臨的挑戰來自幾個方麵。在經濟快速增長時期，往往容易忽視一些問題：如果在2－3年內就能收回投資的話，可能就不會依靠明確產權來吸引投資。但這種高收益率是不可能持續的，隨著收益的下降，投資者會更加關注投資的長期安全。這就需要進一步完善體製。
的確，許多東亞國家隻是在經濟速度放慢時才遇到了問題。像韓國企業那樣的高債務率，隻有在產品銷售逐年增加的情況下才是有效的。如果經濟出現滑坡，或者利率增加，將會導致企業無力償還債務。隨之而來的是破產，以及整個國家經濟出現混亂。
我們不應當忘記經濟中的各種複雜關係：公司的大量破產會導致金融機構的脆弱；銀行資本的下降或者甚至破產，將造成信貸資金的減少，從而又導致更多的公司破產；任何一家公司的破產，不僅影響到向其提供信貸的銀行，而且還會影響到向其購買或銷售產品的其他公司。因此，人們非常擔心脆弱的銀行或業績不佳的企業會影響整個體係。
由於今後幾十年的經濟增長速度可能會放慢，因此有必要對經濟進行更好的調整。今後需進行的經濟體製變革可能會比在第一步改革中所做的更具挑戰性。而且，由於各項改革是密切相連的，因此一項改革的成功與否，要取決於其他改革是否成功。還有一條根本的經驗教訓：當經濟處於危機狀態時，改革是很難進行的。危機迫使人們采取早應采取的行動，例如銀行體係的重組，但這也使重組的任務更為艱巨。
四、提高稅收收入
大家可能沒有想到，我在具體的討論中會首先談到加強稅收收入的問題。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講，加強稅收收入是解決其他許多問題的基礎。中國政府的收入占GDP的比重從1978年的35％下降到1996年的11％，其中稅收收入從14％下降到10％。這樣的財政收入水平與其他國家相比要低得多，即使按可比較的GDP水平。而且從中國雄心勃勃的發展計劃以及為保證這項計劃取得成功所要解決的問題來看，這樣的財政收入規模尤其顯得很小。
政府收入下降的原因與整個經濟成功的原因有關。政府過去能夠從國有企業得到大量的上繳利潤，但是從1978年開始，國有企業的產值占GDP的比例出現下降，而且由於麵臨新的競爭，利潤也隨之下降。的確，由於國有企業利潤下降以及相應稅收下降的雙重效應，成為政府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今天，雖然許多國有企業仍然是盈利的――這與凡是國有企業效益必定不好的意識形態上的假設相反――但是另有許多國有企業出現虧損。這些損失可能不是明顯顯示在賬目上，而是存在於銀行提供的、在商業上難以為繼的貸款中。關鍵的問題是，政府還沒有找到足夠的新的收入來源。在發展水平允許的情況下，中國政府應盡快設法彌補資金缺口，或許可以通過擴大個人所得稅，以及通過企業自行報稅來改善企業稅的征管。
為使增收措施更為有效，需要考慮以下三個問題：（一）在選擇收入來源時，決策者不僅要注意可能由於稅收政策本身帶來的扭曲，同時也要考慮政府實施稅收政策的機構能力。任何一項稅收措施的適當與否，與國家的機構能力有關。（二：）由於正常稅收征管的困難，可能會造成政府依靠“準財政”措施來籌集用於開支的資金，中國應盡量避免這種做法。（三）如果政府認為必須通過銀行體係來采取準財政措施，那麼應當將其與商業性貸款分開，並且，一旦條件許可，就應停止這種準財政措施。
五、建立更為有效的社會保障體製
需要提高政府收入的原因之一，就是使政府能發揮新的關鍵作用：提供一個有效的社會保障體係。在過去，工人的社會保障主要是由企業提供，包括教育、醫療、養老金甚至住房等。過去沒有失業，所以也不需要失業保險。但是所有的市場經濟都有失業，如果要保持社會和經濟的穩定，要使企業重組取得成功，就必須為失業者提供保護。政府應承擔目前由企業提供的社會服務，使企業專心致力於生產。
中國政府非常清楚這一問題，並已采取措施加以解決。但我仍想簡要地談談為什麼企業必須從提供社會保障的活動中解脫出來，這不僅是各自發揮比較優勢，使企業集中精力抓主業的問題，也是建立有效的勞動力市場的一個必要步驟。這種作法將使社會保障體製更具有透明度，從中可以比較容易地判斷哪些國有企業是由於本身的問題而出現虧損，哪些僅僅是由於社會負擔過重而造成虧損――在許多情況下，負擔是過去遺留下來的，與企業當前的經營好壞無關。
六、住房改革
許多企業在過去提供的一項重要服務就是住房。建立具有活力的私人住房市場為何如此重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目前的住房體製不利於勞動力市場的發展，因而也限製了新企業，尤其是限製了無法向職工提供住房的小企業的發展（在市場經濟中，中小企業是創造就業機會的重要來源）。市場經濟既創造就業，也造成失業；市場經濟需要工人經常更換工作，甚至從一個城市搬到另一個城市。勞動力流動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隻要住房有限，而且大部分由企業所控製，那麼勞動力的流動將會受到限製，新企業的建立也會受到阻礙。一位新的企業家無法雇傭到新公司需要的可能生產率會更高的工人，因為他無法在公司附近為這位工人找到住房。
其次，私人住房的發展還會帶動建築、維修、裝飾等行業的私人小企業的發展，包括管道工、木工、漆工、電工等，新的住房還會增加對家用電器、家具等新消費品的需求，住房可以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
在進行國有企業重組的同時，需要這些增長的動力，特別是新的企業，因為當國有企業分流人員的時候，中國需創造新的就業機會。
私人擁有住房的願望也有利於促進儲蓄；但是如果金融機構能夠以合理的條件提供抵押貸款，私人住房的範圍還會擴大。在美國，政府在建立高效的住房抵押貸款體係中發揮了帶頭作用。這種體係不僅可行，而且還在盈利的情況下向低收入階層提供抵押貸款。當然，這樣做還需要一個有效的法律體製來監督還款信譽，如果有人對抵押貸款到期不還，他將失去住房。必須要有還款激勵措施。
要發展一個更為靈活、更具活力的住房市場，自然會使人們關心住房消費中的不平等問題，不幸的是，這種不平等在某種程度上是向市場經濟過渡中不可避免的副產品。但對一些問題的說明也許可以幫助消除這些擔心。住房消費的不平等在市場因素較小的體製下沒有顯露出來，隻是由於住房市場的引進才使得這種不平等變得明顯。人們可能更為關心的是，需要在住房市場中建立最低標準。但是在許多地區，住房市場的放開將會改善對大多數市民住房的提供。政府應采取積極措施，保證貧困市民的基本住房保障，但通過更加活躍的市場來增加住房供應，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整體住房水平。當然，如果住房不平等變得非常嚴重，政府可以通過稅收來解決這一問題。提高個人所得稅的累進稅率是一種辦法；然而，在這種稅製尚未完善之前，可以對大麵積公寓和汽車等征收奢侈品稅。
中國政府已經認識到發展住房市場的重要性，但阻力還較大。對工人的住房價格實行限製，雖然是出於良好的動機，但在某些方麵不僅不利於住房產權的轉變，而且還會加重企業的困難。如果住房產權的轉變是按低於市場的價格來進行，那麼企業的資產負債表就會受到不利影響。
對住房的討論說明了許多改革之間的複雜關係：完善的住房市場不僅本身重要，而且是改善勞動力市場的一個重要途徑，也是國有企業改革的一部分。回過來看，這種關係會更為複雜，住房改革的成功取決於金融體製改革的成功。
七、金融體製改革
現代經濟學強調金融體製的重要性。金融體製是經濟的腦，其作用是保證有限的資本能夠被分配到最能發揮效率的地方，保證資金能夠按企業的承諾來使用。完善的金融市場有助於轉移和分散風險，使企業能夠承擔高風險、高回報的項目，而不用擔心破產。現代經濟學還強調金融市場的不完善是遭受衝擊的主要原因。金融危機頻頻出現，尤其是在過去的20年裏。金融危機給政府帶來巨額的預算支出，從占GDP的3％（美國）到55％（阿根廷）。金融危機還會對經濟產生巨大不利影響。過去四年的情況表明，受衝擊國家在危機之後的5年內GDP連續下降1％～1.5％；而沒有遭受衝擊的國家則沒有任何下降。
教訓非常直接：要避免出現金融危機。但是即使是透明度很高、體製結構比較先進的國家也在近幾年遭遇了金融危機。管理金融體係顯然是不容易的。的確，在對東亞金融機構諸多批評的反駁中，其中有一條是：每一筆貸款與借款者和放款者都有關，如果一筆貸款出了問題，放款者同借款者一樣，也有錯誤。為什麼那些管理很好的，受到嚴格監督的歐洲、日本及美國的銀行要借錢給那些債務――股本比例很高的韓國銀行和公司呢？這種利息可能從一開始就會不鼓勵貸款。的確，更應該受罰的是發達國家的放款機構，因為這些機構是起邊際作用的放款人，在資金貸出之時，借款的公司早已對韓國國內的銀行負債累累了。
當然，發現外國貸款的投資質量不是一貫都好，這並不使危機國家感到安慰。無論是誰的錯，在危機中首當其衝的總是欠發達國家。鑒於這種現實，這些國家需要采取先發製人的措施來阻止危機的發生，例如適當限製短期外債的介入，以減少外資突然撤出對經濟造成的影響。最重要的是麵臨危機的國家要采取措施。金融機構脆弱是受衝擊的關鍵原因，而這種脆弱又對當前經濟的長期下降及其程度產生影響。
在中國及其他轉軌國家，銀行和金融體製的改革難度比別 的國家要大。在計劃經濟，所謂金融機構並不履行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所履行的作用。“銀行”這個名稱本身就可能產生誤導――包括對決策者和銀行內部人員。在計劃經濟時，銀行不參與項目的選擇和監督；生產和投資決策是在別處進行；銀行隻是“根據指示”提供資金。銀行隻是記帳，不是主要的決策者。在現代市場經濟，銀行是主要的決策者。銀行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過程中，不隻是轉變所有權或控製權，而是應徹底轉變其職能和機構文化。如果認識不到這種轉變的重要性，中國的金融部門改革就不會成功。
中國的金融部門改革是一項非常困難的任務，因為這不隻是簡單的提高銀行的能力。如果沒有恰當的會計準則，如果仍強迫銀行簽訂貸款合同，要實施商業銀行的原則就會非常困難。在進行金融部門改革的同時，還應加強製度建設。
即使在解決這些困難之後，還有進一步的問題：就連那些具有先進銀行體係、習慣於商業原則以及透明度較高的發達國家，也常常被怎樣建立恰當的激勵和監督機製所困擾。個人和機構都需要激勵。無論是否願意像有的國家那樣走到一種極端――即讓銀行信貸員承擔貸款損失――但是顯然需要有一定程度的個人責任製，如果同時也實行機構責任製，這一目標將會得到加強。我認為利潤上的激勵可能是最強的激勵措施，但要確保這種措施不能走樣（不要造成鼓勵亂冒風險或獲取暴利），監督者要注重銀行的資本充足率。
但是僅有激勵措施是不夠的。雖然激勵措施使監督者的任務變得容易，但還是要建立謹慎的監督機製。監督機製的設計需要考慮以下幾個因素：（一）監督者能夠得到的信息有多少？（二）經濟麵臨什麼風險？（二）政府的監控能力有多大？比較一致的看法是，在絕大多數低收入發展中國家，控製是一種比較有效的監督措施，但在發達國家就不太合適，其中包括限製地產貸款、“速度限製”（即：限製貸款增長的速度）、限製銀行和企業對外借債的規模。
近來討論較多的一個話題是：中國的金融機構較弱，需要注入資本金。銀行確實需要通過補充資本金來滿足資本金充足標準。這不僅對保持銀行的財務活力，而且對保證銀行的積極性都是很重要的。如果能夠確定目前銀行的淨資產是多少，那麼通過注入資本金來滿足銀行資本金充足的標準就比較容易操作。向銀行提供資本金可以被看作是一種投資，再加上運用恰當的資本會計方法，這樣的投資甚至不體現在經常預算中。而且如果作法得當，這樣的開支不僅不會引起通貨膨脹，相反還會避免由於金融失靈及由此造成的信貸萎縮所導致的通貨緊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