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向銀行注入資本不會遇到在市場經濟國家中采取同樣行動所麵臨的兩難問題――即由於政府出麵解救銀行而導致的道德風險。這與計劃經濟的銀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銀行有關：貸款不按商業原則，而是按政府指令運營，因此沒有理由對銀行在原來的體製下所做的進行懲罰。隨著新的商業性體製得以穩固，應當允許銀行有以良好的資產負債表重新開始的機會，而不是繼續舊的資產負債表。然而，應當對向銀行重新注入資本金進行謹慎的管理。在大量注入資本金之前，決策者需要了解資產負債表上的窟窿究竟有多大，並確保舊的貸款方式已經放棄。否則重新注入資本金將會非常昂貴，並易引起通貨膨脹，而且如果激勵機製沒有足夠的改變，重新注入資本金是徒勞無益的。必須明確的是，對銀行的重新注入資本金應是一次性的，是作為向以市場為基礎的金融體製過渡的一部分，而不是金融體製本身的一部分。
鑒於銀行資產的價值可能比存款人所持有的價值要小，因此資產負債表上的窟窿可能會很大。由於存款人將錢存入銀行是因為他們認為這是國家的銀行，因而國家的資信也麵臨危險。當然，這不是道德風險，因為沒有理由認為存款人應當努力地去監督他們存錢的機構。因此，全額償還存款人的存款是正當的，也是應該的，這就需要進一步向銀行係統注入資本金。的確，布置給銀行的一部分任務就是為彌補非盈利企業的虧損提供資金。從這一角度看，國有企業的虧損最終變得更為透明了。
但是應當清楚，最為根本的問題不是由於銀行缺乏資本金，而是銀行沒有按照商業原則來運作：一是可能沒有能力這樣做，二是缺乏恰當的激勵機製。如果不采取進一步的改革措施來改善激勵機製，僅靠注入資本金是解決不了根本問題的。當然這樣做可能會引發另一個問題：即如果銀行堅持按商業原則提供貸款，那麼許多國有企業可能就會得不到信貸。如果發生這種情況，要麼財政進行補貼，要麼企業倒閉。財政補貼難以持續，除非政府擴大收入；企業倒閉會造成失業，除非建立新的企業。
在許多資本主義經濟中還會有一種擔心：政府借錢向銀行再注入資本金提供融資可能會造成利率上升，因而會排擠私人部門投資。但是，如果采取恰當的貨幣政策，這也是可以預防的。的確，如果銀行將錢借給政府，政府以此來購買銀行的股份（然後再賣給公眾），那麼銀行的財務地位定會得到加強；而且，隨著銀行資產負債表情況的改善，貨幣當局可通過調整對準備金的要求，或者進行公開市場操作來保持所希望的貸款水平。重要的一點是，如果銀行的資本金注入不足，問題會很快再次出現，這將影響到銀行體係的積極性和信心。
使補貼具有透明度有其另一重要原因：在一些經濟轉軌國家，當用銀行體係的暗補來代替政府的明補的作法被根本否定後，卻出現一種新的補貼形式：拖欠。當收入不抵工資、電費等應當償付的支出時，便出現拖欠。其結果是災難性的，因為當一方拒絕付款，會使其他人采取同樣的作法。整個經濟陷入了易貨交易，由此造成種種效益低下的情況。要擺脫這種境況是不容易的，中國必須不惜一切代價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無論會對經濟產生何種影響，公開的補貼都是更為有利的選擇。
最終，金融部門的一個關鍵問題是需要良好的企業治理。怎樣確保銀行在市場經濟中發揮作用的積極性；怎樣使銀行認識到硬性約束是算數的；怎樣避免因強調失業的影響及需要低息貸款和暗補等政治因素而使銀行以為它們“大不可倒”。
金融部門重組不僅對防止危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對中國保持快速的轉軌步伐也是同樣重要的。國有企業的改革和政府財政狀況的改善，需要分流勞動力，需要新的企業來吸收這些工人，需要在整個經濟中擴展具有活力的企業。但是這種創造就業的過程需要資金。的確，我認為美國在過去6年來所創造的上千萬的新就業機會要歸功於具有活力的金融機構――1989年開始的改革顯著地加強了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從中也是對銀行的很大支持。
八、國有企業改革
今天談到的每一項改革都與國有企業改革有著密切的聯係。人們可能會感到奇怪，一個在整個經濟中重要性逐漸縮小的部門卻在改革議程上變得日益重要。由於中國國有企業的比例縮小，這意味著現在的改革可能會比以前更容易了。中國創造就業的潛力還是很大的，可以吸收那些在企業重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被解雇的工人。例如，僅在1995年至1997年，國有工業企業職工的總人數下降了360萬；而在同期，非國有部門的職工人數卻增加了1200萬，總數已超過1600萬。
雖然其他部門在不斷創造就業，為國有企業改革提供一種緩衝，但是人們不能低估國有企業重組的規模和成本。據中國官方的數字，在過去幾年，國有企業淨利潤總額下降了一半，1998年1月至5月的利潤實際上是負數。而且，在官方資產負債表上顯示的補貼並不完全說明問題。向國有企業提供的大多數貸款是政策性的，形成了對這一部門的隱性補貼。雖然不可能準確地計算對國有企業的補貼，但規模顯然是很大的。
中國已開始幫助企業從社會服務和住房的負擔中解脫出來。此外，中國在最近也將注意力轉向一種在美國被稱之為“公司化”的管理過程――即實行硬預算約束，強調良好的會計運作，推行具有企業領導責任製的良好公司治理等。實際上，這些改革可能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才能真正改善國有企業的業績，尤其是如果政府在社會穩定和收入分配等因素允許的情況下，能夠堅持減少補貼的話。
讓我來簡要闡述一下關於補貼和企業治理的問題。首先，如果中國希望利用政策貸款來實現社會目標，那麼這些貸款應建立在商業性的基礎上。此類貸款應當控製在相對較小的規模內，以免幹擾了市場的正常運作。作為邁向這一目標的第一步，至少需要在已經確定的道路上繼續前進，這可以通過在政策性貸款和商業性貸款之間築起一道防火牆，這些貸款應由銀行負完全責任。
關於補貼的第二個問題，確實會有以一種暗補形式替代另一種的趨勢。一旦企業得不到銀行體係的補貼，就會尋求貿易保護的補貼形式。如果允許這種保護，將會影響整個改革的努力。
現在，人們對國有企業重組的絕大多數問題都有非常清晰的認識。將社會服務與企業的核心業務公開，會有助於我們對企業在核心業務方麵的業績作出評價。在某些情況下，企業的業績很差，重組的可能性非常小，因而隻能選擇關閉的辦法。在另一方麵，許多企業即使社會支出的負擔很重，但還在盈利。這些企業還有進一步改進的餘地，並無論對金融體係還是政府，都不構成負擔。在上述兩種極端情況之外，就需要作出比較困難的判斷，以決定哪些是可以進行重組的企業。其他國家的經驗表明，硬預算約束――這意味著不僅要減少補貼，而且還要取消“軟”性貸款――對於提供企業重組的激勵措施是非常重要的。在某些情況下，有時問題不是出在效率上――企業的投入產出比例是高的――而是出在工資上。有的企業的工資高於市場工資（即使那些工資本身可能也比較低）。但是政府需要考慮，為什麼整個社會要為一部分人提供高於市場的工資呢，特別是還有許多更窮的人需要幫助的時候，特別是當有的支出可以用於扶貧投資上的時候。
還有一個在企業重組方麵沒有引起更多重視的問題：許多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很高，有的已經超過了韓國的企業。高負債率使企業更加容易受到衝擊。如果經濟環境稍有變化，例如材料價格的上漲、市場需求的下降或者利率的略為上升，都會使他們無法償還債務。這在過去可能不是嚴重問題，因為在非商業性貸款的基礎上，總是會得到新的貸款。在某種意義上，當國家“擁有”一家公司（向這家公司提供股本投資）並通過銀行向其提供貸款時，債務與股本的比例並不重要，因為政府是直接或者間接的資本提供者。即使有很好的破產法，但是政府作為銀行的間接所有者，這種破產隻是將公司的“所有權”從政府轉移到政府。
但是，鑒於中國是在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因此債務――股本比例將非常重要。韓國的教訓就很深刻。隻要政府與企業有密切關係以及政府與金融機構之間的安排可以保證不動聲色地“解決”金融問題（如果出現這些問題的話），韓國公司就仍能夠在較高的債務――股本負債率的情況下運用。但是，當政府與企業的關係逐漸疏遠時――這經常是作為市場經濟更加成熟的標誌――一方麵債務――股本比例雖然仍舊很高，而另一方麵政府對企業的隱性擔保已經不存在了。隨後發生的危機所造成的代價是顯而易見的。
當然，在中國，政府既是企業的所有者，也是企業的（間接）貸款者，因此問題解決起來比較容易，例如通過債務――股權轉換，這種方式比較容易談判。債務――股權的轉換應盡早進行，而且就是負責處理國有企業“不良貸款”的機構的主要任務之一。在這一過程中，有必要降低貸款的麵值，並向負責重組的機構提供補貼。
九、國家資產負債表
現在回到最初討論的兩個主題。第一，盡管許多亞洲國家目前正麵臨嚴重的危機，但亞洲奇跡是真實的；其次，中國正麵臨一係列相互關聯的問題。在每一個問題上的進展都是繼續向前發展所不可缺少的，而且某一領域的成功也將會促進其他領域的成功。
過去20年來，中國積累了巨大的資產，包括物質、人力和知識資產。和不久前相比，中國富裕多了。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成就，這些成就不但必須而且也能夠保持下去。將來，隻要這些資源能得到有效的配置，宏觀經濟能得到較好的管理，這些資產――加上由於持續的高儲蓄率而積累的將來的資產――將為中國創造越來越多的收入。
那麼，問題又從何而來呢？問題來自對未來收入的開支需求。在一個運行良好、稅收和金融體係較為完善的經濟體係中，支出需求和收入相互匹配。當支付的許諾超出支付的能力時，破產就會發生；
中國和其他許多國家一樣，未來的支出需求來自兩個方麵：（－）養老金和老年人的其他福利；（二）償付銀行存款。這兩種支出需求所產生的問題都和國有企業有關，經濟環境的改變會使許多企業難以支付退休職工的養老金等福刊，或無法償還銀行貸款，而後者又將影響銀行償付存款的能力。
眼下追究誰該為這些問題負責已於事無補。中國所進行的如此大規模的改革帶來的是遊戲規則的重大改變，並非所有人都能迅速適應新的環境。重要的是建立正確的激勵機製，並且在維持社會和經濟穩定的前提下繼續進行推陳出新的改革。正如前麵提到的，與市場經濟相比，道德風險問題在此時並不重要。在市場經濟中，企業早已了解市場的遊戲規則。而且，由於銀行和國有企業都是國有的，這在許多方麵使問題更加容易解決。重組並非把公家的錢放進私人的腰包，而是把錢從政府的一個口袋放進另一個口袋。這兩點很重要，但卻常為人們所忽視。他們往往隻是簡單地盯著財務報表，幼稚地將中國和韓國相比。
從根本上講，最後還是要由政府負責兌現國有銀行或企業代其作出的承諾，或是修正這些承諾。要兌現這些承諾，政府需要有足夠的收入，必須從國家的收入中撥出足夠的資金兌現對存款人的承諾，滿足現在和未來的養老金領取人的需求。因此，政府應當擴大收人來源。
政府所需的收入的數量取決於履行其承諾的資金缺口。原則上我們可以確定目前資金缺口的大小，但未來缺口的大小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如果國有企業繼續作出超出其支付能力的種種許諾，則造成的額外負擔將來隻有通過增稅來彌補。轉軌的速度將決定未來支出負擔的規模。這是一個權衡；快速的轉軌對目前經濟的壓力較大；慢速的轉軌則對今後經濟的壓力較小。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幻想毫無壓力的轉軌，或是謀求掩蓋未來所必將麵對的支付需求是無益於事的。在權衡利弊做出合理決策的過程中，提高透明度十分重要。
政府可能希望繼續向一些企業提供補貼。這些補貼應當成為明補，而不是強迫國有銀行提供隱性補貼，從而影響銀行向商業化經營的轉變。明補將使政府不得不舉債。舉債是一種具有透明度的措施。政府將認識到將來必須增加收入來償還因目前的決策所增加的債務。無論你承認與否，未來的負擔總是客觀存在的。通過舉債使其明確化將使未來的償付容易得多。政府舉債並不是一定導致通貨膨脹。實際上，舉債隻是對政府義務的一種確認。這些政府義務過去隱含在對借款人提供的政府擔保之中。舉債與否對一份完整而準確的政府資產負債表不會造成任何影響。隻有訓練有素的經濟學家才能發現真實情況，而缺少透明度將影響決策的清晰度。
十、走向國際舞台：國際公共產品
為了自身的利益，也為了全球利益，中國應更多地參與創造國際公共產品――即能使全世界受益的集體行為，諸如充滿活力的國際貿易體係，或防止全球變暖。以貿易體係為例。如前所述，金融體係的重組將引起對中國企業進行貿易保護的壓力。屈從於這種壓力將帶來兩個極大的負麵影響：首先它將削弱對建立自由的國際貿易和投資體製的國際支持，因為中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大國，如果采取保護行動不可能不引起廣泛的關注。失去了國際的共同努力將會影響所有國家。不僅包括中國，還有許多其他發展中國家，相反，中國參與支持這一體係將帶來廣泛的利益。其次，中國自身也將受到保護主義措施的侵害，中國的消費者和生產者不得不支付的高價格超出了受保護的生產者享受到的好處。對國外競爭和投資開放程度高的國家將從兩方麵得到促進發展的好處：國內企業將更有競爭力，效率更高，從而帶來生產率和收入的增加；這些企業將能夠更多地從國外吸收先進技術。
另一個國際參與的例子是關於環境的挑戰。中國已經開始認識到解決直接影響人們生活質量的環境問題的重要性，諸如水汙染和空氣汙染（這也是中國和世界銀行的一個重要合作領域）。溫室氣體累積造成的全球變暖是對我們這些地球居民未來福利的現實威脅。我作為負責評價溫室氣體影響的科學證據的氣候變化政府間工作小組（IPCC）的一名成員，確信溫室氣體積累所帶來的風險是我們不應也不能忽視的。當然，發達國家的確應該為目前大氣中已經積累的溫室氣體負責。但是，由於目前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大國所占的溫室氣體排放比例迅速上升，中國的參與對控製溫室氣體排放努力的成功與否至關重要。就如何即有效又公平地解決這一全球性威脅而達成一致意見是一種國際公共產品，必將有許多國家受益，包括中國。當然，正由於控製溫室氣體排放是一種公共產品，無論中國是否積極參與，都可以從中獲益。但是，中國更多地參與不僅會增加成功的可能性――實際上，我對其成功的前景並不樂觀――而且也將確保中國和其他低收入國家所關切的問題得到重視。在減排問題上的國際合作，以及中國進一步對外開放，將使中國得到更多的國際資金和技術援助用於減少溫室氣體和汙染物的排放。
十一、結束語
大約20年前，在改革初期，我和一些中國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一起參加一次會議。他們正致力於設計向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市場經濟轉變的計劃（會議是由中國社科院和美國科學院共同主辦的）。我們所討論的任務是非常艱巨的：如何從一個嚴重扭曲的價格體係過渡到一個能較準確地反映經濟資源稀缺程度的價格體係？也許可以設計一套經濟模型來確定均衡價格（假如輸入模型的數據的準確度可靠的話，而我們中卻沒有多少人相信這一點）。但即使隻做理論上的探討，即使均衡價格已知，我們也看不清應該如何進行價格轉軌。然而中國成功了，采用的是一個天才的解決辦法：實際價格雙軌製，使計劃外部分能得到適當激勵。
中國目前必須進行的改革，無論從政治上還是從分析上的角度，其挑戰性在某種程度上均不亞於20年前，在當時，通過建立激勵機製來大踏步地推進改革是一個良好的機會。中國抓住了這個機會。而目前麵臨的挑戰既包括在舊機構的基礎上建立新機構――從過去有名無實的銀行中建立真正的銀行，從國有企業中建立真正有活力的盈利企業――也包括建立全新的機構和體係，如社會保障體係。但今天的中國解決這些問題的條件要好得多。中國擁有了更廣泛的認識基礎，中國的機構狀況比以前更強，更加有利於解決這些問題。
挑戰是艱巨的，但鑒於中國在過去20年裏取得的顯著成就――這種成就是基於中國的悠久傳統，包括在這次北京大學百年校慶中所反映出來的對學習的長期重視――我對中國以務實精神應付這些挑戰的能力充滿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