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世界上有些事情也非常可悲和可笑。當我26歲在最前沿，處於第一個創造高峰的時候，沒有人承認。我現在到了這個年齡，61歲，創造高峰已經過去，我55歲以上就沒什麼創造了，反而從1992年開始連續三年每年增加一個院士，這是很奇怪的。
——王選
王選，現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協副主席、北京大學計算機研究所所長。二十多年來，他所主持研究的漢字激光照排係統，使漢字印刷告別了鉛與火的曆史，步入光與電的時代，引發了全球範圍報業和出版印刷業又一場深刻的變革。漢字激光照排係統曾經獲得國內外二十多項重大獎勵，王選教授個人也先後榮獲首屆“畢升獎”、“特良德裏克技術應用進步獎”、“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科學獎”、“王丹萍科學獎”，並三次被評為北京市勞動模範，1995年被評為全國先進工作者。
王選教授是北大方正的開創者，他以敏銳的市場判斷力致力於技術與市場結合，遠大的學術抱負與追求產業進步結合，與方正集團的幹部員工一道闖出了一條產學研一體化的成功道路，被譽為“當代的畢升”、“漢字激光照排係統之父”、“中國現代漢字印刷革命的奠基人”、“中國迎接知識經濟挑戰的先驅”。
王選：我在五年前脫離技術第一線，一年來逐漸脫離管理的第一線，我已經61歲了。微軟的董事長比爾·蓋茨曾經講過：“讓一個60歲的老者來領導微軟公司，這是一件不可設想的事情。”所以比爾·蓋茨本人一定會在60歲之前退休。同樣，讓一個61歲的老者來領導方正也是一件不可設想的事情。我是屬於高峰過去的一個科學工作者。有一次在北京電視台叫“熒屏連著我和你”這個節目裏，我們幾個人，被要求用一句話形容我們自己是什麼樣的人。李素麗的一句話我記得，她說：“我是一個善良的人。”非常貼切，她是一個善良的人，充滿了愛心，全心為大家服務。我怎麼形容自己呢？我覺得我是“努力奮鬥，曾經取得過成績，現在高峰已過，跟不上新技術發展的一個過時的科學家。”（掌聲）所以我知道自己是一個下午四、五點鍾的太陽；各位呢，上午八、九點鍾的太陽，這是本科生；碩士生呢，九、十點鍾的太陽；博士生呢，十點、十一點鍾，如日中天的太陽。（笑聲）那麼，一個快落山的太陽，跟大家講的，更多的是自己一生奮鬥過來的體會。所以我從我一生中覺得重要的抉擇中，引發出一些話題跟大家來討論。
我第一個抉擇，在大學二年級即1954年進入北京大學的數學力學係。當時北大非常好，教我基礎課的老師都是非常優秀的老師。因此我受到很好的培養。北京大學應該繼承優秀教師講基礎課的這種傳統，他們是把心思放在教學上的。這第一步很好的數學基礎是我一輩子終生受益的。所以我經常給研究生講，在大學本科期間你不應該去問這個課有什麼用，這是對你一生知識的某種鍛煉，將來發揮的作用是難以估量的。我們到了二年級的下學期分專業――那時候有數學專業，搞純數學的；力學專業；還有計算數學――是剛剛建立的一個專業，同計算機是關聯的。好的學生當時都報到數學專業去，覺得計算數學這個專業跟計算機打交道沒有意義，很枯燥。當時卡片都是紙帶的，非常煩瑣，就這個煩瑣的東西，不見得有很多高深的學問，所以很多學生都不願意報。我一生中第一個重要的抉擇，是選擇了計算數學，正好趕上了計算機迅速發展的年代，這是我一生中的幸運，這個幸運跟我當初的抉擇有關。
為什麼當初選這個方向呢？我覺得我這個抉擇的一個重要的核心的想法是：一個人一定要把他的事業，把他的前途，跟國家的前途放在一起，這是非常重要的。我當時選擇這個方向，就是看到未來國家非常需要這個。我非常關注我們國家的科學事業的發展，我看到了十二年科學規劃裏，周恩來總理講了未來幾個重點的領域，包括有計算機技術，我看了以後非常高興，我覺得把自己跟國家最需要的這些事業結合在一起，是選擇了正確的道路。這是我一生中第一個抉擇，選擇了計算數學這個方向。
我在畢業以後就投身到硬件裏麵，在第一線跌打滾爬，滾爬了大約三四年之久。那個時候我忙的程度，可能是你們現在難以想像的。我最近20多年搞激光照排當然很忙，沒有休息。但那個時候忙的程度更加難以想像，每天工作都在14個小時以上，一年裏頭都沒有休息的。我們希望為我們國家計算機的發展全身心地投入。在第一線跌打滾爬以後我覺得我懂得計算機了。而我就納悶，為什麼看到國外有好的材料、好的設計，我們隻能停留在欣賞的地步，不能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創新呢？後來發現我不懂得應用，不了解計算機的應用，也就不了解程序。
1961年，在24歲的時候，做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決定，就是在有了幾年的硬件的基礎上，投身到軟件，投到程序設計。程序自動化――就是編係統――這樣一些領域來。而且是確實做了一個項目，做了一個大的項目，當時是5000行，今天做5000行算小得不得了的程序，在1962年、1963年，5000行的程序的確是大得驚人，好比現在的50萬行差不多――5000行的難度相當於今天的50萬行，因為沒有那麼多工具。
我專門投入到軟件領域，而且做硬件和軟件相結合的這種研究，它給我帶來的好處非常大，我豁然開朗，似乎一下就找到了創造力源泉，很多新理論都提出來了。懂軟件的不懂得硬件，他認為計算機生來就是這樣的，不能去動它，沒法動的；而懂硬件的人，他不知道需求。兩者一結合以後，我就能夠在硬件上做非常靈巧的設計，可以使軟件的效率極大地提高。一旦有了兩種背景（跨領域的）以後，一下子就豁然開朗，我體會到美國控製論的提出者說的一句話，他講：“在已經建立起的科學部門間的無人的空白區上，最容易取得豐碩的成果；在兩個領域交錯的地方，最容易取得豐碩的成果。”我當時跨了這兩個領域，對我一生帶來了很大的好處。
當然，我當時設計的一個新的計算機自己覺得非常得意，比IBM的流行的計算機性能要高很多。當時因為我太年輕，不知道哪些事情在中國是能夠做的，哪些事情在中國是不能夠做的。中國工業基礎太差，你做了一個IBM不兼容的機器，但你不可能花幾十億美元的東西來上自己的操作係統，更不可能花幾百億美元的精力去做應用軟件，所以你一點點創新就變成一種禍害。因為我們沒有能力來搞不兼容的東西，也不應該這樣做，隻有在達到美國的水平後才可以做這個工作，才可以在下一代的芯片上來結合做新的機器設置。實際上後來，我差不多同美國人同時提出了某些新的思想，大概中國不能實踐它，也不應該去實踐它，所以我很快就放棄了這方麵的工作。
第三個重要的抉擇呢，是在我二十多歲的時候，我決定鍛煉英語的聽力。這個在今天毫不新鮮，大家每天耳朵裏麵聽RadioBeijng或者別的什麼，但在當時理科裏頭沒有什麼人來鍛煉聽力。我為什麼這麼做呢，因為我看英文的專業文獻，有的時候，覺得每個字都認識，每個語法都懂，但是看不快。我覺得要做研究，必須要很快地掌握國外的這些資料，一句一句地看，沒法在裏麵很快地找到我要的東西，像看中文這樣――當然永遠達不到看中文的速度，總是達不到的。但是我的速度、反應能力總是提不上去。我忽然想起了，應該訓練聽力，因為訓練聽力，大家都有這個經驗，一句話聽不見，有一個字稍微打一個疙瘩，你後頭兩三句話都聽不見了，這對鍛煉反應能力是非常好的一種做法。於是就聽，這是1961年的事情了。從1962年開始聽RadioPeking（那時候叫RadioPeking，不叫RadioBeijing，後來對中國的事情比較熟悉，不太過癮，就去聽外國的台，當然那個時候BOA是聽不見的，幹擾得很厲害，因為中文台和英文台是一個台，所以中文幹擾，英文也幹擾。隻有英國的BBC全部是英語台，沒有幹擾，所以聽得很清楚，聽了好多年，從1962年，聽了整整四年，一直聽到文化大革命。
但這件事情也是我一生裏頭一個重要的抉擇，鍛煉聽力給我帶來的好處非常大。當然從來沒想過要出國，因為我父親是錯劃的右派，怎麼可能出國呢，隻是為了工作。到了改革開放以後，大家紛紛出國了，我呢，一直忙著，假如說當時出國一年，或者出國兩年，做一兩年訪問學者，我想就沒有今天這樣一個結果，因為關鍵時候走不脫，一走整個隊伍就要散了。這是我第三個抉擇。
第四個抉擇是1975年，從事照排這個項目，采用了與眾不同的技術途徑。由於我有數學的基礎，又有軟件和硬件兩方麵的實踐，同時我又比較掌握英語（假如在文革以後，1979年一開始就考英語的話，我在北大也許是數一數二的，因為我已經有了聽力的水平，到現在我當然屬於中等或中上水平，因為我從來沒有在國外一次呆過一個禮拜以上，而且出國也比較少），在我作第四個重大抉擇，搞照排的時候，我按照習慣，做一件事情，總是先研究國外的狀況，熟悉一下最新的進展是什麼，所以我就著急看文獻。因為我不是中國最早搞照排係統，最早來從事淘汰鉛的這項工作的，我是第六家，中國已經有五家，他們都用模擬的辦法來解決問題。我去情報所看資料的時候，車費單位不好報銷的――我正在病休“吃勞保”，拿了勞保工資，隻有四十多塊錢，所以坐公交車到情報所就少坐一站，少坐一站就省五分錢。資料複印也不好報銷，就隻好抄，至少是個抄匠。
我看到的那些資料，基本上我都是第一讀者，――借雜誌都有登記的，所以我知道從來沒人借過。看了以後馬上就知道了美國當時流行的是第三代，數字存儲的，而中國隨便一家都是落後的、過時的，也看到正在研究的第四代――用激光掃描的方法。英語的快速閱讀能力在這裏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用激光束掃描的這種係統，碰到一個很大的難題：激光掃描的精度很高，不同的字有不同的點陣，大的一個字要由九百萬個點（3000×3000）組成，這麼多的字體這麼多的字號，每一個都要用點表示，信息量大得驚人，需要幾十億字節的存儲量。在美國沒有這個問題，他是26個字母，在中國來講，兩萬漢字是非常突出的問題。由於我的數學背景，很容易想到用一種信息壓縮的辦法用一種輪廓的描述、一種特征的描述來描述巨大的信息量。那麼，假如說是一個純粹的數學背景，要是他不懂硬件，也做不成這個事。當時的計算機，中型的，個子很大的計算機，速度還及不上286，如果用這種價格很昂貴的中型計算機把壓縮的信息恢複成點的話，要算幾萬個帕節，這幾萬個帕節運算量很大的，速度很慢，一個中型計算機隻能一秒鍾采測一兩個字，而我們要求一秒鍾采測150個字以上。如果是一個搞純軟件的人呢，他就會望而生畏，就此止步。而我由於有軟件硬件兩方麵的實踐背景，就會想到對這種關鍵性的操作、特別費時間的操作設計一個硬件，把它提高一百倍以上的速度，對於非關鍵性的操作用廉價的軟件來實現。這樣用軟、硬件結合的方法，很容易就解決了這個問題。
可惜當時我是一個無名小卒，別人根本不相信。我說要跳過日本流行的第二代照版係統，跳過美國流行的第三代照版係統，研究國外還沒有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版係統。他們就覺得這個簡直有點開玩笑，說，“你想搞第四代，我還想搞第八代呢！”（笑聲）我從數學的描述方法來解決，他們也覺得難以理解。當時清華大學精密儀器係和長城光學所的一批權威都是在光學上非常出色的，這麼多的光學機械權威，所解決不了的（搞第二代非常複雜，動作啊，精度啊，要求非常高），這麼古老的問題，怎麼可能一個小卒用一種數學的描述，軟、硬件結合一下，就解決了？這不可思議。所以我被批判為“玩弄騙人的數學遊戲”，是不可信的。當時有一個偉大的發明家的一句話，一直鼓勵著我。美國或者世界上巨型計算機之父，西蒙·奎因，曾經說過，他在沒有成名的時候，提出一個新的思想，人們經常回答說：“can not do！”――“做不成的！”――對“can not do”的最好的回答就是“do it you self！”――“你自己動手做！”
我就從1970年自己動手做，一直做到1993年的春節。一直做，做了差不多18年（連續時間），18年的奮鬥。18年裏頭沒有任何節假日，沒有禮拜天，也沒有元旦，也沒有年初一。年初一都是一天三段在那兒工作，上午、下午、晚上，所以我能夠體會一句名言，“一個獻身於學術的人就再也沒有權利像普通人那麼生活。”我家裏必然會失掉常人所能享受到的不少的樂趣，但也能得到常人所享受不到的很多的樂趣。當然這個樂趣是難以形容的，看到我們全國的報紙，99％都用了北京大學開創的這種技術，這種既感動又難以形容的心情，是一種享受。今天，我們的年輕人欣賞到他們的傑作，他們做的漂亮的結果（像日本的這個非常著名的汽車雜誌，雙周刊，每期1500頁，這裏頭非常漂亮的版麵，就是我們自動排出來的。我下麵可能還要說到）。自己勞動的成果，自己創造的東西的體現，那種享受是難以形容的。
而且我認為克服困難本身是一種難以形容的享受。居裏夫人曾經講過，科學探索研究，其本身就是一種至美、一種享受，帶來的這種愉快本身就是一種酬報。很多有成就的人都把工作中的克服困難看做是一種享受。著名的詩人歌德也認為，一個有真正才幹的人，都在工作過程中感到最高度的快感。我在18年的奮鬥中間，克服一個又一個的困難當中，也體會到一種高度的享受。
我一直做到1993年春天，就放棄了第一線的工作。原來我本來以為我大約會做到60歲，可我做到了剛剛56歲就不做了。當時觸動我的有一件事情：1993年的春天，跟每年春天一樣，都埋頭在家裏，從春節前五天，一直到年初五，可能十幾天，因為這個時候最安靜，沒人來幹擾，我每年總把最難的一些工作放在這段時間閉門來做。1993年的這個春節我也是照著每年的慣例――這是17年來的慣例，把最難的工作放到春節的時候盡情地去設計。我奮鬥兩個禮拜，做出了一個設計，加快了運算的速度。春節以後，當時我的一個學生跟我一塊做，他休假回去了，放假回來以後，我把一疊我辛辛苦苦做了兩周的設計的東西給他看，看了以後他就回答我說，你所有的設計都沒用。PC機上有一個信號，用它來檢測，所有的這些都可以省掉。聽了這一點以後我就全明白了，檢測信號這個做法，比我這個簡單得多，所以我兩周來所有的設計，所畫的圖，統統是毫無價值的，當然我就很高興，我說你這個結果很好，但是，為什麼非得費我兩個禮拜弄出來才把你這個好主意逼出來呢？同時我感覺到，在我自己最熟悉的領域裏頭，我原來覺得能夠幹到60歲的，實際上我已經追不上年輕人，我不了解很多具體的事。就這樣，我就開始不再do it myself，1993年的春天，開始放手了，也開始有點休息了。
不過，年輕時候一定要學會奮鬥。按國外的慣例，當自己提出新的思想的時候，必然自己是首先的實現者。我看第一個高級語言，第一個數據庫，第一個操作係統等等，最新思想提出者往往是第一個實現者。因為別的人不可能利用你這種感情、這種精力來實現你的新東西，假如你的新思想自己不能實現，別人缺乏你這種感情，碰到困難以後也不知道要害關鍵的地方，就不容易取得好的結果。這個新思想假如不實現，時間一過，它的創新就沒有了。所以年輕人一定要注意在年輕的時候培養動手習慣，沒有動手的習慣隻想出出主意，不想動手，很難取得很大的成果。這是我談到的第四個抉擇，就是從事照排，采取一種新的技術途徑。
去年放過一個電影，叫《科教興國》，裏頭有錢學森的一段故事。講錢學森從美國回來以後，就建議中國先要發展導彈，後發展飛機，別人就很奇怪，說飛機是一個成熟的工業，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應該首先學習這種成熟的工業，而導彈隻有美國有。錢學森回來的時候，蘇聯還沒有發射衛星，即使蘇聯發射衛星的時候，我們也還沒有洲際導彈。錢學森做了非常巧妙的回答，他說，搞導彈容易，搞飛機難。人們就更奇怪了，怎麼會搞導彈容易，世界上誰都沒有搞過洲際導彈，為什麼搞導彈容易呢？錢學森就講，搞飛機難，飛機要上天，要安全性，所以有一個材料的疲勞試驗，有一個發動機的疲勞試驗，這個涉及到中國整個係統工業的情況，要很長的周期，中國係統工業支持不了飛機安全性的設計。而搞導彈是一次性的，毀了就毀了，一次性消耗，材料問題好過關。導彈難在什麼地方，難在製導，就是準確的命中，而中國有一係列聰明頭腦。在流體力學裏，我們的算法不比外人差，而且能夠用電子元件來實現。盡管可能稍微笨重一點，但是沒關係，一次性的。這樣，中國走了一條捷徑，很快取得了成功。回想我們這個抉擇，我們跳過了二代，跳過了三代，直接研究第四代激光照排，這條路比較容易。搞四代技術容易，搞二代技術最最難。搞二代的清華大學精密儀器的權威、長城光學所的權威花費了很多腦筋，但這個技術太難了，尤其是中國的材料不過關。但是搞四代就特別簡單，機械動作很簡單，光驅轉幾轉就轉出來了。難就難在信息量大，我們找了數學描述方法、軟硬件結合的方法把這個問題解決了，從而形成了中國的印刷革命，一下子跨越過去了。
第五個抉擇是在80年代初，致力於商品化、企業化，堅持不懈的走商品化、企業化的道路。這件事情我們是逆潮流而上，今天人們都講北大方正又有名又有利，不知道當時我們的艱難，到1986年也沒人這麼講，說要把技術變商品，當時那種空氣下，看不見前景。但我們認為這是對國家有利的，堅持不懈的走商品化、市場化。到1990年才感覺到有了點成績，占領了市場。
我覺得我自己能夠有一點貢獻，可能跟我比較“看破紅塵”有關。（笑聲）我從來不把鑒定會當回事，因為鑒定會就是慶功、友好，最後大家弄一個皆大歡喜的結果，鑒定有鑒定的一套辦法，使得既不喪失原則，又讓被鑒定者非常的舒服。我從來不參加鑒定會，因為人家特別願意我去參加一些我不懂的領域的鑒定會，因為我有點名氣，又不懂得，這就特別有利。（笑聲）什麼叫不喪失原則，就是給他加很多限製詞，說什麼“國際領先水平”，其實那個國際領先一點價值沒有，市場上根本不接受。假如我們都相信鑒定會結論的話，我們好多好多是破世界先進水平，中國早就成為世界超級產品大國了，怎麼會我們的產品就跟外國競爭不過呢？
所以我覺得要有正確的名利觀，正確的名利觀對人的成就影響非常大，我很讚賞歐美的一句話：“一心想得諾貝爾獎的，得不到諾貝爾獎。”老想去求諾貝爾獎，他怎麼可能會專心致誌去做學術研究，取得成就呢？一個人不要為暫時的利益所迷惑。我當時選擇激光照排作我第四個重要抉擇的時候，在計算機同行裏也被看不起，當時很時髦的項目，什麼數據庫管理係統、操作係統的結構等等，搞這些研究的人就說：“王選怎麼去搞黑不溜秋的印刷。”其實印刷行業中要用到很多計算機方麵尖端的技術，而且印刷廠很多，我想不出有什麼廠比印刷廠數量還要多，這麼一個充滿挑戰、前景美好的領域，當時在計算機領域被人看不起。我覺得經常是這樣的，趕潮流往往不行，一個人最可貴的是把一個冷門的東西搞成熱門。我們千萬不要跟潮流，要預見到社會的需要，來鍛煉和培養自己。所以正確的名利觀就是我們不要去追求科學以外的東西，應該把自己的未來，把自己的能力培養跟社會需要結合在一起。我很讚賞北大博士生的一句話：“在大學、研究生期間，不要致力於滿口袋，而要致力於滿腦袋。”滿腦袋的人最終也會滿口袋，我是相信這點的。（笑聲、掌聲）而且我相信有些現在坐冷板凳的，將來會物以稀為貴。好比我們當年致力於商品化、產業化，當時是“物以稀”，很少人這麼幹的，時代轉變了，我們一下子成為了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