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看得遠，而且不要由於暫時的清貧而困惑，我聽到有一位北大搞基礎研究的博士生，從來都是優秀的分子，就因為一次到賽特購物中心以後，心態一下子不平衡了。看到人家大把大把買東西，自己口袋裏沒錢，不如別人，因此懷疑自己走的道路是不是對的。我覺得這個問題，大家一定要有遠見，不要為暫時的一些問題所困惑。我到1985年，家裏還是一個9英寸的小黑白電視機，工作非常的辛苦，當時還沒有任何獎金。但我幾次出國，到香港、日本、美國，在大的商場看人家買東西，我從來沒有羨慕過，或者心態不平衡。有一次在香港看到許多人買高級首飾，我忽然產生一種奇怪的想法，覺得在那兒買首飾的所有這些人，未來他們對人類的貢獻，可能都不如我王選。（熱烈的掌聲）我一下子覺得我比他們高，沒有任何一點不平衡，我後來把它稱之為“精神勝利法”。（笑聲、熱烈的掌聲）當然這個不是阿Q的精神勝利法，這是對知識的價值的一種信任，我們要相信知識的價值最終會體現。1992年4月24日，江澤民同誌召集了一部分當時的學部委員座談，要我發言，我講了十分鍾，江澤民同誌不斷插話，問我工資多少，當時我的情況可能是獎金還低於工資，但收入還是可以的。江澤民同誌就問蘇步青，說你當時做副教授多少錢，他說五百大洋，相當於五千塊。1992年五千塊的月薪當然很高了，所以當時江澤民同誌非常感慨，就說了一句話，讚揚中國知識分子這種精神，說：“中國知識分子真是價廉物美呀。”（笑聲）聽完以後我的感受是，我為中國知識分子感到一種自豪；這是對中國知識分子獻身精神的高度評價，我作為中國的知識分子感到無比的自豪，同時我也擔心，長期價廉就會不再物美。（笑聲）江澤民同誌講完這段話以後，非常真誠的說：“我們今天努力在提高知識分子的待遇，但是我們現在真是杯水車薪啊！我們做的還很不夠，很不夠。”我們看現在六年下來，局麵改變得很大很大，腦體倒掛已經得到很大的改善。
今天我們有一些“大款”們，是利用我們國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法製不健全的空子冒出來的，層次、品質也不高，一旦有了錢就變壞。我就覺得我們不應該讓這些不靠知識，而是靠投機倒把的這些人成為百萬富翁，我們應該培養一批真正靠自己的知識，靠對國家的貢獻而成為的百萬富翁。所以我提出2010年以前，北大方正要培育100個百萬富翁，這些人應該靠自己的辛勤勞動，靠自己異乎尋常的努力、奮鬥，自己的知識，成為我們國家民族高科技產業的脊梁，我們國家真正的民族英雄，把我們的高科技產業打到發達國家去的民族英雄。他們理應成為百萬富翁，假如他們不能成為百萬富翁，我就覺得這是非常不合理的。因為中國的一些優秀的人才，北大、清華的畢業生到美國矽穀，工作三年到四年就有可能達到年薪十萬美元，我一些學生在矽穀工作三到五年的，差不多都年薪十萬美元。我們當然需要在中國國內體現他們的價值，這是應該的。
我第五個抉擇，致力於產業化，今天看來是一個世界的潮流，也是高校的一個潮流，包括美國。我原來以為高校辦產業是中國的創舉，是適合中國國情的，因為中國國有企業吸收新技術能力不夠，人才不夠。目前看來不是，美國也流行高校辦產業。這是最近兩年的事，以前你教授要辦產業，就請你出去，外頭辦去，所以很多人都從高校出來辦企業。現在美國的大學想清楚之後，也幹脆在學校裏頭辦，因為可以用學校的豐富的資源，也可以活躍研究氣氛，學校也有回報，雙方都有好處。現在美國大學興辦校辦產業成為一種風尚，這是最近兩年發生的新的事物，看來我們走的是對的。今天上午李嵐清同誌跟我們座談，講到美國向我們和日本學習這種做法，法國《科學研究》雜誌主編（《科學研究》是世界三大科學雜誌之一）到北大方正和清華看了以後，覺得法國大學也應該克服保守傾向，向中國學習，向北大、清華學習，也要搞校辦產業，把研究和市場緊密地結合。
我非常讚賞斯坦福大學的一種風格，把遠大的學術抱負和追求利潤緊密結合，我覺得這種風格值得我們學習。我們北大方正也準備把北大有些係的寶藏挖掘出來，在學校領導的支持和倡導下，我們跟很多係結合，比如說我們的稀土、合成麝香跟化學係合作，把它產業化，變成獨立的公司；我們把數學係兩位院士和一批年輕人共同奮鬥了19年的指紋研究――這個成果的水平和創意程度決不亞於方正的照排係統，――由方正來完成商品化和市場的推銷，取得很好的成果，兩年下來市場占有取得了第一位，達到了50％。指紋識別充分體現了北大基礎研究的優勢。
我們希望實行一種“頂天立地”的模式，“頂天”就是不斷往高的技術發展，“立地”就是大量的占領市場，從市場得到進一步需求的刺激。在從事激光照排項目過程中我有一個很深的體會，就是當時我為什麼能夠提出這種數學的描述方法來解決信息量大的問題呢？（後來美國也用了這種方法，但比我們晚了八年，比我們推向市場也晚了一年）因為我們1975年就得到這種需求刺激，中國大量漢字，幾百億字節的含量，迫使我們提出這種新的辦法，日本人也同樣得到這種需求刺激，但日本人並不開竅。（笑聲）所以我作為一個終身的體會，或者作為一個工作原則，就是年輕人如何出成果，如何出創造性的成果，一個必要的辦法，就是把他們推到需求刺激的風口浪尖上，這會使他們創造出難以想像的成果。
下麵我就要談到我第六個重要抉擇，在1992年，開始花大的力量來扶植年輕人，讓年輕一代出來逐步取代我的作用。在這方麵，我們有很多的榜樣。比如說，英國的凱文迪許實驗室，出了25個諾貝爾獎獲得者，它就有很好的扶植年輕人的傳統。凱文迪許第一代主任是麥克斯威爾，電磁波的發明人。第二代主任是瑞利，獲得諾貝爾獎，曾經做過英國皇家學會的主席，瑞利曾經有過一段名言，他講：“我到六十歲以後，對任何新思想不發表意見。因為六十歲以後很多時候會對新思想起阻礙作用，而且我們有很多例子說明，權威有些時候會反對新思想。”他致力於培養人，讓28歲的湯普森（就是發現電子的人）做第三任凱文迪許實驗室的主任。湯普森繼承了他這個傳統，培養了七個人獲得諾貝爾獎。第四代出了盧瑟福，著名的原子物理的奠基人，他培養十二個人得到了諾貝爾獎。到了第五代，凱文迪許實驗室主任布萊克，做了一件大家當時痛罵他的事情，說他背叛了恩師盧瑟福，把如此有名的基本粒子的方向關掉，但二十年以後，當初大罵貝克的人認識到，即使盧瑟福還活在世界上，當時已經難以改變這麼一個趨向了，再要搞基本粒子需要投入非常昂貴的大型的加速器，英國根本沒有這種財力。布萊克看到了這種趨勢，他趕緊抓住機會，鼓勵年輕人開辟新天地，取得了傑出的成績。所以實際上扶植年輕人是一種曆史的規律。我覺得世界上有些事情也非常可悲和可笑。當我26歲在最前沿，處於第一個創造高峰的時候，沒有人承認。我38歲搞激光照排，提出一種嶄新的技術途徑，人家說我是權威，這樣說也馬馬虎虎，因為在這個領域我懂得最多，而且我也在第一線。但可悲的是，人們對小人物往往不重視。有一種馬太效應，已經得到的他使勁地得到，多多益善，不能得到的他永遠得不到。這個馬太效應現在體現在我的頭上很厲害，就是什麼事情都王選領導，其實我什麼都沒有領導起來，工作都不是我做的。有時候我覺得可笑，當年當我在第一線，在前沿的時候不被承認，反而有些表麵上比我更權威的人要來幹預，你該怎麼怎麼做，實際上確實不如我懂得多。所以多數情況下，了解我的人還相信我，還能說服他，對我不太了解的人我很難說服他，我也懶得去說服他，就采取陽奉陰違的方法，一旦幹到具體活，他根本不清楚裏頭怎麼回事。我現在到了這個年齡，61歲，創造高峰已經過去，我55歲以上就沒什麼創造了，反而從1992年開始連續三年每年增加一個院士，這是很奇怪的。院士是什麼，大家不要以為院土當前的就是權威，就是代表，這是誤解，現在把我看成權威，這實在是好笑的，我已經五年脫離第一線，怎麼可能是權威？世界上從來沒有過55歲以上的計算機權威，隻有55歲以上犯錯誤的一大堆。（笑聲，掌聲）我發現，在人們認為我是權威這個事情上，我真正是權威的時候，不被承認，反而說我在玩弄騙人的數學遊戲；可是我已經脫離第一線，高峰過去了，不幹什麼事情，已經墮落到了靠賣狗皮膏藥為生的時候，（笑聲）卻說我是權威。當然一直到今年61歲我才賣狗皮膏藥，講講過去的經曆、體會，所以有人講：“前兩天電視上又看到你了。”我說：“一個人老在電視上露麵，說明這個科技工作者的科技生涯基本上快結束了。”（笑聲，長時間的掌聲）在第一線努力做貢獻的，哪有時間去電視台做采訪。所以1992年前電視台采訪我，我基本上都拒絕了。現在為了方正有些需要，事業需要，有時候就去賣狗皮膏藥，做點招搖撞騙的事情。（笑聲）但是我到61歲才這麼幹的，以前一直是奮鬥過來，所以現在也是可以諒解的。年輕人如果老上電視台，老賣狗皮膏藥，這個人我就覺得一點出息都沒有。我覺得人們把我看成權威的錯誤在什麼地方呢，是把時態給弄錯了，明明是一個過去時態，大家誤以為是現在時態，甚至於以為是能主導將來方向的一個將來時態。（笑聲）院士者，就是他一生辛勤奮鬥，做出了貢獻，晚年給他一個肯定，這就是院士。（笑聲，長時間的掌聲）所以千萬不要把院士看成當前的學術權威。
在我剛過55歲的時候，我立刻提了一個建議，說：“國家的重大項目，863計劃，學術帶頭人，要小於或等於55歲。”――把我排除在外。這個當然不見得能行，但我還是堅信這是對的。我們看世界上一些企業的創業者、發明家，沒有一個超過45歲的。王安創業時是3O歲，英特爾的三個創業者，最年輕的31歲，另外兩個人也不到40歲；蘋果公司的開創者也隻有22歲（他被美國前任總統裏根稱為美國人心目中的英雄，三年把蘋果公司變成了世界500強），比爾·蓋茨創微軟的時候是19歲，雅虎創業者也是不到30歲。所以創業的都是年輕人，我們需要一種風險投資的基金來支持創業者，要看到這個趨勢。
我扶植年輕人真心誠意。我們的中年教師，包括我們的博士生導師，都是靠自己奮鬥過來的，都是苦出身，所以我們一貫倡導我們的年輕人做的成果，導師沒有做什麼工作，導師就不署名。當然，外麵宣傳報道“在王選領導下……”我承認我剝削年輕人最多，但是由於大家都知道我並不是主觀上要去剝削年輕人，所以對我也比較諒解，（笑聲）見報以後也不以為然，知道是怎麼回事。扶植年輕人我覺得是一種曆史的潮流，當然我們要創造條件，就是把他們推到需求刺激的風口浪尖上。在這方麵我們要創造一切條件讓年輕人能夠出成果，特別要反對馬太效應，尤其在中國，我覺得在中國論資排輩的勢力還是有的，崇尚名人，什麼都要掛一個名人的頭銜，鑒定會的時候掛一個什麼院士，其實院士根本不懂得，我們打破這種風氣是需要努力的。
名人和凡人差別在什麼地方呢？名人用過的東西，就是文物了，凡人用過的就是廢物；名人做一點錯事，寫起來叫名人軼事，凡人呢，就是犯傻；名人強詞奪理，叫做雄辯，凡人就是狡辯了；名人跟人握握手，叫做平易近人，凡人就是巴結別人了；名人打扮得不修邊幅，叫真有藝術家的氣質，凡人呢，就是流裏流氣的；名人喝酒，叫豪飲，凡人就叫貪杯；名人老了，稱呼變成王老，凡人就隻能叫老王。（講這段話時一直有笑聲、掌聲）這樣一講呢，我似乎慢慢在變成一個名人了，在我貢獻越來越少的時候，忽然名氣大了。所以要保持一個良好的心態，認識到自己是一個非常普通的人，而且正處在犯錯誤的危險的年齡上。這在曆史上不乏先例。
小型計算機的開創者奧森到60歲的時候犯錯誤，講PC機是不該出現的一種怪胎，今天還是這樣講，所以比爾·蓋茨講過，奧森是他一個崇拜的偶像，是心目中技術和市場結合的一個光輝的典範，可是到晚年犯了這種錯誤，我決不會像奧森這樣貪戀崗位，一直做到67歲才被迫下台，我一定會在60歲以前退休。這是第一個光輝的榜樣，也是引以為教訓的典型。第二個就是當年給過我鼓勵的奎因，20世紀60年代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從60年代到80年代領導巨型計算機潮流達20年之久，他晚年也犯了錯誤，隻堅持用過去那種方法操作計算機，忽視了大規模並行處理方式，結果後來的成果都很不成功，這個偉大的發明家，晚年也很慘，69歲他的奎因計算機公司破產，70歲車禍身亡。第三個是王安，王安晚年的時候，拒絕生產和IBM PC兼容的機器，鬥氣，同時堅持王安公司的各種不兼容的機器。加上他的封建意識，認為虎父焉有犬子，存心要把他的兒子提為總裁，結果受到了他的股民的聯名告狀，――王安把中國的“裙帶風”帶到了美國的上市公司，（笑）――使兒子被迫下台。這樣，元氣大傷，最後，王安在去世後不久就破產了。王安晚年的這些錯誤讓他破產。這三位偉大的發明家到了晚年都有這樣一些問題，而我正處在這個關鍵的時刻，我要吸取教訓，少犯錯誤。所以一個人要多做好事，少犯錯誤，不做壞事，我認為我今後應該是這樣。“多做好事，少犯錯誤，不做壞事”，壞事是絕對不能幹的，錯事也要少做，這樣，我就覺得扶植年輕人算是個自然的規律。
那麼，怎麼扶植年輕人？我們要把年輕人放在風口浪尖上鍛煉。這就涉及到我的第七個重要的抉擇，就是進軍日本市場。
我的第一個重要抉擇是選專業，第二是跨領域的研究。跨領域的研究我要補充一下。我們今天有很多新的跨領域，機會非常非常多，比如在數學領域跨到經濟，搞經濟數學。山東大學的一位教授在這方麵做出了出色的貢獻，我們通過一位中國最早從事經濟數學的南開大學的一位教授，陳佳洱親自出麵，把他請到北大來，現在成了北大的教授。我們成立了金融數學中心“北京大學金融數學中心”，這得到了方正的支持，我們提供住房和工資。同時我們又成立了一個金融工程中心――“方正的金融工程中心”，把上一步的研究和下一步的研究合並起來，把新的思想變成軟件，實現頂天和立地的結合。金融到數學，數學跨到金融的領域非常大，我們很多得諾貝爾經濟獎的把博奕理論、概率論運用到經濟中得到了成功，這樣的跨領域我覺得很多。
還有一種重大的，我覺得特別有前途的跨領域就是有技術背景的學生畢業，來學管理，我們方正的發展現在最缺的就是有技術背景的管理幹部。將來這個前途極大。我們也要自己培養，我們中國不缺少技術專家，但缺少懂技術的管理人才，非常稀缺所謂有技術背景的企業家。一個管理人才就可以使一批技術尖子發揮非常好的作用。最重要是跨領域，既要有技術背景，又要懂管理，所以學了數學、物理、計算機、無線電，再去學MBA，我覺得這個將來很有前途。大家可以看未來中國社會的發展，文科和理科的結合，都是一係列的新的機會，簡直不可想像，大家要學會如何跨領域，培養這種知識。
再講進軍日本市場的問題。我們從國內發展到海外，“永不滿足”是一個取得成就的巨大的動力。台灣最大的日報《聯合報》，國民黨的機關報《中央日報》，最大的晚報《自立晚報》，台灣的省報《台灣日報》，都用我們的係統。進入台灣以後，就想能不能進入日本市場，一方麵這個市場大得驚人，是中國市場的十倍，一方麵日本的印刷又極端發達，他的彩色印刷的水平無以倫比，他可以在印刷廠裏用機器人，一大批的機器人，全部都是自動的。他一年是50多億美元的營業額，很驚人的規模和水平，我想5年之內中國大陸的凸版印刷廠要達到這種水平是不可能的。但是這麼一個極端發達的印刷市場，很可愛的一點呢，就是他的出版軟件並不先進，（笑）這就有我們可乘之機。
我從1975年比美國人更早地提出這種描述事情的方法以後，一個強烈的感受就是隻要提前得到需求的刺激，我們就能比外國人更早的有某些創造。這也需要把年輕人放到需求刺激的最前沿的風口浪尖上，日本市場可能給我們這種機會。加上日本的管理非常嚴格，可以極大的提高我們的管理水平。就拿方正日本員工來說，非常完美，早晨九點鍾準時到辦公室，晚上9點鍾出去，有時候忙了就睡在我們的辦公樓，這種敬業精神值得我們學習。
現在日本有六家報紙在用我們的技術，當然都是小的，還有個中等規模的正在考慮部分用我們的係統。還有一個汽車雜誌，三個版，每個版都是雙周刊，一次出1000多頁，這一本雜誌用我們近五百套前端軟件和後端輸出軟件，價值400萬美元，在中國很難想像一個雜誌社一次就買400萬的軟件。這個市場大得驚人。進軍日本市場就可以靠日本這個大市場，把年輕人推到市場最前沿。
我經常想，為什麼中國人到矽穀很有創造力，做第一流的工作，為什麼在國內做不到？我們就是得不到最前沿的需求信息。那麼我們能不能在某些環境下把優秀的年輕人放到這種需求刺激的最前沿，讓他出成績呢？我們現在正在努力創造這種環境。我們進軍日本市場的決策很大程度也是為了這麼一個目標，能夠得到最前沿的需求刺激，能夠刺激我們年輕人的創造才華。年輕人最大的願望是獲得成功，當然也需要住房，將來也需要自己的小車，這是應該的，但我覺得他要能夠全力以赴工作的話，首先是一種成就感，同時需要一種團結和諧的氣氛，希望能夠得到長進。
第八個抉擇，是我們準備進軍廣電業，這是1995年的一個抉擇。方正一直靠出版市場賺錢。雖然我們不斷通過技術創新擴大市場，但是十年來我也一直憂心忡忡，10年我們主打的產品還在出版這個領域，沒有嶄新的領域，這是我一直苦惱的一個問題。我記得當年四通的2401打字機非常成功，1988年，萬仞南曾經講過，四通每年要出一個2401這樣的拳頭產品，後來知道搞個拳頭產品是多麼的難，四通再也沒有第二個拳頭產品可以跟2401相比。我們呢，也一直在這裏憂心忡忡，我們的出版係統一直維持了十年的興旺，今後還有幾年的興旺，我們有沒有新的支撐點？
1995年忽然給我抓住個機會。1995年9月4日，李嵐清同誌找了楊偉光台長。因為看到中國的動畫不夠發達，所以要中央電視台跟北大方正合作，做動畫製作。他9月4日談話，我9月8日聽到這個消息，當時馬上產生兩個想法：第一個想法，方正可望進入廣電行業，以中央電視台動畫為切入點；策二個想法，由此帶來的無限的需求刺激，會使我們成長一批將才和帥才。從李嵐清同誌給了我們這個機會起，我們就開始進入廣電行業整個的領域，包括廣告製作，資料檢索，以及整個智能的管理。我相信3年到5年之內，方正廣電行業的收入會達到、超過出版係統，而且會出現一批將才和帥才。這樣我們找到了第二個很大的支撐點，一個很大的市場，充滿前景的，充滿挑戰的，可以讓大量的年輕人出成績的領域。這是我第八個重要的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