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據希爾自己分析，造成他失敗最大的原因在於，他忽略了以和諧的精神與合夥人合作，他常因為一些出版方麵的小事而和對方爭吵。當機會出現在他麵前時，他並沒有掌握住它（如果我們抓住機會的話就能獲利）。他的自私和自負，應該對失敗負起責任，而他在業務上不夠謹慎，以及說話語氣太強烈，也都是造成失敗的原因。
但是，拿破侖·希爾卻能夠從這次的挫折中，找到等值利益的種子，他離開芝加哥前往紐約，又在那裏創辦了一份雜誌。為了要達到完全控製業務的目的，他必須激勵其他隻出資、但沒有實權的合夥人共同努力。他同樣必須謹慎地擬定營業計劃，因為現在他隻能依賴自己的資源了。
就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這份雜誌的發行量就比以往那份雜誌多了兩倍還要多。其中一項獲利來源，是他所想出來的一係列函授課程，而這一係列的函授課程，就成了他個人成功學專著的第一筆編纂資料。
拿破侖·希爾的事例告訴我們，你對於挫折所抱持的心態，對你能否走出陰影走向成功，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你可以把挫折看成一種“失”的恥辱，但你也可以把它看成一次“得”的機會。
在莎士比亞的戲劇中，凶手布魯斯的一段台詞，正好表現出以消極的心態麵對失敗的情形：
在人類的世界裏有一股海潮，
當漲潮時便引領我們獲得幸福；
不幸的是，他們的一生都在
陰影和痛苦中航行。
我們就正漂浮在這股海潮上；
當它對我們有利時，就應該充分把握機會，
否則的話，必將在危險的航行中失敗。
這是一位被判死刑的人所說的話，他根本不了解引領人獲得幸福的機會或海潮，絕不僅僅隻有一個而已。積極心態和上麵的情形完全不同，馬倫在他的一篇名為“機會”的詩中就寫道：
當我一度敲門而發現你不在家時，
他們都說我沒希望了，但是他們錯了；
因為我每天都站在你家門口，
叫你起床並且爭取我希望得到的。
我哭不是因為失去了寶貴的機會；
我流淚不是因為精華歲月已成雲煙；
每當晚上我都燒毀當天的記錄；
當太陽升起時又再度充滿了精神。
像個小孩似的嘲笑已順利完成的光彩，
對消失的歡樂不聞不問；
我的思考力不再讓逝去的歲月重回眼前；
但卻盡情地迎向未來。
如果你發現，在每一次失敗中都有等值利益的種子時，你就會接受馬倫對失敗的觀點。記住，“當太陽下山時，每個靈魂都會再度誕生。”而“靈魂再度誕生”的時候，就是你把失敗拋諸腦後的最佳時機。
恐懼、自我設限，以及接受失敗，隻會像莎士比亞戲劇中所說的那樣，使你“困在沙漠和痛苦之中”，但是你可借著應用信心、積極心態和明確目標來克服這些消極心態。
如果你把挫折看成是一種激發自己以新的信心和堅毅精神重新做出選擇的契機，那麼成功隻不過是時間上的問題罷了，麵對能否做到這一點的關鍵，就是你的積極心態。
記住，積極的心態會帶給你成功。當你在和挫折戰鬥時，就是你最需要積極心態的時候。當你處於逆境時，你必須花數倍的心力，去建立和維持自己的積極心態。同時，也應該運用你對自己的信心及你的明確目標，將積極心態化為具體行動。這是從逆境和挫折中所學得的最基本課程。
4.不要為已經過去的事情生氣
要使過去的失敗具有真正的意義，唯一的方法，就是冷靜分析失敗的原因，吸取教訓，然後忘記過去的失敗。可是生活中卻有不少人活在過去，為過去發生的事憂慮、追悔不已，卻從來不想辦法來彌補以前發生的事情所產生的影響，要知道，我們絕不可能去改變已經發生的任何一件事情。
拿破侖·希爾曾有過這樣一次奇妙的經驗：
當時，希爾開辦了一個非常大的成人教育機構，在很多城市裏都有分部，在管理費和廣告費上的投資很大。由於他當時忙於教課，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情去管理財務問題，並且也太天真，不知道應該授權給一個很好的業務經理來協調各項收支。
過了一年，希爾發現了一件驚人的事實：雖然他們的收入非常多，但卻沒有得到相應的利潤。針對這種現象，希爾發現自己應該馬上做兩件事情：
第一，應該有足夠的勇氣和智慧，就像黑人科學家喬治·華盛頓·卡佛爾做的那樣，承受住將自己畢生的積蓄從銀行賬戶轉給別人的事實。當有人問他是否知道自己已經破產了的時候，他回答說：“是的，也許正像你所說的。”然後，繼續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他把這筆損失從他的記憶裏抹去，以後再也沒有提起過。
第二，把自己失敗的原因找出來，記住慘痛的教訓，然後從中學到一些經驗。
然而，這兩件事希爾一樣也沒有做。相反的，他卻沉浸在經常性的憂慮和痛苦中。一連好幾個月都恍恍惚惚的，睡不好，體重也減輕了很多，不但沒有從這次失誤中學到教訓，反而接著又犯了一個類似的錯誤。
對希爾來說，要承認以前這種愚蠢的行為，實在是一件很為難的事。可是他早就發現：“去指揮、教導二十個人怎麼做，比自己一個人真正去做，要容易多了。”
這個時候，希爾想起了桑得斯先生的一個故事。桑得斯先生認為，教他生理課的老師保羅·博蘭德威爾博士，給他上了最有意義的一課，他為此受益終生。他說：
那時我才十幾歲，但是我好像常為很多事發愁。我常常為自己犯過的錯誤哀歎不已，考試完以後，我常常會半夜裏睡不著，咬自己的指甲，我總是擔心自己考不及格。我總愛反思我說過的一些話，總希望當時能把那些話說得更好。
一天早上，我們全班到了科學實驗室。保羅·博蘭德威爾博士把一瓶牛奶放在桌子邊上。我們都坐著，望著那瓶牛奶，不知道牛奶跟生理衛生課有什麼關係。然後，布蘭德威爾博士突然站了起來，看似不小心的一碰，把那瓶牛奶打翻在地，然後，他在黑板上寫道：‘不要為打翻了的牛奶而哭泣’。
‘好好地看一看，’博士叫我們所有的人仔細看看那瓶打碎的牛奶，‘我要你們永遠都記住這一課，這瓶牛奶已經沒有了，它都漏光了。無論你怎麼著急，怎麼抱怨，都沒有辦法再收回一滴。我們現在所能做的，隻是把它忘掉，丟開這件事情，隻注意下一件事’。
我早已忘了我所學到的幾何和拉丁文，這次短短的一課卻讓我記憶猶新。後來，我發現這件事在實際生活中所教益給我的，比我在高中讀了那麼多年書所學到的都有意義。它教我懂得：盡量不要打翻牛奶，萬一打翻牛奶並整個漏光的時候，就要徹底把這件事情忘掉。
或許有人會覺得，費這麼大勁來講那麼一句話：“不要為打翻了的牛奶而哭泣”，未免有點太誇張了。的確，這句話很普通，也可以算是老生常談了。可是像這樣的老生常談，卻包含了人類千百年來所積聚的智慧。這是人類經驗的結晶，是世世代代流傳下來的。事實上，你也不會看到比“船到橋頭自然直”和“不要為打翻的牛奶而哭泣”更基本、更有用的常識了。隻要我們能運用它，不輕視它，我們就用不到任何庸俗的教義。但是，如果不加以應用，知識無異於一潭死水。
佛雷德·福勒·傑特有一種能把老的真理用一種既通俗又有趣的方法說出來的天賦。他是一家報社的編輯。有一次在大學講演的時候，他問道：“有多少人曾經鋸過木頭·請舉手。”大部分的學生都表示曾經鋸過。然後他又問道：“有多少人曾經鋸過木屑？”沒有一個人舉手。
“現實生活中，你們不可能鋸木屑”，傑特先生說道，“因為那些都是已經鋸下來的。過去的事也是一樣，當你開始為那些已經做完的和過去的事憂慮的時候，你不過是在鋸一些無用的木屑。”
著名棒球選手康尼·邁克81歲的時候，有人問他，有沒有為輸了的比賽憂慮過。他回答：“很多年以前，我就不幹這種傻事了。我發現這樣做對我完全沒有好處，磨完粉子不能再磨，因為水已經把它們衝到底下去了。”
世界拳王登樸希曾這樣敘述自己拳壇生涯的最後一段歲月：當自己最後把世界拳王的稱號輸給對手時，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沉重的打擊。他在雨中往回走，穿過人群，回到房間。一路上，他看見了一直支持自己的觀眾眼睛裏含著淚水，一些人想要握住他的手來安慰他。
一年後，不甘心的登樸希又跟對手比賽了一場，但此時他已經沒有了信心，結果又失敗了。從此，他開始懷疑自己也許就這樣完了。要完全克製自己不去想這件事情實在很難，終於有一天，他對自己說：“我不打算生活在過去裏，我要能承受這一次打擊，不能讓它把我擊垮。”
傑克·登樸希做到了這一點。他的做法是承受一切，忘掉過去的失敗，然後集中精力規劃未來。他的做法是經營百老彙的登樸希餐廳和大北方旅館。他的目的是安排和宣傳拳擊賽，舉行有關拳賽的各種展覽會。他的做法是讓自己忙著做一些富於建設性的事情，使他既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思去為過去擔憂。“在過去十年裏，”登樸希說，“我的生活比我在做世界拳王的時候要開心得多。”
莎士比亞說：“聰明的人永遠不會坐在那裏為他們的損失而悲傷，他們會很愉快地想辦法來彌補他們的創傷。”為什麼要浪費那麼多無謂的眼淚呢？雖然犯了錯誤和發生疏忽都是我們的不對，可是這又怎麼樣呢？誰沒犯過錯？就連拿破侖，在他所有重要的戰役中也輸掉過三分之一。也許我們的平均紀錄並不會比拿破侖差，誰知道呢？何況，即使動用國王所有的人馬，也不能再把已經過去的挽回。
所以，讓我們記住，不要為打翻了的牛奶而哭泣，不要為過去的事情生自己的氣。
5.“順”有所短，“逆”有所長——學會利用自卑
成功的原因有很多種，不同的環境會造就不同的結果，成功人士善於在“順”與“逆”、“苦難”與“安逸”的環境中進行自我調節。
艾科卡說：“人類中最偉大者和最優秀者，皆孕育於貧困這所學校之中。這是催人奮發的學校，是唯一能出偉人和天才的學校。”
曾國藩認為：順境、富貴、奢華大大地不利於長進、成器。
不同的環境對人們的作用是不一樣的，順境與逆境、苦難與安逸使當事者付出的代價是不同的。生活的哲學不是在陳述和分析這些代價後，使人替自己的墮落與消沉辯護，而是幫助人們認清關係，更好地適應地位的沉浮與環境的變遷。
順利的境遇，優越的地位，富足的資財，舒適的生活，似乎應該是個人、家庭乃至民族發展的有利條件，但曆史和現實的經驗卻一再告訴我們：一個處在優越地位的人，往往要為他享有的諸多優越條件付出沉重的代價。
在一位現代史學家筆下，羅馬名將漢尼拔在第二次布匿戰爭中的潰敗是被這樣解釋的：
對於人類來說，加普亞平原是仁慈的，而羅馬平原卻是冷酷無情的。當羅馬人離開他們無法為生的家鄉，去征服一個又一個鄰邦的時候，加普亞人卻待在家裏，讓一個又一個鄰邦來征服他們。然而，在羅馬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戰爭的關鍵時刻，在坎尼戰役後的第二天早上，加普亞人卻打開門迎接了漢尼拔，用這個行動來“酬謝”羅馬。
羅馬和漢尼拔都把加普亞的轉向，看成是這次戰爭中最重要的結果，也許是決定性的事件。漢尼拔帶領他的軍隊進了加普亞，然而這時卻發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僅僅在加普亞過了一個冬天之後，漢尼拔軍隊的士氣就完全被瓦解了，從此以後，他的軍隊再也無法打勝仗了。
與漢尼拔相比，倒是一位東方的君主更加狡詐和睿智，西方史學之父希羅多德這樣描繪波斯王居魯士：
一個名叫阿登巴萊斯的人去見居魯士，提出了如下建議：
現在宙斯大神已把他的領土交給了波斯這個民族和陛下，既然如此，我們為什麼不從現在住的這個崎嶇多石的地方遷出去，換一個更好的地方呢？附近就有很好的地方，再遠一些好地方更多。我們隻要挑選一下，就能在這個世界上大大顯赫一番。這是威武的民族的當然辦法，而我們今天的機會真是再好沒有了，因為我們已經在一大片人口眾多的地方，在整個亞洲建立了一個帝國。
居魯士靜靜地聽著，然而他卻絲毫不感興趣。他告訴向他請求的人說，他們可以隨意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但是對於這件事卻不行，因為換一個地方，在心裏也就意味著換一種人民，安逸的環境毫無例外地培養出沒有膽量的人。
近似漢尼拔的君主在中國曆史上有很多，春秋之際的吳越之爭便堪與之媲美，臥薪嚐膽的勾踐終於擊敗驕奢淫逸、縱情享樂的夫差。同樣，持有居魯士一樣的思想的哲人在中國也不勝枚舉。孔子說：“富貴於我若浮雲……君子居元求安，食無求飽。”孟子說：“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天之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勞其筋骨，餓其體膚……”
盡管有諸多前車之鑒，盡管有聖人的至理名言，但在中國上下5000年的曆史上，我們看到的仍然是名門貴族走馬燈一般地替換，家運五代不衰便要成為治家有方的美談。而在近現代人的眼裏，膏粱子弟的衰落中最典型的例證，便是清朝的八旗子弟。
這個馬背上的民族，曾經是何等的驍勇剽悍，“騎射”是他們世代的傳統，然而成了寄生的統治階層後，僅僅過了100年，這些馬背上的勇士的後代，就蛻化成了百無一用的庸人。其實，對於滿人的沒落，清朝的幾代統治者早有洞悉。雍正說，八旗子弟中的“貧困者乃以美食鮮衣之故也”。乾隆說，旗人“唯知鮮衣美食，浪費財資，相習成風，全不知悔，旗人的貧乏率由於此。”嘉慶說：“由平日不知樽節。若能將衣食兩者隨時加以省苦，即可免於匱乏。”但是，任憑清朝幾代天子三令五申，提倡騎射，提倡節儉，仍然無力挽回頹勢。
順境反而不利於發展，這似乎是個悖論。因為這樣一來，對發展而言，順境反而成了逆境，逆境反而成了順境。成功、富足、舒適，畢竟是多數人追求的目標，而一旦得到它，馬上就會導致反麵，這豈不令人無所適從！
但這卻並非悖論，而是現實中真實存在著的循環。就家族乃至民族而言，沒有長盛不衰的；就社會而言，恰如帕雷托所言“曆史是貴族的墳墓”，不斷有腐敗的貴族衰落或被淘汰，不斷有新的精英從平民中產生，精英的位置並未真空。不過，因為社會金字塔中總是“下大上小”並不是一切底層的人都能卷入這種“精英循環”。
帕雷托的思想符合我們“順有所短”的命題，也是認識“精英循環”的一個視角。從曆史經驗看，在社會地位的循環中，越是暴發戶，越是要為獲取的地位付出慘痛的代價。這首先是因為地位變化太大，無力抵抗各種享樂誘惑，保持舊有的心態。其次，也因為他們與傳統文化缺乏聯係，未能從中學到修身養家治國之道，因而更無規矩可循。
為什麼處在順境和優越條件下的人們，往往要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他們缺少的是什麼？客觀來說，他們缺少的是適當的壓力。壓力太小則導致刺激太弱，因而也便削弱了當事者適應和進取的動力。很多心理學家認為，壓力是每個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即使是專門研究壓力的危害作用的心理學家漢斯·塞利也承認：“壓力是生活的刺激。壓力使我們振作，使我們生存。”
阿德勒認為，世間所有的人在生命之初都是自卑的，自卑感是所有人成就背後的主要推動力。有缺陷的人可能會努力加強該器官或通過發展其他器官的機能來補償缺陷。一種過度補償會使他獲得超水平的發展。比如古希臘的德謨斯梯尼戰勝了口吃，成偉大的演說家；愷撒、亞曆山大、羅斯福都是在戰勝生理缺陷時獲得了驚人的發展。阿德勒還認為，與克服自卑相對，追求優越是動力的另一端。借此我們可以理解，優越的獲得有可能削弱動力，又因優越的條件較少產生一般性的自卑，及為克服它而進行的“過度補償”，因此難於造就非凡之人。
那麼，順境和優越的條件是否必然要人們為之付出代價呢？我們說居魯士的先見是最令人欽佩的，而態度卻是不足取的，也可能正是因為他缺乏進取，不敢承受風險走入新境，波斯才終於沒有像希臘一樣，為人類文明做出舉世無雙的貢獻。
走入順境、置身到優越之中，要準備迎接一種變化，越是有所準備就越可能減少代價。順境的代價說到底，是動因刺激的削弱和進取目標的喪失。因此，環境一變，便要迅速尋找替代的壓力、替代的刺激、替代的新目標。自卑感和優越感產生的條件不是孤立的，它來自對比——與自己過去的對比，與周圍人們的對比。
沒有一個家族、民族是長盛不衰的，各自的興盛結果有質與量上的差別，可見選擇、努力與自覺的作用不可抹殺。正是因為苦難、逆境，甚至生理缺陷，才產生和造就了一些偉大人物，因此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便產生了一種對苦難和逆境的崇拜，而這種崇拜往往是盲目和消極的。
首先，一種積極健康的人生，即使走入順境也要努力為自己設置新的高尚目標，在追求這一目標中迎接新的困難和障礙，從而發展和顯示自己的人格，而不可以倒退或停留在困苦中去保持心誌。
其次，逆境遠非是造就一種積極人格的充分條件，無數處在困苦和逆境中的人們，並沒有任何改變現狀的動力。僅就客觀環境而論，我們至少可為這種缺乏刺激的逆境找到兩個原因：
（1）這一環境是封閉的，沒有對比的苦難不會給當事者更多的刺激。
（2）這一環境是窒息的，處在其中的人看不到任何改變和跳躍出這一環境的機會，於是他們認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