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部關於唐代文學研究著作《唐代詩人叢考》，完成於1978年底，後於1980年1月由中華書局出版。此書對唐初至肅宗、代宗時期的一些詩人事跡做了考索，重點則在大曆時期。在這以後，我想把研究延伸於中晚唐，但鑒於中晚唐的史事較為複雜，不少文獻資料又真偽難辨，因此與友人合作，於1979至1980年間編製一部百餘萬字的《唐五代人物傳記資料綜合索引》，此書後於1982年4月由中華書局出版。這部索引編成以後，確對查閱唐代人物帶來不少方便，由此我轉入李德裕與牛李黨爭的研究，並於1982年12月寫成《李德裕年譜》一書。這三部書重點還在於史料辨析，在寫完《李德裕年譜》之後，我想把筆放開一些，做一部稍具文采、略帶感情的輕鬆之作，於是又花兩年的時間寫了《唐代科舉與文學》，約37萬字。我是想通過科舉來展示唐代知識分子的生活道路與心理狀態，以進而探索唐代文學的曆史文化風貌。
此書於1986年由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以後，反應尚可，得到學界的首肯。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好幾位中青年學者，仿我的寫作格局，撰寫類似的選題。如蘭州大學中文係王勳成教授花了好幾年的時間，寫有《唐代銓選與文學》（中華書局2001年4月出版）；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薛亞軍博士以《唐代進士與文學》為題寫作學位論文；有一位原在東北某大學執教的博士生，擬在已完成其有關宋代官製論文之後，寫一部《宋代科舉與文學》。鄭州大學中文係陳飛教授正在博士學位論文基礎上，撰寫唐代策文研究。我在原書的序言中曾提道：“我隻是把科舉作為中介環節，把它與文學溝通起來。”我這樣做，隻能說是開了一個頭，實際上唐代科舉製牽涉的麵很廣，其本身也有不少細節需要弄清，我處於80年代前期，限於種種條件，不可能做細致的考索。而上麵提到的這幾部論著，應當說比我更為深入，有些地方所論述得比我更為確切。科學研究是不斷深化、不斷發展的認識運動，後來者居上，這是學術研究自身發展的正常現象。學術道路就是靠眾人的努力不斷往前延伸的。我自己感到安慰的，一是不做重複的事，總想摸索一些新路；二是不做虛浮的事，盡可能務實。我總想把學術工作歸結於“有用”一點上。我們最好把自己所做的化成為階梯，使人可以循級而上，達到更高一級的境地。
這裏還應一提的是，台北的台灣大學中文研究所有位學者徐誌平，他曾對我的這部書寫一書評，刊於台灣的《漢學研究》第十卷第一期（1992年6月）。文中詳細介紹這部書十七章的每章內容，以便當地讀者有具體的了解。文中指出，當時海峽兩岸隔閡，學術不流通，其實台灣學者在這方麵已有相當的成果，他舉出了十一種，其中如羅龍治《進士科與唐代的文學社會》（《台大文史叢刊》），台靜農《論唐代士風與文風》（《中國文學史論文選集》三），羅聯添《唐代進士科試賦的開始及其相關問題》（收入《唐代文學論集》）等，都與我的這部書內容相切，但當時我都未看到。我於去年6月為陳友冰先生《海峽兩岸唐代文學研究史》所作的序言中也提道，在我寫此書前，台灣學者王夢鷗先生《晚唐舉業與詩賦格樣》等都已發表，但我未見。這都是很可惜的。可見兩岸學者學術交流確甚必要，現在已有很大改進。不過徐誌平君的這篇書評仍認為：“但以上所列，對唐代科舉都隻有片麵的討論，沒有一本論文能較全麵地對整個唐代科舉加以說明，即使將這些論文集合起來，也無法一窺唐代科舉的全貌。而傅先生此書，不但對唐代科舉有完整的討論，更將其與當時的文學、社會結合起來說明，使讀者讀後不隻是對唐代科舉有抽象的了解而已，更能非常形象化地認識其真實麵貌，這一點，實在是本書極為可貴的價值與特色之一。”這幾句話固然是對本書的讚譽，我讀了後更感受到，兩岸學者確能體現我們中華文明的雍容之識與謙和之情。
我是很感謝陝西人民出版社的。陝西人民出版社處於漢唐古都的曆史文化名城，很注意文化積累。該社於20世紀的80年代初即已建立“唐代文學研究叢書”，出版好幾部極有水平的專著（如鬱賢皓先生《李白叢考》，朱金城先生《白居易研究》），拙著也廁列其中。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於1982年成立後，《唐代文學研究年鑒》與《唐代文學研究》開始也是由陝西人民出版社承擔每年出書，為我們唐代文學學會業績開了一個好頭。出版社後來又策劃新編全唐文、全唐詩，並給予經濟上的切實支持。我曾說過，出版社當然要考慮經濟效益，但從長遠來看，一個出版社之能在曆史上站得住，還是要有文化學術意識，出版好書。中國的出版社，與外國一些純粹商業店家不同，我們是帶有一定文化學術機構性質的。這也是我們社會的可貴之處。
我的這本書出版已有16年，當時印數也不多，這十餘年來一直有人向我索書，我隻好一本本送去，現在手頭隻有一本，外麵書店也買不到。我向陝西人民出版社提出重印，社領導很快就同意，並立即安排於當年出書計劃。我想，這次重印，一麵可以適應讀者的需求，一麵也可借此機會改正原書的一些錯失。出書後，有些友人在翻閱中也曾向我提及錯字，我自己也有所發現，這次就通盤做了改正。具體就不一一說明，不過有些錯字涉及有關內容的，這裏就稍舉數例，以供已有書的同誌們參閱。如原書頁一三?第二行引裴廷裕《東觀奏記》，文中雲“（李）玨字待價”，“價”誤作“階”。李玨，《舊唐書》卷一七三、《新唐書》卷一八二有傳。又頁一四四引《全唐文》卷四二?常?《叔父故禮部員外郎墓誌銘》，“?”誤作“□”。常?是代宗時翰林學士，後又為宰相，在任福建觀察使時，興辦學校，對福建士人科舉應試做出很大的貢獻，兩《唐書》亦有傳。又頁一七?記進士試詩賦題，開元二十二年（734）詩賦各一，即《武庫詩》、《梓材賦》，但年份卻排成“開元二十年”，這與公元734年也不符。又如序言第五頁，正文第二?四頁，均引有《唐摭言》卷八所記舉子公乘億多年應試未第，長期居住在長安，與妻子相隔已十多年，其妻乃自河北來尋詢，公乘億則偶然在路上“見一婦人，粗?跨驢”。原書的兩處引文中均將“?”誤作“衰”。按?為喪服，《唐摭言》記其妻因多年不得音訊，“鄉人誤傳已死”，故穿上喪服。如作“粗衰”，就不合原意。又頁二九一第二十行記知貢舉事，原書作“開元二十四年以後，改由禮部員外郎知貢舉”，大誤。按開元二十四年以前，貢舉試是由考功員外郎主持的，因開元二十四年主持者李昂出事，此後就改由禮部侍郎主持，即官位提高；後雖也有由他官主持，但官階相似，絕不能再由員外郎一級來擔任的。此在第九章《知貢舉》中已詳作考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