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唐詩紀事》卷二十）
這或許是唐人省試詩最好的詩句，以後隻有錢起的“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堪與並稱。在這之後，開元十四年（726）為《考功箴》，開元十五年（727）為《積翠宮甘露頌》，開元十八年（730）為《冰壺賦》。開元二十二年（734），乃有詩賦各一，即《武庫詩》、《梓材賦》。開元二十五年（737）為《花萼樓賦》。開元二十六年（738），又詩賦各一：《擬孔融薦禰衡表》、《明堂火珠詩》。天寶十載（751），詩賦各一：《豹□賦》、《湘靈鼓瑟詩》。在這之後，即連續有詩賦的記載。上述的記載，可能因材料不全，有所缺漏，但大致的趨向是可以看得出來的。可見以詩賦作為進士考試的固定格局，是在唐代立國一百餘年以後。而在這以前，唐詩已經經曆了婉麗清新、婀娜多姿的初唐階段，正以璀燦奪目的光采，步入盛唐的康莊大道。在這一百餘年中，傑出的詩人已經絡繹出現在詩壇上，寫出了曆世經久、傳誦不息的名篇。這都是文學史上的常識。應當說，進士科在八世紀初開始采用考試詩賦的方式，到天寶時以詩賦取士成為固定的格局，正是詩歌的發展繁榮對當時社會生活產生廣泛影響的結果。
進士試之所以由試策而發展為加試雜文和帖經，一方麵是考試本身的原因，即由於舉子們“唯誦舊策，皆亡實才”（《新唐書?選舉誌》），隻讀一些為應付考試而編成的現成策文，不去鑽研經史本文；為扭轉這種情況，於是就參照明經考試的辦法，加考帖經，以求學有根柢。另一方麵，武則天為了加強她個人的權勢，並圖謀建立武氏政權，不得不擴大統治基礎，爭取非高門世族出身的士人的支持，於是增設考試的門類，加強文藝辭藻方麵的選拔，網羅既有文采又有經學修養的人才來充實政權機構。武周宮廷中文人學士之盛以及窮究極研於辭藻聲律之美，是太宗、高宗朝所不能比擬的。劉思立的建議，正好適應這種政治需要。
唐進士三場試，每場定去留，如《舊唐書》卷九十二《韋陟傳》載陟於開元時以禮部侍郎知貢舉：“曩者主司取與，皆以一場之善，登其科目，不盡其才。”而在前期，三場的次序是先帖經，次雜文，最後試策。如《唐六典》卷四《禮部》：“凡進士先帖經，然後試雜文及策……舊例帖一小經並注，通六已上，帖《老子》兼注，通三已上，然後試雜文兩道，時務策五條；開元二十五年，依明經帖一大經，通四已上，餘如舊。”《唐六典》修成於開元末，反映了唐初至開元時的官製和政令。《文獻通考》卷三十一《選舉考》四記宋仁宗寶元時（1038―1040）李淑的奏議，也說天寶時進士“試一大經，能通者試文賦，又通而後試策”。三場中把帖經列為首場，表明對儒家經典的尊重。如前麵所引顏真卿所作的顏元孫神道碑，顏元孫雜文（銘賦）二首“既麗且新”，策文“詞高理贍”，但因為帖經的成績平常，因此雖然取中，但卻等第不高。
雜文與帖經的次序，大約從中唐起改變過來，即第一場詩賦，第二場帖經，第三場策文。權德輿在與柳冕討論貢舉的書信（《權載之文集》卷四十一）中說：“況以蒙劣，辱當儀曹，為時求人，豈敢容易。然再歲計偕，多有親故，進士初榜有之，帖落有之，策落有之，及第亦有之。不以私害公，不以名廢實，不敢自愛，不訪於人。”這裏把帖經列第二，試策列第三，初榜雖未明言，但按唐代的規定，這初榜當即指詩賦。
如果權德輿還沒有說得很清楚的話，那麼中唐同時期的作家李觀就明確記載帖經之前為詩賦，他在《帖經日上侍郎書》（《全唐文》卷五三三）中說：“月日，鄉貢進士李觀長跪薦書侍郎座右……昨者奉試《明水賦》、《新柳詩》。”此處李觀自稱鄉貢進士，當是應進士試時獻書於禮部侍郎者。這封書信作於試帖經的那一天，而又說“昨者奉試《明水賦》、《新柳詩》”，可見帖經之前一場即試詩賦。後來五代時牛希濟在《貢士論》中也說，進士“大率以三場為試，初以詞賦，謂之雜文，複對所通經義，終以時務為策目”（《全唐文》卷八四六）。不過帖經雖居第二，卻並不受人重視，唐朝人在談論進士考試時有時就根本不提到它，如韓愈《答崔立之書》就說：“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仆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以相示。”（《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三）這裏就隻提賦、詩、策三項，而不言及帖經。又如賈島《送雍陶及第歸成都寧覲》（《賈閬仙長江集》卷六）雲：“不惟詩著籍，兼又賦知名，議論於題稱，春秋對問難。半應陰?與，全賴有司平……”這裏所寫的也是進士考試的場次：詩賦、策論、問經義。又據胡震亨《唐音癸簽》所說，則到後來又將帖經放在最後一場，而且說：“帖經被落，仍許詩贖，謂之贖帖。”（卷十八《詁箋》三，《進士科故實》）。這所謂“贖帖”，我們可以舉閻濟美來作例子。《太平廣記》卷一七九《閻濟美》條載閻濟美應進士試，試帖經時，告主司道：“某早留心章句，不工帖書，必恐不及格。”主司回答他說：“可不知禮闈故事，亦許詩贖。”閻濟美果然作一詩以代帖經。這裏說“禮闈故事”，可知在閻濟美於大曆年間登第之前，所謂以詩贖帖，已施行很久了。這不僅是考試辦法的變化，而且是詩歌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進一步提高的反映。
四
進士考試既然分為三場，而又每場定去留，則首場乃是關鍵。前麵所引《太平廣記》的《閻濟美》條，就說閻濟美在及第前曾考過兩次，當然都是落第：“初舉，劉單侍郎下雜文落，第二舉，坐王侍郎雜文落第。”這就是說，閻濟美的頭兩次落第，都是由於詩賦未能通過。晚唐詩人黃滔在《下第》詩中說：
昨夜孤燈下，闌幹泣數行。辭家從早歲，落第在初場。（《唐黃禦史公集》卷二）
這裏所說的初場，就是指詩賦。黃滔以懿宗鹹通十三年（872），年三十三被薦舉入試，越二十三年至僖宗乾寧二年（895）才得以進士及第。在這期間，當是有好幾次應試，他特別提到“落第在初場”，可見詩賦能否及格對是否登科起著很大的作用。
唐代進士考試之所以將詩賦列於首位，一方麵固然受到社會上重視詩歌的影響，另一方麵也因為進士試的詩賦都是律詩律賦，有格律聲韻可尋，對於考試官員來說，容易掌握一定的標準。《冊府元龜》卷六四一《貢舉部?條製三》記載說：“（大和八年）十月，禮部奏進士舉人，自國初以來（琮按此雲國初以來，不確，說詳前），試詩賦、帖經、時務策五道，中間或暫更改，旋即仍舊，蓋以成格可守、所取得人故也。”明代的胡震亨也說：“唐進士重詩賦者，以策論惟剿舊文，帖經隻抄義條，不若詩賦可以盡才。又世俗偷薄，上下交疑，此則按其聲病，可塞有司之責。雖知為文華少實，舍是益汗漫無所守耳。”（《唐音癸簽》卷十八《詁箋》三，《進士科故實》）就是說，詩賦有格律聲韻，可以作為一定的、容易掌握的客觀依據。正因如此，詩賦的試題中往往就明確規定字數和用韻的要求。
進士所試的詩作，都是五言律詩，限定十二句，如《白居易集》卷三十八載省試《玉水記方流詩》，題下即注明：“以流字為韻，六十字成。”即雙句末字須押流字韻，全篇十二句。這是白居易貞元十六年（800）應進士試的詩題。另有賦，即同卷所載《省試性習相遠近賦》，賦題下注：“以‘君子之所慎焉’為韻，依次韻，限三百五十字以上成。”為更好地說明問題，今抄其賦文於下，字下加黑點者，即所要求的“君子之所慎焉”六韻：
噫！下自人，上達君；德以慎立，而性以習分。習則生常，將俾乎善惡區別；慎之在始，必辯乎是非糾紛。原夫性相近者，豈不以有教無類，其歸於一揆；習相遠者，豈不以殊途異致，乃差於千裏。昏明波注，導為愚智之源；邪正歧分，開成理亂之軌。安得不稽其本，謀其始；觀所恒，察所以？考成敗而取舍，審臧否而行止。俾流遁者反迷塗於騷人，積習者遵要道於君子。且夫德莫德於老氏，乃曰道是從矣；聖莫聖於宣尼，亦曰非生知之。則知德在修身，將見素而抱樸；聖由誌學，必切問而近思。在乎積藝業於黍累，慎言行於毫厘。故得其門，誌彌篤兮，性彌近矣。由其徑，習愈精兮，道愈遠爾。其旨可顯，其義可舉。勿謂習之近，徇跡而相背重阻；勿謂性之遠，反真而相去幾許。亦猶一源派別，隨混澄而或濁或清；一氣脈分，任吹煦而為寒為暑。是以君子稽古於時習之初，辯惑於成性之所。然則性者中之和，習者外之徇。中和思於馴致，外徇戒於妄進。非所習而習則性傷，得所習而習則性順。故聖與狂，由乎念與罔念；福與禍，在乎慎與不慎。慎之義，莫匪乎率道為本，見善而遷。觀炯誡於既往，審進退於未然。故得之則至性大同，若水濟火也；失之則眾心不等，猶麵如麵焉。誠哉！性習之說，吾將以為教先。
這篇賦，將“君子之所慎焉”六字分別依次列於句末為韻，而其文章的結構，已類於明清的八股，因此錢大昕說“唐人應試詩賦，首二句謂之破題”，已經看出唐代進士試賦與後來八股製藝在做法上的淵源關係。
白居易的這篇《性習相遠近賦》是六字韻腳，而唐代的進士試賦，一般則是八字韻腳。據宋人吳曾引五代馮鑒《文體指要》，八字韻腳始於開元二年（714），《能改齋漫錄》卷二《試賦八字韻腳》條說：
賦家者流，由漢晉曆隋唐之初，專以取士。止命以題，初無定韻。至開元二年，王丘員外知貢舉，試《旗賦》，始有八字韻腳，所謂“風日雲野軍國清肅”。見偽蜀馮鑒所記《文體指要》。
八字韻也可不依次為韻的，如貞元時呂溫有《禮部試鑒止水賦》（《唐呂和叔文集》卷一），題下注：“‘澄虛納照遇象分形’為韻，任不依次韻，限三百五十字以上成。”據宋人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說唐時賦韻之製，八韻者以四平四側（仄）為定格，但也有三平五側、五平三側、二平六側、六平二側，等等（《文苑英華辨證》卷一《用韻》）。舉子如“有犯韻及諸雜違格，不得放及第”（見《冊府元龜》卷六四二《貢舉部?條製四》後唐長興元年（930）六月中書門下奏。《冊府》並具體記載天成五年進士複試時檢查出詩賦中犯韻的情況，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唐代進士試詩賦的各種瑣屑的規定：
盧價賦內“薄伐”字合使平聲字，今使側聲字，犯格。孫澄賦內禦字韻使“宇”字，已落韻，又使“膂”字，是上聲；有字韻中押“售”字，是去聲，又有“朽”字犯韻；詩內“田”字犯韻。李象賦內一句“六石慶兮並合”，使此奚字，“道之以禮”，合使此導字，及錯下事；嚐字韻內使方字，計中言十千十字處合使平聲字，偏字犯韻……師均賦內從字犯韻。
這種繁瑣的規定，使得中唐時起，韻書大為發達，《切韻》及有關《切韻》的補缺刊謬本在社會上廣為流行；年輕女子吳彩鸞能以抄寫、出售《切韻》為生，也可以見出社會上需要的廣泛與迫切。唐代讀書人不可能對韻部都記得很熟，因此進士考試時可以有挾帶韻書一說，如白居易長慶間受命複試進士，事後上書說：“伏維禮部試進士，例許用書策，兼得通宵。得通宵則思慮必周，用書策則文字不錯。昨重試之日，書策不容一字，木燭隻許兩條。迫促驚忙，幸皆成就。若比禮部所試，事較不同。雖詩賦之間，皆有瑕病，在與奪之際，或可矜量。”（《白居易集》卷六?《論重考試進士事宜狀》）結合唐代進士試詩賦用韻的情況，來讀白居易的這段話，就比較容易理解了。按照白居易所說的意思，如不帶韻書等“書策”，則所試詩賦，文字就“皆有瑕病”，可見聲韻規定是極為瑣碎苛細的。
正因如此，就可以理解《太平廣記》卷二六一《梅權衡》條所說的，梅權衡應進士試時，“入試不持書策，人皆謂奇才”。可見韻書一類的書策對於士子是多麼的重要。那時有因失韻而考了大半輩子還未得一第的，中唐時宋濟是有名的例子。李肇《國史補》卷下記：
宋濟老於文場，舉止可笑。嚐試賦，誤失官韻，乃撫膺曰：“宋五又坦率矣！”由是大著名。後禮部上甲乙名，德宗先問曰：“宋五免坦率否？”
由於這種苛細的要求，唐代無論是省試詩還是省試賦，就首先注意於聲韻格律的講求，而不暇顧及內容的要求。省試詩因此也不可能產生什麼佳作，這是不足為奇的。
五
唐代進士試對詩賦的聲韻要求較為嚴苛，但詩賦的題目，比起宋以後來，範圍要寬得多，應試者有一定馳騁想象的餘地，不像後代僵硬地被限定在儒家經書的狹窄圈子裏。這反映了唐代作為封建社會充分發達時期的時代特點。
從現在所能考見的材料來看，唐進士試的詩賦題目，有出於經史書籍的，如《籍田賦》（開元元年），《射隼高墉賦》（大曆二年），《寅賓出日賦》（大曆十四年），《性習相遠近賦》（貞元十六年），《王師如時雨賦》（元和十五年），《風不鳴條詩》（會昌三年），《堯仁如天賦》（大中三年），《被袞以象天賦》（鹹通七年），等等。這隻是極少數，絕大多數是下列幾方麵的題目：
一、有關節令的：如《東郊迎春詩》（天寶十五載），《迎春東郊詩》（上元二年），《東郊朝日賦》（大曆八年），《清明日賜百僚新火詩》（大曆九年東都試），《早春殘雪詩》（元和十五年）。
二、有關景物的：如《北鬥城賦》（開元七年），《禁中春鬆詩》（大曆八年），《元日望含元殿禦扇開合詩》（大曆九年上都賦），《花發上林苑詩》（大曆十四年），《曲江亭望慈恩寺杏園花發詩》（貞元四年），《西掖瑞柳賦》、《龍池春草詩》（貞元十三年），《山出雲詩》（元和三年），《貢院樓北新栽小鬆詩》（元和二年），《春色滿皇州詩》（元和十年）。
三、以有一定文史含義的器物為題的：如《丹甑賦》（開元四年），《冰壺賦》（開元十八年），《梓材賦》（開元二十二年），《明堂火珠詩》（開元二十六年），《洪鍾待撞賦》（元和五年）。
四、以有文學意味的題材為題的：如《湘靈鼓瑟詩》（天寶十載），《通天台賦》（大曆十一年），《觀慶雲圖詩》（貞元六年），《珠還合浦賦》、《青雲幹呂詩》（貞元七年），《明水賦》（貞元八年），《緱山月夜聞王子晉吹笙詩》（大和二年），《霓裳羽衣曲詩》（開成二年）。
宋人葉夢得說：“唐禮部試，詩賦題不皆有所出，或自以意為之。”（《石林燕語》卷八）這所謂“不皆有所出”的“出”，即是指儒家的經書。“自以意為之”，就是說主考官自以己意，取眼前景物為題。像《貢院樓北新栽小鬆詩》這樣的題目，是宋以後各朝代所絕不可能出的。這大約也是封建社會發達時期思想活躍的一種表現。
正因為試題可以“自以意為之”，因此唐代進士考試中設有“上請”的製度。上麵引述過的《石林燕語》說：“舉子皆得問題意，謂之上請。”這種情況至北宋前期還有，《事實類苑》卷六十六引範鎮《東齋紀事》，曾記載北宋真宗年間楊億知舉時的一段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