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進士科是唐代出現的新事物，但進士卻是古老時代的舊名詞。《文獻通考》卷四?《學校考》一，引禮書雲：“秀於一鄉者謂之秀士，中於所選謂之選士；俊士以其德之敏也，造士以其材之成也，進士以其將進而用之也。”又說：“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注：移名於司馬，進士可進受爵祿也）。”對於古老經典文字可以有各種解釋，這是經師們的專業，曆史發展到了唐代，用進士來稱呼科舉中的一個重要科目，已經與它原來賦予的特定的含義不相幹了；是社會生活的發展變化給了“進士”以新的內容，它的原義隻不過在語義學上有其一定的位置罷了。
五代時的詞人牛希濟在《貢士論》中說：“國家武德初，令天下冬季集貢士於京師，天子製策，考其功業辭藝，謂之進士。”（《全唐文》卷八四六）牛希濟是作詞能手，但他在《貢士論》中的這幾句話卻很不確切。武德是唐高祖的年號，一共是九年（618―626）。牛希濟說是武德初，就應該是武德頭一二年，但實際卻並非如此。
作於貞元十七年（801）的趙□《登科記序》（《文苑英華》卷七三七，《全唐文》卷五三六），說：“武德五年，帝詔有司特以進士為選士之目。”這裏說是武德五年（622）下詔，實行進士試。唐末五代人王定保記載得較為詳實，而把下詔的時間提前一年為武德四年（621），他所著的《唐摭言》卷一《統序科第》說：“始自武德辛巳歲四月一日，敕諸州學士及早有明經及秀才、俊士、進士，明於理體、為鄉裏所稱者，委本縣考試，州長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隨物入貢。斯我唐貢士之始也。”這樣，到第二年十月，各州就薦送明經一百四十三人，秀才六人，俊士三十九人，進士三十人；十一月引見，十二月考試（見《唐摭言》卷十五《雜記》）。武德四年五月，李世民的軍隊消滅了竇建德的主力，七月，又平定了洛陽的王世充，唐王朝依仗武功，鞏固了政權，這就有可能、也有必要在官吏選拔和政權組成中進行創新和改革，把目光從一小部分僅有虛譽的狹小範圍的士族，投向地主階級的整體，把地主階級中相當活躍的一部分，即有較高文化修養並具備一定政治頭腦的士人，作為吸收和選拔的對象。
進士科開始時與秀才、明經、明算、明法、明字並列，列為歲舉常貢之一，但不久它就超過別的科目。在整個唐代的科舉試中，它的名聲是最響的。中唐時詩人姚合就這樣讚美道：
蹇鈍無大計，酷嗜進士名……春榜四散飛，數日遍八?……（《寄陝府內兄郭?端公》，《姚少監詩集》卷四）
新樂府詩人張籍也有類似的詩句：
二十八人初上牒，百千萬裏盡傳名。（《喜王起侍郎放榜》，《全唐詩》卷三八五）
清朝人李調元也說：“至唐而科目之多為最，其中以登進士科為清班，與其選者莫不引為光耀。”（《製義科瑣記序》）而以歡快的語氣，加以熱情稱揚的，則是王定保的《唐摭言》：
進士科始於隋大業中，盛於貞觀、永徽之際；?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以至歲貢常不減八九百人。其推重謂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艱難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其負倜儻之才，變通之術，蘇、張之辯說，荊、聶之膽氣，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籌畫，弘羊之書計，方朔之詼諧，鹹以是而晦之。修養慎行，雖處子之不若；其有老死於文場者，亦所無恨。故有詩曰：“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卷一《散序進士》）
王定保的筆調帶有極大的誇張，他把古人值得稱道的文武才能，政濟方策，智謀度量，等等，都加於進士身上。在他看來，進士出身者可以具備古人理想的美德與才藝。這當然是不切實際的幻想，但也可以說明一點：在唐代那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進士作為新事物而出現，那時的人們賦予它以何等光采奪目的鮮衣。
進士登第在高宗、武後時已為士大夫官僚所豔羨。《封氏聞見記》說“高宗時，進士特難其選”（卷三《貢舉》）。當時的名相薛元超曾對其親知說：“吾不才，富貴過分，然生平有三恨：始不以進士擢第，不得娶王姓女，不得修國史。”（劉□《隋唐嘉話》卷中）。處於宰相之尊的薛元超，他的權勢與地位已不需要再用其他方式加以提高，但他還需要有聲譽。在門閥統治的南北朝時期，婚宦為官僚士大夫立身處世最需要關心的兩件事，我們隻要稍稍讀一下《昭明文選》中所收的沈約《彈王源書》，對此即可了然。初唐時門閥的勢力削弱了，但其社會影響仍然存在，這種社會影響就具體表現在聲望上。唐初非士族出身的高官，他們在取得政治實力以後，仍想聯姻山東士族，就是門閥的社會影響存在的客觀證明。薛元超的所謂“不得娶王姓女”，就是這種社會心理的寫照。如果說這句話還是舊的社會條件在人們頭腦中的殘留，那麼“始不以進士擢第”卻恰恰是新的社會條件的反映，同時也從另一方麵說明進士科的社會影響是如何在迅速地擴大。
《唐摭言》卷二《恚恨》條收載了王泠然與禦史高昌宇的一封書信。王、高二人本係舊交，昌宇任禦史時，在與人敘談中問及故舊，略不及王。這時王泠然新登進士第不久，“值天涼，今冬又屬停選”。這封信就是在泠然已及第而尚未入仕時寫的，很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那時一部分士人的心理狀態。其中說：
今公之富貴亦不可多得。意者，望禦史今年為仆索一婦，明年為留心一官。幸有餘力，何惜些些！此仆之宿憾，口中不言；君之此恩，頂上相戴。儻也貴人多忘，國士難期，使仆一期出其不意，與君並肩台閣，側眼相視，公始悔而謝仆，仆安能有色於君乎？
在宋以後的人看來，這幾句話可以稱得上是十足的狂誕，泠然則可以說得上是怪人。他在這裏不加掩飾地向人討女人，要官做，而不自以為鄙俗；而且還以有朝一日升台閣相威脅。這也可以說反映了開元盛世進士中人不可一世的思想狀態與精神麵貌。開元時一些文人動不動以宰相自許，李白就是一個。王泠然的狂與怪，正是進士科地位提高和社會影響增強的一種反映。
貞元以後，進士的聲名益甚，這點在以後一些章節中還要提到，這裏就不詳論。
二
唐代進士考試的辦法與具體項目，曾經過幾次變易，不大容易弄清楚，這也造成後人的一些誤解，如討論唐詩繁榮的原因，認為是由於進士試以詩賦取士，就是誤解之一。即以博學淹通如趙翼者，論述此事時也難免有疏失之處，《陔餘叢考》卷二十八《進士》條說：
唐初製，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經、策全通為甲第，策通四、帖過四以上為乙第。永隆二年，以劉思立言進士唯誦舊策，皆無實材，乃詔進士試雜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後試策，此進士試詩賦之始。開元二十五年，詔進士以聲韻為學，多昧古今，自今加試大經十帖。建中二年，中書舍人趙讚權知貢舉，又以箴論表讚代詩賦。大和八年，仍複詩賦。此唐一代進士試之大略也。
這段話中，可議者有好幾處：第一，說唐初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實則唐初隻試策，未有帖經，帖經是永隆二年（681）以後的事。第二，說永隆二年起試雜文，即是試詩賦之始，實際上最初所謂雜文者僅為箴表論讚等，後漸有賦，或有詩，雜文專試詩賦已是天寶時期。第三，說自建中二年（781）起以箴論表讚代詩賦，至大和八年（834）才又試詩賦，似乎這中間有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進士科是不試詩賦的，實際情況當然不是，所謂停進士試詩賦而代之以論議，是李德裕任宰相後對於科試所作改革的一部分，這是大和七年（833）八月頒下的，第二年即大和八年九月李德裕罷相，李宗閔上台，盡排李德裕之所為，又複試詩賦。可見罷詩賦，隻是一年的時間。
以下擬大體按時間的順序，對進士試的科目、場次及其沿革，作些材料上的整理，借以理清一些容易混淆的頭緒。
人們往往有一個誤解，以為進士既稱為文學之科，那就是試詩賦，於是就促進了唐代詩歌的繁榮。實際情況恐怕倒是相反。在唐初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進士考試是與詩賦無關的。《通典》卷十五《選舉》三說進士“其初止試策，貞觀八年詔加進士試讀經史一部。至調露二年，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二科（即進士、明經――琮），並加帖經，其後又加《老子》、《孝經》，使兼通之”。劉肅的《大唐新語》（卷十《厘革》），胡震亨的《唐音癸簽》（卷十八《詁箋》三《進士科故實》），都提到進士科最初隻試策。貞觀八年（634）所謂“加進士試讀經史一部”，是因為原來所考的策文是時務策（《新唐書?選舉誌》說“凡進士，試時務策五道”），現在再加上從經書和史書各一部中出題目，考問經史大義，這仍是試策。到高宗調露二年（680），由於劉思立的奏請，進士才與明經同樣要考帖經。這就是說，從唐開國起，有六十年的光景，進士考試是隻考策文的；這占了唐朝曆史的五分之一的時期。
當時的所謂試策，是怎樣一種具體情況呢？這裏讓我們舉貞觀元年（627）的例子來看一看。先錄兩道策問：
用刑寬猛：獄市之寄，自昔為難；寬猛之宜，當令不易。緩則物情恣其詐，急則奸人無所容，曹相國所以殷勤，路廷尉於焉太息。韋弦折衷，曆代未聞，輕重淺深，佇承嘉議。（《文苑英華》卷四九七）
問：棘津登輔，不因階於尺木；莘郊作相，豈憑資於累遷。蓋道有攸存，時無可廢，爰暨澆訛，必循班序，先容乃器，因地拔萃，共相沿襲，遂成標準。今聖上務切懸旌，心搖啟繇，雖衣冠華胤，已喬遷於周列；而衡泌幽人，罕遙集於魏鼎。豈英靈不孕於山澤，將物理自係於古今。無蔽爾辭，切陳其致。（《文苑英華》卷五?二，題為《求賢》）
第一道策問，是關於審案件的，提出如何寬猛相濟、緩急折中；第二道策問，是關於選拔人才的，提出如何不次擢用才能之士，以充實新建立的政權。這都帶有貞觀初期新王朝剛剛建立，如何調整階級關係或地主階級內部關係，以鞏固新王朝統治的時代特點。這年進士登科者有上官儀，――就是後來在高宗朝享有詩壇盛譽的“上官體”的代表詩人。我們來看看他的對策：
攘袂九流，披懷萬古，覽玉?之奧義，覿金簡之遺文，睹皇王臨禦之跡，詳政術樞機之旨，莫不則乾剛而張禮樂，法霆震而置威刑。縱使軒去鼎湖，非無涿鹿之戮；舜辭雷澤，遂有崇山之誅。自皋陶不嗣，忿生長往，甫侯設法，徒有說於輕重，子產鑄書，竟無救於衰敗。是知風淳俗厚，草艾而可懲；主僻時昏，黥鑿而猶犯。我君出震繼天，承圖宰化，孕十堯而遐舉，吞九舜而上征。猶以為周書三典，既疏遠而難從；漢律九章，已偏雜而無準。方當采韋弦於往古，施折衷於當今。若能詔彼刑章，定金科之取舍，征其張趙，平丹書之去留；必使楚國受金，不為莊生所責；長陵盜土，必用張予之言。謹對。（《文苑英華》卷四九七）
鳳德方亨，必資英輔，龍光未聘，實俟明君。既藏器以須時，亦虛襟而待物，莫不理符靈應，道葉冥通，類霜降而鍾鳴，同雲蒸而礎潤。秘策赴之如投水，神心應之若轉規。用能感會一時，抑揚千古。是以沉鱗暫躍，遂遊泳於天漢；墜羽才遷，乃騰驤於日陸。弘心體之妙旨，播舟水之嘉謀，義列丹青，德融金璧。迨乎時鍾季叔，化漸澆訛，拔萃之惠罕流，因地之階愈篤。使西都金子，奕葉稱榮；東國哀生，八公為貴。廷尉之明窮識理，十載無知；黃門之妙極?文，八遷寧進。徒使千星秀氣，永翳窮塵；照廡奇光，長湮幽石。自可循風市馬，襲軌畫龍，三反不虧，七年無廢。戔戔束帛，指丘園而畢陳；翹翹車乘，望林泉而載轄。則材標海若，霧集丹墀，德表星精，雲飛紫闕。豈直高尚之士，遙集於台司，衡泌之儔，喬遷於鼎職。謹對。（《文苑英華》卷五?二）
如果說策問中還多少表現出當世之務的話，那麼這兩道對策則完全是堆砌辭藻，內容上除了對於當今聖朝的頌揚以外，再也找不出聯係實際、陳當務之急的任何一點現實的影子。初唐時期的這些進士策文，我們完全可以把它們當作精致工麗的駢文來看待，而它們實際上也是一種賦體；如果一定要加一個名稱的話，不妨稱之為“策賦”。
三
進士隻考試策文的情況，到高宗後期、即武則天實際掌握政權時有了變化，這就是進士試由試策文一場改變為試帖經、雜文、策文三場，這種三場考試的辦法，遂成為唐代進士試的定製。
《唐會要》有兩條記載這種變化的材料：
調露二年四月，劉思立除考功員外郎。先是進士但試策而已，思立以其庸淺，奏請帖經及試雜文，自後因以為常式。（卷七十六《貢舉中?進士》）
永隆二年八月敕：如聞明經射策，不讀正經，抄撮義條，才有數卷；進士不尋史籍，惟誦文策，銓綜藝能，遂無優劣。自今已後，明經每經帖十得六已上者，進士試雜文兩首，識文律者，然後令試策。（卷七十五《貢舉上?帖經條例》）
調露二年為公元680年，永隆二年為公元681年（調露二年即永隆元年）。當是前一年劉思立建議，第二年就由朝廷正式頒布施行。因此史書上認為進士試雜文和帖經，就是起始於劉思立的奏請，如《舊唐書》卷一九?中《劉憲傳》：“父思立，高宗時為侍禦史。後遷考功員外郎，始奏請明經加帖、進士試雜文，自思立始也。”《舊唐書》卷一一九《楊綰傳》載綰於代宗時上疏議貢舉，說：“至高宗朝，劉思立為考功員外郎，又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填帖，從此積弊，浸轉成俗。”《南部新書》戊卷也說：“進士試帖經，自調露二年始也。”
所謂雜文兩首，具體何所指，徐鬆有一個解釋，頗得其要。《登科記考》卷一永隆二年條說：“按雜文兩首，謂箴銘論表之類，開元間始以賦居其一，或以詩居其一，亦有全用詩賦者，非定製也。雜文之專用詩賦，當在天寶之季。”這段話說得扼要明白，對於唐代進士試雜文的演變講得十分清楚，但卻不大受到史學研究和文學史研究者的注意。徐鬆的話是有事實根據的。如顏真卿所作《朝議大夫守華州刺史上柱國贈秘書監顏君（元孫）神道碑銘》（《全唐文》）卷三四一。按四部叢刊《顏魯公文集》未收此文）中說：“舉進士……省試《九河銘》、《高鬆賦》。故事，舉人就試，朝官畢集，考功郎劉奇乃先標榜君曰：‘銘賦二首，既麗且新，時務五條，詞高理贍，惜其帖經通六，所以不□（《全唐文》注：原本缺），屈從常第，徒深悚怍。’由是名動天下。”顏元孫為武周垂拱二年（685）登進士第，這是永隆二年實行考試改革以後的第三年，可見那年的雜文兩首即是銘和賦。在這之後，見於記載的，玄宗先天二年即開元元年（713）為《籍田賦》，開元二年（714）為《旗賦》，開元四年（716）為《丹甑賦》，開元五年（717）為《止水賦》，開元七年（719）為《北鬥城賦》，開元十一年（723）為《黃龍頌》。開元十二年（724）才開始有試詩的記載，這就是著名的祖詠《終南山望餘雪》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