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製舉在唐代科試中的地位，唐宋人的記述是有一些不同的。北宋初的詔令中說：“有唐稱治，由製策之科。”把唐代致治的原因歸結於製舉科的實行。在此之前，唐德宗時穆質曾說：“國家取賢之道，其禮部吏部，失之遠矣，則製策之舉，最為高科。”（《對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策》，《全唐文》卷五二四）唐末人範攄在談到製舉時，又說“男子榮進，莫若茲乎”（《雲溪友議》卷下《?琊忤》）。但天寶年間人封演卻說：“製舉出身，名望雖高，猶居進士之下。”又說：“同寮遷拜，或以此更相譏弄。禦史張環兄弟八人，其七人皆進士出身，一人製科擢第；親故集會，兄弟連榻，令製科者別坐，謂之‘雜色’，以為笑樂。”（《封氏聞見記》卷三《製科》）封演生活的玄宗時期，正是製舉科得到極大發展的時期，而在他的記載中，當時人卻將製舉歸之為“雜色”，進士們以此為譏嘲笑樂的對象。看法如此迥異，那麼製舉在唐代科舉製度和士人生活中，到底占有什麼樣的位置呢？
以下擬就唐代製舉的一些主要方麵加以考察，以求對這一問題得出較符合實際的結論。
一
徐鬆《登科記考》卷一於唐太宗貞觀三年（629）下，據《冊府元龜》、《唐大詔令集》，載四月的一次詔令，然後加按語說：“按此詔所言，即製舉科目之始。”詔書中有這樣的話：“諸州官吏，或正直廉平、刑清訟息，或貪婪貨賄、害政損人，宜令都督刺史以名封進。白屋之內，閭閻之人，但有文武材能灼然可取，或言行忠謹堪理時務，或在昏亂而肆情，遇太平而克己，亦錄名狀，與官人同申。”徐鬆所謂“製舉科目之始”，大約指這幾句而言。但這幾句話隻是一般性的指令，用以督察州縣官吏治績的好壞，以及對非官職的地主階級人士的舉薦，與後來的製舉設科似非一事。
其實，在唐代的史料中，在太宗之前，高祖時就有製舉的記載。如《舊唐書》卷七十四《崔仁師傳》說：“崔仁師，定州安喜人。武德初，應製舉，授管州錄事參軍。”《新唐書》卷九十九本傳也有“武德初擢製舉”的話。比起進士、明經等科來，製舉的曆史因襲性較大，它的淵源可以上溯到漢代的詔舉；它在唐代，也有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武德時的製舉，恐怕與過去的詔舉相近似。《通典》卷十五《選舉》三論製舉時說：“其製詔舉人不有常科，皆標其目而搜揚之。”比較詳明地記載製舉科目，是從貞觀十一年（637）開始的。《冊府元龜》卷六四五《貢舉部?科目一》記雲：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四月詔：其有孝悌淳篤兼閑時務、儒術該通可為師範、文詞秀美才堪著述、明識治體可委字民並誌行修立為鄉閭所推者，舉選洛陽宮。（此文見《舊唐書?太宗紀》）
貞觀十五年（641）又有詔：
十五年六月詔，令天下士庶人之內，或識達公方、學綜今古、廉潔正直、可以經國佐時，或孝悌淳篤、節義昭顯、始終不移、可以敦厲風俗，或儒術通明、學堪師範，或文章秀異、才足著述，並宜薦舉，具以名聞。
高宗於貞觀二十三年（649）六月即位，九月即下詔說：
其有經明行修、談講精熟、具此師嚴、才堪教胄者，誌節高妙、適用清通、博聞強記、終堪鄉輔者，遊情文藻、下筆成章、援心處事、端平可紀者，疾惡揚善、依忠履義、執持典憲、終始不移者，京師長官、上都督府及上州各舉二人，中下州刺史各舉一人。（以上皆《冊府元龜》卷六四五）
這樣到高宗顯慶三年（658）二月誌烈秋霜科韓思彥及第，就正式記錄科目與及第人姓名，唐代製舉科就開始有明確的文獻記載。因此我們可以說，唐代初期高祖、太宗兩朝，製舉科是從沿襲傳統到衍變為有唐代設科取士特色的發展時期，到高宗初，就與進士、明經科一樣，成為科舉的一部分，“而列為定科”（《新唐書?選舉誌》）。
製舉的一個特點，就是它與進士、明經等常科不同，考試的科目與時間都不是固定的，即《新唐書?選舉誌》所說的“其為名目，隨其人主臨時所欲”。當然，這所謂“臨時所欲”，也並非純粹出於皇帝個人的靈機一動，而是根據一定時期的政治需要，製舉比起進士、明經等科，與現實政治的聯係要密切一些，這在下麵將詳細論述。從考試時間來說，進士、明經試，一般是在正、二月間，製舉則春夏秋冬都有舉行。我們不妨從徐鬆《登科記考》中摘錄一些例子來看：
玄宗開元十五年（727），五月，九月又試。
開元二十六年（738），八月。
天寶元年（742），九月。
天寶九載（750），九月。
天寶十三載（754），十月。
肅宗乾元二年（759），五月。
寶應二年（763），五月。
代宗大曆二年（767），十月。
大曆六年（771），四月。
德宗貞元元年（785），九月。
貞元四年（788），四月。
貞元十年（794），十月。
憲宗元和元年（806），四月。
元和三年（808），三月。
穆宗長慶元年（821），十一月。
敬宗寶曆元年（825），三月。
文宗大和二年（828），二月。
至於製舉的科目，唐朝人封演說是“名目甚眾”（《封氏聞見記》卷三《製科》），宋朝人趙彥衛說是“科目至繁”（《雲麓漫鈔》卷六），可見科目繁多是它的特點。今據《唐會要》卷七十六《製科舉》，從高宗顯慶三年（658）到文宗大和二年（828），按時代先後，去其重複，總其科目，有：誌烈秋霜科，幽素科，辭殫文律科，嶽牧科，辭標文苑科，蓄文藻之思科，抱儒之業科，臨難不顧徇節寧邦科，長才廣度沉跡下僚科，文藝優長科，絕倫科，拔萃科，疾惡科，龔黃科，才膺管樂科，才高位下科，才堪經邦科，賢良方正科，抱器懷能科，茂才異等科，文經邦國科，藻思清華科，寄以宣風則能興化變俗科，道侔伊呂科，手筆俊拔超越流輩科，直言極諫科，哲人奇士逸淪屠釣科，良才異等科，文儒異等科，文史兼優科，博學通藝科，文辭雅麗科，將帥科，武足安邊科，高才沉淪草澤自舉科，才高未達沉跡下僚科，博學宏詞科，多才科，王伯科，智謀將帥科，文辭秀逸科，風雅古調科，辭藻宏麗科，樂道安貧科，諷諫主文科，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文辭清麗科，經學優深科，高蹈丘園科，軍謀越眾科，孝弟力田聞於鄉閭科，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識洞韜略堪任將相科，清廉守節政術可稱堪縣令科，博通墳典通於教化科，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達於吏治可使從政科，軍謀宏達材任將帥科，詳明吏治達於教化科，軍謀宏達材任邊將科，詳明吏理達於教化科，軍謀宏達堪任將帥科。共六十三個科目。顯然，這六十三個科目，有些隻不過文字上稍有差異（有的隻一字之差），實際上並沒有什麼不同，如辭標文苑、蓄文藻之思、文藝優長、藻思清華、文辭雅麗、文辭秀逸、辭藻宏麗、文辭清麗等，都是試文藝辭藻的；如抱儒之業、文儒異等、經學優深，都是試經學的；龔黃、才膺管樂、道侔伊呂、詳明政術可以理人、達於吏治可使從政、詳明吏治達於教化、詳明吏理達於教化等，都是試吏治的；將帥、武足安邊、智謀將帥、軍謀越眾、軍謀宏達材任將帥、軍謀宏達材任邊將、軍謀宏達堪任將帥等，都是試軍事的；樂道安貧、高蹈丘園、孝弟力田聞於鄉閭等，都是試品行的。這些都隻不過是名目的不同，並無實質的差異，曆朝帝王隻是稍變其文字，另立新目，以表示廣收人材之意，也就是所謂“唐世取人，隨事設科”（《文獻通考》卷三十三《選舉考》三《賢良方正》）。因此，唐宋人的記載，有關製舉科目的數字，多有分歧，如《玉海》卷一一五《選舉》說是五十九科，高似孫《緯略》卷三《唐科》及《唐科名記》（《說郛》□第五十一）同於《唐會要》作六十三，《困學記聞》卷十四《考史》記有八十六，而南宋人趙彥衛《雲麓漫鈔》卷六則記有一百零八個。不過《雲麓漫鈔》所列，有些是明顯不屬於製舉的，如明三經、國子明經、五經、開元禮、學究、律令、明習律令、三禮、童子、三傳、三史、明算等，都應算是常科，其他如詞贍文華、詞操文苑、考弟梗直、韜鈐等等，都與《唐會要》所載大同小異。《新唐書?選舉誌》舉出四種，即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達堪任將帥、詳明政術可以理人，認為這四者“其名最著”，是較符合於實際的。
二
製舉是所謂“天子自詔”（《新唐書?選舉誌》）的，《通典》又說：“試之日或在殿廷，天子親臨觀之。”（卷十五《選舉》三）就是說，製舉是以天子的名義，征召各地知名之士，由州府薦舉前來京都應試，雖然閱文試官仍由朝廷委派，但名義上則是天子親試，當時稱為廷試或殿試。如張九齡所擬的《敕處分舉人》中說：“卿等各膺推薦，副朕虛求，宜其悉心，各盡所見。”（《曲江文集》卷七）從太宗起，製舉試士一直受到皇帝的重視，好幾代皇帝都實行過所謂親試。如高宗顯慶四年（659）二月乙亥，“親策試舉人，凡九百人”（《舊唐書?高宗紀》上）。武則天時，製舉應試者更盛，據中唐人劉肅所載，“則天初登第，大搜遺逸，四方之士應製者向萬人”（《大唐新語》卷八《文章》）。玄宗時更進一步重視製舉，所謂“開元以後，四海晏清，士無賢不肖，恥不以文章達，其應詔而舉者，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所收百才有一”（《通典》卷十五《選舉》三）。據徐鬆《登科記考》統計，玄宗於開元、天寶年間約有七八次親試舉人。後來德宗不僅親臨，還親自閱卷：“上（指德宗）試製科於宣政殿，或有詞連乖謬者，即濃筆抹之至尾，如輒稱旨者，必翹足朗吟，翌日，則遍示宰臣、學士曰：‘此皆朕門生也。’”（蘇鶚《杜陽雜編》卷上）。皇帝稱製舉登科者為門生，應製舉考試的因而也有特殊的稱呼，他們自稱為“應製舉人”，如清代毛鳳枝《關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卷一，西安府，載《令史李延祚董□□等造像銘文》，注謂“範元哲撰，正書，長安四年六月”，毛鳳枝說範元哲題銜自稱“應製舉人”。
正因如此，考試時禮遇也較為隆重。試前先由皇帝賜食，“食訖就試”（見前引張九齡《敕處分舉人》）。又如玄宗開元二十六年（738）八月甲申，“親試文辭雅麗舉人，命有司置食，敕曰……並宜坐食，食訖就試。”（《冊府元龜》卷六四三《貢舉部?考試一》）這已成為一種慣例。又如元稹於貞元十九年（803）應製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及第，後來他追憶這次考試的情景說：
延英引對碧衣郎，江硯宣毫各別床。天子下簾親考試，宮人手裏過茶湯。（《元稹集》外集卷七《自述》）
唐末人範攄在其所著《雲溪友議》中引了元稹的這一首詩，並且特別提到“男子榮進，莫若茲乎”（卷下《?琊忤》），以顯示製舉試的特殊禮遇。這種情況，宋代也是如此，如南宋史學家李心傳記述南宋初期的製科考試，說：“赴試人引見，賜坐殿廊，兩廂設垂簾帷幕，青縟紫案……內侍賜茶果。”（《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十三《取士?製科》）此處所記與元稹的詩，大略相似。
大曆時的一次製舉試，代宗親臨，終日危坐，入夜，特令內官給燭：“（大曆）六年四月戊午，禦宣政殿親試諷諫主文、茂才異等、智謀經武、博學專門等四科舉人……時方炎暑，帝具朝衣，永日危坐，讀太宗《貞觀政要》……將夕，有策未成者，命大官給燭，令盡其才思，夜分而罷。”（《冊府元龜》卷六四三《貢舉部?考試一》）有時考試過晚，還特命兵士護送舉子們到光宅寺住宿：“元和三年三月敕，製舉人試訖，有通夜納策、計不得歸者，並於光宅寺止宿。應巡檢勾當官吏，並隨從人等，待舉人納策畢，並赴保壽寺止宿。仍各仰金吾街使差人監行，送至宿所。”（《唐會要》卷七十六《貢舉中?製科舉》）
這種種待遇，是進士、明經試所不能望其項背的。前麵幾章中曾引中唐時人舒元輿的《上論貢士書》，這篇文章對進士考試所受的屈辱待遇和辛酸情景，描述得十分真切，那種“分坐廡下，寒餘雪飛，單席在地”的情況，與元稹詩中所寫的“宮人手裏過茶湯”，真可以說是有霄壤之別。怪不得盛唐詩人岑參在一首送人應製舉的詩中，以讚許的筆調，稱道其友人不屑於應進士、明經等“常調”，而去應製舉試，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