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科舉取士中，進士科占據主要的地位，其次是明經和製舉。本書將以較多的篇幅論述進士試的各種情況，但為敘述方便起見，擬在這一章與下一章先集中討論明經和製舉兩科。
一
唐代科舉取士中，明經往往與進士並稱，但不少的記載，卻總是重進士而輕明經，明經的地位受到明顯的壓抑。突出的一個例子，是晚唐人康駢的《劇談錄》所記元稹於明經及第後去拜訪李賀，為李賀拒見的故事，書中說：“元和中，進士李賀，善為歌篇，韓文公深所知重，於?紳之間，每加延譽，由此聲華藉甚。時元相國稹年老，以明經擢第，亦攻篇什，常願交結於賀。一日，執贄造門。賀覽刺不答，遽令仆者謂曰：‘明經擢第，何事來看李賀！’相國無複致情，慚憤而退。”（卷下《元相國謁李賀》）後麵還說元稹因此懷恨在心，在任禮部郎中時，“因議賀父名晉，不合應進士舉”，以為報複。應當說，這裏記載元稹與李賀的關係，是不符合事實的，朱自清先生《李賀年譜》、卞孝萱先生《元稹年譜》等有關著作都曾指出，元稹明經擢第，李賀還隻有四歲；李賀於憲宗元和五年（810）冬以進士舉赴長安，而元稹在此之前已貶為江陵府士曹參軍；而且元稹也從來沒有擔任過禮部郎中的官職。《劇談錄》所寫純粹是小說家言，不足憑信。但是，書中記李賀的話“明經擢第，何事來看李賀”，卻非常生動而準確地反映了唐代相當一部分文人對明經的輕視心理，從這點來說，作為筆記小說的《劇談錄》，它所寫的卻是曆史的真實。
然而另一方麵，唐代的官私文書中，卻又有一些勸獎明經的材料。如睿宗時（710―712）《申勸禮俗敕》，說：“縣令字人之本，明經為政之先，不稍優異，無以勸獎。”（《全唐文》卷十九）中唐時權德輿在與柳冕討論科舉考試改革的一封信中，說“明經者，仕進之多數也”。擔任過科試主考官的顧少連，曾說：“伏以取士之科，以明經為首；教人之本，則義理為先。”（《請以口問經義錄於紙上以便依經疏對奏》，《全唐文》卷五一四）這些材料都肯定明經在科舉取士中的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唐代，作為“常貢之科”（《通典》語），或“歲舉之常科”（《新唐書?選舉製》語）的，有六科，即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字、明算。但正如清代經史考據學家王鳴盛所說，“終唐世為常選之最盛者，不過明經、進士兩科而已”（《十七史商榷》卷八十一《取士大要有三》）。明經也同進士科那樣，出過不少人才。
既然這樣，為什麼明經又受到社會上一些人的輕視呢？而且我們還可發現一種矛盾現象，在唐代各項科目中，明經所取的人數是最多的，但據現在所見有關唐代登科記的材料，這些登科記，卻不記載明經登科的人數和姓名。徐鬆著《登科記考》一書，記載明經及第的材料是最少的。如他記載唐初到天寶末將近一百四十年登科者的姓名，明經及第所能考出的，隻有二十四人。實際數字當然遠不止此，每年明經所取的人數，要比進士多好幾倍、甚至十倍的，但徐鬆所能考見的卻如此之少，就是因為受到材料的局限。徐鬆在《登科記考》的“凡例”中曾說：
《玉海》引《中興書目》雲，崔氏《登科記》一卷，載進士、諸科姓名。是諸科之名始於崔氏，樂史沿而不改。所謂諸科者，謂明法、明字、明算、史科、道舉、開元禮、童子也，明經不在此數。何以明之？明經每歲及第將二百人，其數倍蓰於進士，而登科記總目所載諸科人數，皆少於進士。《玉海》雲登科記專載進士，續之者自元和方列製科，言進士、製科對明經為義也。《韓文》五百家注每詳科目，惟牛堪明經及第，注文一無征引，知明經為記所無矣。
徐鬆注意到唐人登科記不載明經及第者姓名，這是一大發現，很有價值。當然這隻是一種現象，為什麼會這樣，就需要我們加以研究。在以往的有關記述中，論進士、製科的不少，而對於明經，記載十分零散，人們的認識也不甚清楚。這就造成研究中的一些困難。如果我們能從一些散見的材料中，勾稽明經試的有關情況，進行一些考索，這對於我們進一步了解唐代的科舉製度，以及研究唐代的文人生活，都是會有幫助的。
二
同進士科是否起源於隋一樣，明經科也有一個是否起源於隋的問題。《通鑒》唐高祖武德元年（618）載有“明經劉蘭成”，胡三省注謂：“劉蘭成蓋嚐應明經科，因稱之。《新唐書?（選舉）誌》曰唐製取士之科，多因隋舊，則明經科起於隋也。”徐鬆也注意到《通鑒》的這一條材料，他讚成胡三省的看法，並且補充說：“其時唐未貢舉，是隋亦有明經矣。”關於隋有明經舉，還可以補充兩條材料：一是《舊唐書?孔穎達傳》：“隋大業初，舉明經高第，授河內郡博士。”（《新唐書》本傳同）由此，則隋朝時無論煬帝或文帝，都是有明經舉的。
但我們還要注意到《玉海》中的一條材料，《玉海》卷一一四有《漢明經》一節，記載東漢章帝時就有舉明經的：“章帝元和二年五月戊申，令郡國上明經者，口十萬以上五人，不滿十萬三人。”又說到質帝本初元年四月庚辰，令郡國舉明經；又引《前漢書》，孔安國、平當、貢禹、夏侯勝、張禹並以明經為博士；《後漢書》，袁良舉明經除濟陰王文學。大家知道，兩漢實行的是察舉製，這裏所說的明經，都是由郡國薦舉的，可見在察舉製度時就有明經之名。隋朝的明經，屬於科舉製度還是察舉製度，僅憑以上所舉兩《唐書》和《通鑒》的材料，還不能做出肯定的回答。
作為科舉製度的明經科，與進士科一樣，在唐代，起始於高祖武德五年（622），也就是“函夏既清，幹戈漸戢”之際。《唐摭言》卷十五《雜記》載：“高祖武德四年四月十一日，敕諸州學士及白丁，有明經及秀才、俊士，明於理體、為鄉曲所稱者，委本縣考試，州長重複，取上等人，每年十月隨物入貢。至五年十月，諸州共貢明經一百四十三人。”《唐摭言》卷一《統序科第》也略記此事，並且說：“斯我唐貢士之始也。”盡管這時進士、明經等科，與以後發達形態時的情況還有不同，多少還帶有過去察舉製的痕跡，但應當說，從考試的基本程序看，它們已經屬於科舉製度的範疇了。
在唐代，明經也有好幾種稱呼。與進士登第稱“前進士”同樣，明經及第也有稱“前明經”的。如鄭處誨《明皇雜錄》載：“（盧）從願少家相州，應明經，常從五舉，製策三等，授夏縣尉。自前明經至吏部侍郎才十年，自吏部員外郎至侍郎隻七個月。”《舊唐書》卷一??《盧從願傳》載其“弱冠明經舉”，開元時為吏部侍郎。也有稱秀才的，如《舊唐書》卷一八九下《儒學下?馮伉傳》謂“伉少有經學，大曆初登五經秀才科，授秘書郎”。徐鬆《登科記考》卷一?大曆二年按雲：“按五經秀才即五經登第也。”通常則沿襲漢時舊稱，以孝廉稱明經，如孟浩然《送張參明經舉兼向涇州省覲》詩（《孟浩然集》卷三）：“孝廉因歲貢，懷橘向秦川。”又可參清人毛鳳枝《關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卷一西安府《四川刺史王同人墓誌銘》跋語。
武德五年十月，諸州貢明經、秀才、俊士、進士等舉人，這一年的考試是十二月舉行的。可能是早期屬於草創階段，十二月考試還不合乎唐代例行的做法。在唐代，製科考試是沒有固定月份的，進士科則一般都在前一年秋天由各州縣或學館考試選拔，十月報送到京都，至第二年春天考試並放榜。開元二十四年前由吏部考功員外郎主試，開元二十五年起則由禮部侍郎知貢舉。從現有材料看，明經的考試時間與考試機構，都與進士科相同。唐代進士例於十月下旬集中京都，然後到戶部辦理報到、交保等各種手續，然後是皇帝引見，之後又到國子監拜謁孔子像，國子監學官為舉子開講問義。這些禮節，明經舉人與進士舉人是一同進行的。如《唐大詔令集》卷一?五開元五年《令明經進士就國子監謁先師敕》：“其諸州鄉貢明經、進士，見訖，宜令引就國子監謁先師，學官為之開講，質問其義，仍令所司優厚設食。兩館及監內得舉人亦準此。其清資官五品以上及朝集使，並往觀禮，即為常式。”中唐時，王起還以《貢舉人謁先師聞雅樂》為題，描寫了這一禮節的具體情況。可見，無論皇帝接見，或到國子監謁孔子像，學官講經問義，明經與進士舉人都是偕同的。
《冊府元龜》卷六三九《貢舉部?條製一》載：“（開元）二十四年三月詔曰……自今已後，每歲諸色舉人及齋郎等簡試，並於禮部集；既眾務煩雜，仍委侍郎專知。”這裏說的是“諸色舉人”，當是包括明經在內的。《冊府》於文宗大和四年（830）的記載中就更加明確：“十月，中書門下奏，應開元禮、學究一經、二禮、三史、明習律令科舉人等，準大和元年十月二十三日敕，散試官及白身人並於禮部考試。”這裏的學究一經、二禮，即是屬於明經科的。在這之前，穆宗長慶三年（823）二月，即已將明經的三傳科歸屬禮部考試：“諫議大夫殷侑奏禮部貢舉請置三傳、三史科，從之。”（《舊唐書?穆宗紀》）直至唐末哀帝時，還下詔重申：“國子監、河南府所試明經，並依準常例解送禮部。”可見明經由禮部試是常例，這方麵與進士科也是相同的。
徐鬆曾懷疑明經考試的時間是在進士放榜之後，他在《登科記考》的“凡例”中說：“（明經）其試期史無明文，《河東記》載韋丹舉五經，元長史言於明年五月及第，疑試明經在進士放榜後。”《河東記》記韋丹事，今見於《太平廣記》卷一一八，此為小說，不盡可據，且此處的“五月”可能即為“三月”之誤。晚唐時詩人黃滔有《送人明經及第東歸》詩，中雲：“亦從南院看新榜，旋束春關歸故鄉。”（《唐黃禦史公集》卷三）所謂南院，指禮部南院，進士及第後貼榜的所在地；春關，是進士及第後再經吏部試的習稱，時間大約在四五月間。由黃滔的詩，可以推知明經放榜的地點和時間，與進士科是相同的，則其考試的時間當也接近，不會遲至進士放榜以後再由禮部舉行一次明經考試。不過唐人關於明經考試的記載實在太少，我們關於這方麵的推斷也隻能是一個大概。
三
明經試的一個特點，就是要求應舉者熟讀並背誦儒家的經典（包括其注疏）。
《新唐書?選舉誌》記明經考試的項目為：“凡明經，先帖文，然後口試，經問大義十條，答時務策三道。”就是說，明經考試分三場，第一場帖文，第二場口試，第三場試策文。實際上主要是第一場和第二場，第三場所謂答時務策，對明經來說恐怕隻不過是虛應故事，唐代文獻中沒有一篇明經時務策的文章保留下來，連這方麵稍為具體一點的記載也沒有。
所謂帖文，照現在的說法，就是填充。《通典》卷十五《選舉》三有一個解釋：“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開唯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為通。”就是說，每一道題，讓應試者寫出被帖沒的三個字來。唐朝規定，經書分大中小三種，如《禮記》、《左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公羊》、《穀梁》為小經。看來，大中小的區分是以其篇幅多寡而定的。明經科中還分通二經、三經、五經的，所謂通二經，就是大經、小經各一，或者中經二；通三經的，為大、中、小經各一；通五經的，大經都通，其他各一。《論語》、《孝經》則無論是通二經、三經、五經，都須考試。當然，這隻是就其大概而言。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也有所增廢。如上元元年（674）十二月，武則天為了迎合高宗的意旨，奏請王公百官都習《老子》，每年的明經舉，《老子》也如《論語》、《孝經》例一體考試（《舊唐書?高宗紀》）。而到了武則天稱周後，就於長壽二年（693）下令停習《老子》，讓應試者考她所作的《臣軌》；神龍元年（705）二月，中宗反正，又下令停考《臣軌》，複考《老子》，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