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子傲常調，詔書下征求。知君欲謁帝，秣馬趨西周。逸足何??，美聲實風流。富學贍清詞，下筆不能休。（《冀州客舍酒酣貽王綺寄題南樓》，《全唐詩》卷一九八，題下岑參自注：“時王子欲應製舉西上。”）
三
製舉登第後授官，與進士科也有不同。進士科及第後，還須經吏部考試，合格後才能授予官職，稱釋褐，意思是從此脫去麻衣，步入仕途。如韓愈進士登第後，三試於吏部皆不成，十年還是布衣，而製舉則一經登第，即可授以官職。
按照唐代慣例，製舉登第大致分五等，但第一、第二等是向來沒有的，第三等就稱甲科，或稱敕頭，如宋錢易《南部新書》丙卷載：“崔元翰晚年取名，鹹為首捷，京兆解頭，禮部狀頭，宏詞敕頭，製科三等敕頭。”也有稱狀元的，如白鴻儒《莫孝肅公詩集序》（《全唐文》卷八一六），稱莫宣卿字仲節，大中五年（851）設科對策為第一；而柳?又有《送莫仲節狀元歸省》詩（《全唐詩》卷五六六），中有“想到故鄉應臘過，藥欄猶有異花薰”之句，進士放榜在春日，回鄉省親絕不會遲至年底。可見當是製策入三等第一，當時人就稱為狀元。第四等以下稱乙科或乙第。所授官職也有不同，第三等稱優與處分，第四等、第五等隻說即予處分。如《唐大詔令集》卷一?六《政事?製舉》類載《放製舉人敕》，其中說：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第三次等元稹、韋?，第四等獨孤鬱，白居易、曹景伯、韋慶複，第四次等崔韶、羅讓、元修、薛存慶、韋珩，第五上等蕭?、李?、沈傳師、柴宿……其第三次等人委中書門下優與處分，第四等、第五上等，中書門下即與處分。
這是元和元年（806）的事。元稹、韋?列第三次等，元稹就自稱為敕頭，劉禹錫則稱元稹、韋?“對策甲於天下”。又如龐嚴於長慶元年（821）應製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舊唐書》卷一六六《龐嚴傳》說他“策入三等，冠製科之首”。後來龐嚴死後，劉禹錫《哭龐京兆》詩，說是“俊骨英才氣褒然，策名飛步冠群賢”，詩題下自注謂：“少年有俊氣，嚐擢製科之首。”（《劉禹錫集》卷三十）又如杜牧於太和二年（828）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以第四等及第，就稱乙等。這種情況，到宋代仍然如此，製科以第三等為首，與進士第一名相等，第四等則與進士第二、第三等相等。而北宋自開國至仁宗嘉?六年（1061），一百年中製科入三等的隻吳育和蘇軾二人。葉夢得《石林燕語》卷二說：“故事，製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虛，惟以下三等取人，然中選者亦皆第四等，獨吳正肅公（育）嚐入第三等，後未有繼者，至嘉?中蘇子瞻、子由乃始皆入第三等，已而子由以言太直為考官胡平所駁，欲黜落，複降為第四等。設科以來止吳正肅與蘇子瞻入第三等而已，故子瞻謝啟雲‘誤占久虛之等’。”終北宋之世，入三等者隻有四人。可見北宋時製科取高等比唐時還嚴。南宋的製科，仍然沿襲唐和北宋，分為五等。
唐代製舉授官的情況，大致說來，列第三等即甲科的，如元稹、龐嚴，授左拾遺。按照官品來說，拾遺是從八品上，進士登第再經吏部試合格者，唐代一般是沒有授予八品官的，而且拾遺是諫官，是親近之職，其重要性非一般可比。至於製科第四等及第五等，大致說來也比進士稍高。如杜牧製舉第四等，授弘文館校書郎（《舊唐書》本傳）。又據白居易所作《唐故通議大夫和州刺史吳郡張公神道碑銘》，張無擇製舉登第後也授弘文館校書郎。張說“對策乙第，授太子校書”（《舊唐書》卷九十七本傳）。常無名開元十年（722）文辭宏麗科乙第，為京畿?縣尉（常□《叔父故禮部員外郎墓誌銘》，《全唐文》卷四二?）。當然，也有授以一般縣尉的，如高宗時高某為永州湘源縣尉，武後時趙某為陝州陝縣尉，等等。不過製科及第，得官後升遷是很快的，南宋人王應麟曾將唐宋兩代製舉登科後仕至宰相的做過比較，說：“唐製舉之名，多至八十有六，凡七十六科，至宰相者七十二人；本朝製科四十人，至宰相者富弼一人而已。”（《困學紀聞》卷十四《考史》）
大約製舉的名望高出於其他科目，在唐代，就有進土及第後又再應製舉試的，有明經及第後應製舉試的，有現任職官應製舉試的，而相反的情況卻沒有，並無製舉登第再去應進士、明經試的。白行簡的傳奇《李娃傳》把唐朝人的這種心理寫得很充分。《李娃傳》寫常州刺史之子鄭生到長安應進士試，與娼女李娃相好，為李娃母所騙，資財耗盡，淪為乞丐，後得李娃的救護，兩人重又和好。李娃勉以取科第，鄭“遂一上登甲科（進士）”，聲名甚振。至此，李娃又對鄭生說：“未也。今秀才苟獲擢一科第，則自謂可以取中朝之顯職，擅天下之美名。子行穢跡鄙，不侔於他士，當磨淬利器，以求再捷，方可以連衡多士，爭霸群英。”鄭生聽了她的話，益自勤苦，後來應製舉，以直言極諫科名列第一，授成都府參軍。當然，《李娃傳》是小說，其中如李娃、鄭生等人物是虛構的，但李娃的這番話卻完全是唐朝士人心理的反映，是當時生活的現實。這說明，在那時候人看來，一個讀書人，僅取得進士第，名聲還不夠大，真要“連衡多士，爭霸群英”，就得再爭取製舉及第。由此可見製舉在唐人心目中的地位。
清人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中對這種情況，有一個歸納，可以參考，其書卷八十一《得第得官又應製科》條說：
有得進士第後又中製科者，如《劉□傳》，□擢進士第，又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儒學傳》，馬懷素擢進士第，又中文學優贍科；《文藝傳》，閻朝隱連中進士、孝悌廉讓科、隱逸科，賀知章擢進士、超群拔類科，是也。有得明經第後又中製科者，如歸崇敬擢明經，調國子直講，舉博通墳典科，對策第一，遷四門博士，是也。有得官後又中製科者，如張?登進士第，授岐王府參軍，以製舉皆甲科，再調長安尉，殷踐猷為杭州參軍，舉文儒異等科，是也。
除王鳴盛所說的以外，我們還可再舉出一些例子。如《通鑒》卷二三七，憲宗元和元年（806）四月載：“丙午，策試製舉之士，於是校書郎元稹、監察禦史獨孤鬱、下?白居易、前進士蕭?、沈傳師出焉。”這裏，元稹、獨孤鬱、白居易曾有官職，蕭□、沈傳師是已登進士第的。又如陳子昂《唐水衡監丞李府君墓誌銘》記李某先得進士第，曆白水縣尉、雲陽尉、懷州司法，後“對策甲科，授益州大都督府錄事參軍”（按此所授官職，與前所述《李娃傳》鄭生於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登科後所授官職同）。陳子昂又有《周故內供奉學士懷州河內縣尉陳君碩人墓誌銘》，記陳於進士登第授官後，“其明年，製敕天下文士，司屬少卿楊守訥薦君應詞殫文律科，對策高第，敕授茂州石泉縣主簿……垂拱四年，又應製學綜古今，對策高第，敕授懷州河南縣尉。”又張說《河州刺史冉府君神道碑》：“弱冠，文學生，進士擢第，遭家不造，府君捐館……服闋，調並州大都督府參軍事。丁太夫人憂，過哀終喪，猶如前製。應八科舉，策問高第，綿州司戶參軍，轉揚州都督府倉曹參軍。”（《張說之文集》卷十六）中唐詩人皇甫冉有《送錢塘路少府赴製舉》詩（《全唐詩》卷二四九），說“公車待詔赴長安，客裏新正阻舊歡。遲日未能銷野雪，晴花偏自犯江寒。東溟道路通秦塞，北闕威儀識漢官。共許?詵工射策，恩榮請向一枝看。”這又是縣尉應製舉試的一個例子。
四
由上所述，可知封演所謂製舉及第者名望猶在進士科之下的說法，不盡符合事實。誠如《新唐書?選舉誌》所說，製舉是“待非常之才”的。明朝人胡震亨也說：“至於製舉試策，元以羅非常之才。”（《唐音癸簽》卷十八《詁箋》三，《進士科故實》）所謂“非常之才”，從唐代製舉的實際情況來看，當是指製舉考試與現實政治的密切關係，應試者往往通過對策表達對當時政治的看法，主持者有時也通過策問，有意引導舉人申述政見，由此來發現人才，並用來體察輿情，改革弊政。北宋仁宗慶曆時監察禦史唐詢，在一次奏疏中曾說：“至憲宗元和間，製科之盛，有若元稹、白居易，皆特出之材。觀當時策目，所訪者皇王之要道，邦家之大務。”可見與時事政治密切相關的“要道”與“大務”，乃是製舉試的主要內容。
前麵說過，唐代製舉的科目，見於文獻記載的，少則六十幾科，多則八十幾科，也有一百多科的。這些科目，至少有一半是與政事有關的，尤其是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最足以代表製舉應詔直言的特點。玄宗天寶十三載（754）試辭藻宏麗科，除策文外，還加試詩賦各一首，於是史稱“製舉試詩賦自此始”。但這裏所謂加試詩賦，僅限於辭藻宏麗一科，而且此後這一科是否仍試詩賦，史無明文。因此，我們仍可說，唐代製舉以試策文為主，而很大一部分科目則與政事有關。張九齡《敕處分舉人》（《曲江文集》卷七），其中說道：“頃年策試，頗成弊風，所問既不切於時宜，所對亦何關於政事。”把不切時宜、不關政事作為弊端提出來，可見製舉試策中本來是應當切時宜、關政事的。
元和元年（806）四月，白居易與元稹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在此之前，元、白二人閉戶累月，試作了不少篇策文。《白居易集》卷六十二《策林序》說：“元和初，予罷校書郎，與元微之將應製舉，退居於上都華陽觀，閉戶累月，揣摩當代之事。”所謂“當代之事”，即前引宋慶曆時唐詢所說的“皇王之要道，邦家之大務”。元稹後來在回憶與白居易應製舉時的情景，也說：“予與樂天，指病危言，不顧成敗，意在決求高第。”（《元稹集》卷十《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自注）要想求得高等，就得在策文中“指病危言”。元稹還提到，在此之前，穆員、盧景亮在應製時“俱以辭直見黜”，但元稹仍然“求獲其策，皆手自寫之，置在筐篋”。可見辭直的策文，是應試舉人學習作文的榜樣。
我們不妨舉一些對策和策問中涉及時事的例子。張說在武後永昌元年（689）詞標文苑科策文中說：“竊見今之俗吏，或匪正人，以刻為明，以苛為察，以剝下為利，以附上為誠。”又說：“刑在必澄，不在必慘；政在必信，不在必苛。”又說：“陛下日昃雖勤，守宰風化多缺。臣以為將行美政，必先擇人。失政謂之虐人，失人謂之傷政，舍人為政，雖勤何為！”（《文苑英華》卷四七七）這是對武則天統治時任用酷吏的斥責，並且對武則天本人用人施政的缺失也提出了批評。這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
張九齡《曲江文集》卷十六載有《策問》一道，說：“今欲均井田於要服，遵兵賦於革車，恐習俗滋深，慮始難就，揆今酌古，其衷若何？且惠在安人，政惟重轂。頃承平既久，居泰易盈，編戶流亡，農桑莫贍，精求良吏，未之能補。遂其寬施，則莫懲遊食，峻其科禁，則慮擾疲人，革弊適時，應有良術。子等明於國體，允應於旁求，式陳開物之宜，無效循常之對。”據《新唐書》卷一二六本傳，張九齡於開元初為右拾遺，“當時吏部試拔萃科舉人及應舉者，鹹令九齡及右拾遺趙冬曦考其等第，前後數四，每稱平允。開元十年，三遷司勳員外郎……十一年，拜中書舍人”。張九齡的這篇策問，當是開元前期所作，反映了玄宗當政初期勵精圖治、要想有所作為的政治抱負。
中唐以後，隨著政治腐敗的情況日益發展，舉子們的製舉對策更加直言其事，對朝廷的弊政抨擊得更為尖銳。這裏舉三個例子。一是長慶元年（821）沈亞之對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文（《文苑英華》卷四九二），其中說：“伏讀睿問，周視聖旨，見陛下思天災之病也，臣愚以為皆由尚書六曹之本壞而致乎然也，今請統而條指之。睿問有念人俗之凋訛，及於卒乘之數，貨幣之資，臣請以今戶部兵部之壞舉之。睿問有思才周於文武，本固在於士農，臣請以今禮部工部之壞舉之。睿問有欲以辨行之真偽，臣請以吏部之濫舉之；睿問有朝廷之缺，臣請以刑部之失舉之。”作為封建時代的讀書人，應舉對策，當然不敢也不能直接指斥皇帝，但沈亞之指出朝廷政事的各種缺失，都由於尚書各部“之本壞而致乎然”，等於全部否定當時行政係統的政績，這確乎是相當大膽的。
另一是憲宗元和三年（808）的皇甫?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對策。這次製舉考試在唐史上是有名的，史書上稱皇甫?、牛僧孺、李宗閔對策攻擊權貴，因而得罪，放出關外，考試官也有因而貶黜的。這是一次著名的科場案。過去史書中把這次事件作為牛李黨爭的起端，說皇甫?三人的對策，攻擊的是李德裕的父親，即當時任宰相的李吉甫。這是不確切的。這個問題較複雜，牽涉的麵較廣，這裏不擬作詳細的討論。從現有皇甫?的策文看來，其抨擊的矛頭明顯指向宦官，而這正是與中唐時宦官放肆地幹預朝政的現實相應的。皇甫?的策文中說：“夫裔夷虧殘之微，褊儉之徒，皂隸之職，豈可使之掌王命，握兵柄，內膺腹心之寄，外當耳目之任乎？此壯夫義士所以寒心銷誌，泣憤而不能已也。”策文中還指出因寵任宦官而使朝廷政事徒有空文、未有實績的弊病：“臣伏讀赦令節文，周備纖悉，空文虛聲，溢於視聽，而實功厚惠，未有分寸及於蒼生。聖德不宣，王澤不流，雖陛下寤寐思理，宰相憂勤奉職，又何為也！”皇甫?的對策還談到了中唐時已經成為嚴重社會危機的土地問題，說“今疆畛相接，半為豪家，流庸無依，率是編戶”。在這之前，李翱所擬的進士策問中也說到：“百姓土地為有力者所並，三分逾一其初矣。”（《李文公集》卷三）。中唐時土地迅速集中於權豪之家，農民大批被迫離開土地而四出流亡，造成社會的極大不穩。製舉試中能觸及封建社會的這一根本矛盾，應予以充分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