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可以看出，皇甫?對於當時政治情況的分析與批評，比前麵說過的張說、沈亞之等又進了一步，這是現實矛盾進一步發展的結果，到了文宗大和年間劉□對策，更把舉策指斥時政的傳統做法推向高潮。《通鑒》卷二四三大和二年（828）三月記此事雲：“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上親策製舉人，賢良方正昌平劉□對策，極言其禍……（閏三月）甲午，賢良方正裴休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考官左散騎常侍馮宿等見劉□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然稱屈。”劉□雖不中第，但因為他的對策集中揭發了宦官的專橫，指出當時嚴重的政治危機：“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大唐帝國已經到了全麵崩潰的前夕，反映了地主階級中少數有識之士所關心和擔憂的社會問題，因此“其所對策，大行於時”（《舊唐書》卷一六六《龐嚴傳》）。有些研究者說，唐代曆史發展到中晚唐之際，封建大官僚對政治改革、社會改革不僅不感興趣，而且百般阻撓，劉□事件以後，唐朝廷在實際上停止了製舉科，不再給一般士子通過對策直言極諫、議論時政的機會??。這個推論有一定的道理。《唐會要》、《雲麓漫鈔》、《文獻通考》等記製科科目與及第者姓名，都隻到大和二年為止；《冊府元龜》有記大和二年以後的，隻是博學宏辭數條，而這時博學宏辭恐已不屬於製舉，而是屬於吏部。大和二年以後，唐朝廷是否確實已停止製舉，當然還是一個有待進一步研究的問題，但至少文獻記錄已沒有大和二年以後的材料，這確實值得注意，這也可以從一個方麵看出製舉與現實政治關係的密切。
當然，我們也還應當看到另一方麵，這就是，有不少應舉者，其所對策也不過是敷衍成文，頌多於諫的，即以劉□對策的那一科而言，除劉□外，其他“被選者二十有三人，所言皆冗齪常務”，但卻“得優調”（《新唐書》卷一七八《劉□傳》）。這種情況也是常見的。司馬光於宋仁宗嘉?年間《論舉選狀》批評當時製科之失，說“國家雖設賢良方正等科，其實皆取文辭而已”（《司馬溫公文集》卷三）。這種情況在唐代也已是如此。而且，製舉名義上雖說是天子親試，實際上取舍之權仍操於少數大臣之手，即以劉□對策來說，馬端臨在《文獻通考》中曾議論道：“既曰製科，則天子親策之，親攬之，升黜之權，當一出於上……唐之製科，則全以付之有司矣。故牛僧孺輩以直言忤權幸，則考官坐其累，而劉□所陳，尤為忠憤鯁直，則自宰相而下，皆不敢為之明白，雖是當時閹宦之勢可畏，亦由素無親覽之事，故此輩得以劫製衡鑒之人也。”（《文獻通考》卷三十三《選舉考》六《賢良方正》）此外，製舉中有些科目，還被作為唐人的諷刺材料：“有似昔歲德宗搜訪懷才抱器不求聞達者。有人於昭應縣逢一書生，奔馳入京，問求何事，答曰：‘將應不求聞達科。’此科亦豈可應邪？”（《因話錄》卷四角部）但總的看來，應當說，製舉科比起專講文辭藻麗的進士科、背誦帖括的明經科，更富有政治內容，更與現實鬥爭有關，因而也更可能為某些當權者所忌。在這方麵，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天寶六載（747）李林甫玩弄的一次陰謀。
關於記述這次考試的基本史料，最早的應當算是中唐時詩人兼古文家元結的《喻友》：
天寶丁亥（六載）中，詔征天下士人有一藝者，皆得詣京師就選。相國晉公林甫以草野之士猥多，恐泄漏當時之機，議於朝廷曰：“舉人多卑賤愚聵，不識禮度，恐有俚言，汙濁聖聽。”於是奏待製者悉令尚書長官考試，禦史中丞監之，試如常吏。已而布衣之士無有第者，遂表賀人主，以為野無遺賢。（《元次山集》卷四，孫望點校）
《通鑒》卷二一五天寶六載正月也記此事，基本取材於元結的《喻友》，又有所補充，為便於研究，也錄於此：
上欲廣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李林甫恐草野之士斥言其奸惡，建言：“舉人多卑賤愚聵，恐有俚言，汙濁聖聽。”乃命郡縣長官精加試練，灼然超絕者，具名送省，委尚書覆試，禦史中丞監之，取名實相副者聞奏。既而至者皆試以詩、賦、論，遂無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上表賀野無遺賢。
詩人杜甫也與元結一樣，是這次應試者之一。杜甫曾於開元二十三年（775）在洛陽應進士試，未取，遂“放蕩齊趙間”，並沒有把那次的進士試落第放在心上。在過了十二年以後，杜甫旅食京華，就很重視這次的考試了，因此這次的落第對他的打擊很大，他在過了四五年後所寫的《奉贈鮮於京兆二十韻》的詩中還特地提到：“破膽遭前政，陰謀獨秉鈞。微生沾忌刻，萬事益酸辛！”杜甫寫這首詩時李林甫剛死去不久，杜甫這幾句沉痛的詩句表示了對李林甫搞這次陰謀的憤慨和譴責。
為什麼說是李林甫的陰謀呢？
這次考試是先“委所在郡縣長官精加試練”，而按照慣例，應製舉試者既可由各地郡守推舉，也可自舉。如《唐大詔令集》卷五《改元大和赦》中說：“天下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及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帥者，常參官及官牧郡守，各舉所知；無人舉者，亦聽自舉。”這就是說，天寶六載的這次考試，在應舉者來到長安之前，先已由地方長官汰除了一批，這些地方長官當然會秉承李林甫的旨意，把一些可能桀傲不馴者除名。這是陰謀之一。其次，據徐鬆《登科記考》所載，玄宗於開元時共舉行製舉試十二次，天寶時僅六次；開元的十二次，前期八次，後期四次。就是說，玄宗時的製舉試，次數是越來越少的，而天寶六載的一次，李林甫又借口“舉人多卑賤愚聵，不識禮度，恐有俚言，汙濁聖聽”，不由皇帝親試，隻讓“尚書覆試，禦史中丞監之”，完全是敷衍了事。這是陰謀之二。另外，製舉是考策文的，為了試策，舉子們如白居易、元稹那樣，需要閉戶累月，揣摩當代之事，預先習作不少篇策文。但天寶六載卻臨時改為詩、賦和論。應試者對此既事先毫無準備，當然是“遂無一人及第”。在唐代科舉史上，天寶六載是僅有下製征召而無製舉科目之名的一次，也是製舉考試無一人錄取的僅有的一次。這是天寶年間政治腐敗的表現，也是社會矛盾複雜尖銳化的表現。杜甫旅食京華十年，正是從這些現實矛盾的日益深化、社會危機的愈加嚴重中逐漸提高認識，並錘煉其詩筆的。從這個意義說，李林甫導演的這一次天寶六載製舉試的陰謀，對詩人杜甫來說倒也未始不是一件好事。
五
除了上麵所說的以外，關於唐代的製舉試，還可補充說明有關的一些情況。
一是考試官。進士、明經等自開元二十五年後是由禮部侍郎主持考試，稱作知貢舉。製舉名義上由天子親試，實際上委派一些官員撰策問題，及審閱策文，當時稱為考策官。考策官不止一二人，是可以有好幾個的，但要挑選知名之士擔任。如《舊唐書》卷一六九《賈□傳》：“文史兼美，四遷至考功員外郎。長慶初，策召賢良，選當時名士考策，□與白居易俱為考策官。”又如據《舊唐書?憲宗紀》及《通鑒》等所載，元和三年（808）三月考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舉人，考試官為吏部侍郎楊於陵，考功員外郎韋貫之，同考覆試官有翰林學士王涯、裴□，及左司郎中鄭敬、都官郎中李益等，又據《冊府元龜》卷六四四《貢舉部?考試二》，長慶元年（821）十一月製舉試，考策官為中書舍人白居易、膳部郎中陳岵、考功員外郎賈□；大和二年（808）三月的一次，考策官為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庫部郎中龐嚴。又據《唐大詔令集》卷一?六《寶曆元年試製舉人詔》及《舊唐書?敬宗紀》，寶曆元年（825）三月的一次，考策官為中書舍人鄭涵、吏部郎中崔?、兵部郎中李虞仲。又據《顏魯公文集》卷十四《崔孝公宅陋室銘記》及徐鬆《登科記考》卷四，天冊萬歲二年（696）的製舉考策官為梁載言、陳子昂。這些考策官都是臨時差遣，考試完畢，即各歸本職。這種情況宋代也是如此。如乾德四年（966）考策官為翰林承旨陶?，學士竇儀，知製誥王著、盧多遜、王?，秘書監尹拙，刑部郎中姚恕，國子監丞馮英；鹹平四年（1001）為翰林學士宋白、梁周翰、師顏，知製誥李宗諤、趙安仁、薛映、楊億；景德二年（1005）為翰林學士晁迥，知製誥楊億、周起、朱巽（以上皆據《宋會要輯稿》第一一一冊《選舉》一?）。
正因為製舉名義上是由天子親試，因此考策官的親故可以不像禮部試那樣，須避嫌而別試於吏部（即別頭試）。如元和三年三月的製舉試，王涯為覆策官，應試者皇甫?雖是王涯的外甥，皇甫?因直言落第，王涯也受牽累罷翰林學士之職。白居易曾為王涯抱不平，其《論製科人狀》中有論此事，說：“故皇甫?是王涯外甥，以其言直合收，涯亦不敢以私嫌自避。當時有狀，具以陳奏。”（《白居易集》卷五十八）
二是應製舉人無論是薦舉或自舉，都須有現任官員相保，舉人在考試中如有違法行為，或所考成績太差、等第太下的，保人或所舉之官須受貶黜。如《冊府元龜》卷六四三《貢舉部?考試一》：“（天寶）十載九月辛卯，禦勤政殿，試懷才抱器舉人，命有司供食。有舉人私懷文策，坐殿三舉，並貶所保之官。”可見製舉考試也不許私帶文策，如有私懷文策，除舉子本人受處分外，所保之官也須貶責，所舉官也受責罰（《冊府》載丙申詔，有“其所舉官各量貶殿，以示懲誡”語）。關於所舉官受責罰事，開元時人王泠然曾對此有異議，王泠然（時任將仕郎守太子校書郎）在上宰相張說書中說道：“去年赦書雲：‘草澤卑位之間，恐遺賢俊，宜令兵部即作牒目，征召奏聞。’而吏部起請曰：‘試日等第全下者，舉主量加貶削。’條目一行，仆知天下父不舉子，兄不舉弟。何者，百司諸州長官皆無才能之輩，並是全軀保妻子之徒。一入朝廷則恐出，暫居州郡即思改。豈有輕為進舉，以取貶削？今聞天下向有四百人應舉，相公豈與四百人盡及第乎？既有等差，由此百司諸州長官，懼改削而不舉者多矣。”（《唐摭言》卷六《公薦》條）舉人犯罪，舉主牽累而受責罰，宋代也是如此，如司馬光曾說：“每路各三兩人，仍與本處長吏連署結罪，保舉聞奏……其所舉之人，若犯私罪，情理重，及正人己贓，未及第者，舉主減三等，已及第者，減一等坐之，並不以赦原。”（《司馬溫公文集》卷三《論舉選狀》）應當說，舉人犯罪，舉主與保人受罰，還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舉人所考的等第太下，舉主也受貶斥，就沒有道理了，從這點來說，王泠然的意見是對的。但看來他的意見並未被采納，《冊府元龜》所載舉人受責罰的材料都在王泠然上書之後。
“附記”
此章的內容，曾以《從杜甫於天寶六載應試談唐代的製舉》為題，發表於成都《草堂》1984年第一期。南京大學中文係周勳初兄看了此文後，給我來信，說唐人對製舉的看法，尚可補充高適一例，信中說：“《河嶽英靈集》之高適‘恥預常科’，當即不願應進士、明經科之謂，而高氏於開元二十三年應製科試失利，卒於天寶八載有道科中第，足見文士有視製舉高於進士、明經者。”勳初兄對高適研究頗深，有《高適年譜》問世，又廣采唐宋史籍，為《唐語林》作箋注，精熟於唐人史事。來信所說高適事例，極有啟發，故特為標出，並誌謝忱。
1984.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