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送顧雲下第》：
行行杯酒莫辭頻，怨歎勞歌兩未伸。漢帝後宮猶識字，楚王前殿更無人。年深旅舍衣裳蔽，潮打村田活計貧。百歲都未多幾日，不堪相別又傷春。（《全唐詩》卷六六三）
從這幾首詩中，可以看出羅隱不但與常修、顧雲有深摯的交情，而且對於他們的文才也是非常欽佩的。
以上，如酒家之子陳會中第後官至州刺史，鹽商之子畢?進士及第後官至宰相，顧雲、常修等又與一些著名詩人來往，都說明唐代工商業者的地位比隋代以前有了顯著的提高。當然，市井之家能否應舉，在唐代也不是沒有爭論，白居易有一道判，就反映了這種爭論，判題為：“得州府貢士，或市井之子孫，為省司所詰。申稱：群萃之秀出者乎，不合限以常科。”白氏的判詞為：
唯賢是求，何賤之有；況士之秀出者，而人其舍諸？惟彼郡貢，或稱市籍；非我族類，則嫌雜以蕭蘭；舉爾所知，安得棄其翹楚……揀金於沙礫，豈為類賤而不收；度木於澗鬆，寧以地卑而見棄：但恐所舉失德，不可以賤廢人。況乎識度冠時，出自牛醫之後；心計成務，擢於賈豎之中。在往事而足征，何常科而是限？州申有據，省詰非宜。
按《白居易集》卷六十六、六十七兩卷所載皆為判詞，即所謂“百道判”，是白居易於貞元十八年（802）冬應吏部試書判拔萃科前練習之文，練習時須揣摩當代時事。判題中所說的州府所貢舉子有市井即工商戶的子弟，而為禮部所詰難，州府不服，這當是反映了當時的實際情況，說明唐代中期在市井出身的人能否應舉這一點上有所爭論，而這種爭論的本身也說明了市井出身的人在經濟地位得到一定提高的同時，相應地要求在政治上有所發展。白居易在這一問題上是明顯地站在市井之家一邊的。他明確地提出“唯賢是求，何賤之有”，“不可以賤廢人”的主張，既標明青年白居易反傳統的思想，也表現市井力量的增長已到了地主階級文人能為其利益呼籲的程度，這無論對於研究唐代科舉史和唐代社會史，都是令人感興趣的材料。
（三）出身於僧道的。
唐代由僧還俗應進士舉而得名的，最著名的是詩人賈島，這是大家熟知的例子。又如與白居易在江州時有過交往的劉軻，早年也曾為僧。《唐摭言》卷十一《反初及第》謂：“劉軻，慕孟軻為文，故以名焉。少為僧，止於豫章高安縣南果園；複求黃老之術，隱於廬山；既而進士登第。”開成元年（836）進士及第的蔡京，也是僧人出身，而且在僧人中地位是較為低微的，令狐楚為義成節度使時，“因道場見於僧中，令京挈並缽”。由於得到令狐楚的賞識，遂還俗讀書。宋朝人蔡寬夫《詩話》說“唐?紳自浮屠易業者頗多”，是有一定根據的。
當然，僧人出身而應舉的，不一定就能考中，《北夢瑣言》卷三曾記有一事，說五代梁時張策早年為僧，後還俗應舉，“亞台（當是趙崇――引者）鄙之，或曰：‘劉軻、蔡京得非僧乎？’亞台曰：‘劉、蔡輩雖作僧，未為人知，翻然貢藝，有何不可。張策衣冠子弟，無故出家，不能參禪訪道，抗跡塵外，乃於禦簾前進詩，希望恩澤，如此行止，豈掩人口。某十度知舉，十度斥之。’”從這話裏，可知劉軻、蔡京無論為僧或返俗，都是一般平民，“未為人知”。像賈島那樣在長安應舉，所過的更是窮苦生活，如賈島《下第》詩說：“下第隻空囊，如何住帝鄉。”張籍《贈賈島》詩：“拄杖傍田尋野菜，封書乞米趁時炊。”相反，衣冠子弟出身由僧返俗而應舉的，像張策那樣，卻要受到排斥。但到了宋代，則明文規定僧道返俗之徒一概不許應進士舉，可見唐代在取士的範圍上還比宋代廣泛。
至於曾為道士，後還俗應舉的，有著名的大曆十才子詩人之一吉中孚，《新唐書?藝文誌》著錄其詩一卷，稱其“始為道士，後官校書郎，登宏辭”。《唐才子傳》卷四小傳也載他“初為道士”，後“第進士，授萬年尉”。又有晚唐詩人曹唐，也曾為道士，他與羅隱有往還，也以能詩名於當時。
（四）出身於節鎮衙前將校之子的。
如《北夢瑣言》卷四載：
爾來餘知古、關圖、常修，皆荊州之居人也。率有高文，連登上科。關即衙前將校之子也，及第歸鄉，都押已下，為其張筵。乃指盤上醬甌戲老校雲：“要校卒為者。”其人以醋樽進之曰：“此亦校者為者也。”席上大噱。
中晚唐時節鎮屬下將校，雖也掌握有一定的武力，有一定的權勢，但社會地位畢竟是不高的，其子弟得能進士及第，同列視為榮耀，故關圖及第歸鄉時，“都押已下，為其張筵”。從席上的戲謔看來，也可反映及第新進士關圖對父輩的輕視。
（五）由方鎮幕府再應進士舉的。
中唐以後，文士有已經禮部試及第，而吏部試不合格的，入方鎮幕府謀求仕進，如韓愈就是；也有未及禮部試先入方鎮幕府，然後再應進士舉的，這部分人往往出身寒門，勢孤力單，倚所從事的節鎮為奧援，再應進士舉。如《舊唐書?李商隱傳》：“（令狐）楚鎮天平、汴州，（商隱）從為巡官，歲給裝資，令隨計上都。開成二年（837），方登進士第。”又同上書卷一七八《趙隱傳》：“會昌中，父友當權要，敦勉仕進，方應弓招，累為從事。大中三年，應進士登第。”
（六）外國籍應進士舉的。
如宣宗大中二年（848），大食國（即阿拉伯）人李彥?，得宣武軍（汴州）節度使盧鈞的薦奏，以進士及第。從現有記載的材料來看，在唐應進士舉的，以朝鮮人為最多。較著名的有晚唐時崔致遠，乾符元年（874）進士及第後還在唐朝做官，他所著的《桂苑筆耕集》為研究晚唐史事很有價值的史料。《桂苑筆耕集》卷首自序中說：“臣自年十二離家西泛，當乘桴之際，亡父誡之曰：‘十年不第進士，則勿謂吾兒，吾亦不謂有兒矣。’……臣佩服嚴訓，不敢弭忘，懸刺無遑，冀諧養誌，實得人百之己千之。觀光六年，金名榜尾。”可見唐朝的進士考試對異國人士的吸引力。
當時朝鮮人來唐朝應試，與中華人士結成友誼，他們的才藝也為人們所欽佩。如《太平廣記》卷五三《金可記》：“金可記，新羅人也，賓貢進士。性沉靜好道，不尚華侈，或服氣練形，自以為樂。博學強記，屬文清麗，美姿容，舉動言談，迥有中華之風。俄擢第，於終南山子午穀葺居，懷隱逸之趣。”另外如晚唐詩人張?有《送友人及第歸新羅》詩，貫休有《送新羅人及第歸》詩。又如《登科記考》卷二十三僖宗光啟元年（885）進士及第崔彥?，也是新羅人，徐考引《東國通鑒》，說崔彥?：“稟性寬厚，自少能文，年十八入唐登科，四十二還國。”
這些外國籍人士在唐應進士舉，有些是及第後歸還本國，有的則及第後就留在唐朝做官。他們從一個側麵反映了唐朝進士出身的廣泛代表性。
（七）出身於貧寒士人。
唐代每年應科舉的人數大約一千餘人，出身於地主階級較下層的大概有不少。他們一般在政治上無特權，沒有權貴勢要之家作為靠山，經濟上也沒有多少蓄積，幾次下第，奔波道路，不免坎坷。唐人詩文、筆記及傳奇小說中對此有不少描寫。如中唐寫作新樂府的著名詩人王建在送張籍的詩中就說，“所念俱貧賤，安得相發揚”；王建又自稱“衰門海內幾多人，滿朝公卿總不親”，表明他與張籍都是貧寒出身。晚唐古文家孫樵寫他在長安應舉時落拓困頓之狀，謂：“長安寓居，闔戶諷書，悴如凍灰，臒如槁柴”，甚至於“長日猛赤，餓腸火迫，滿眼花黑，晡西方食；暮雪嚴冽，入夜斷骨，穴衾敗褐，到曉方活”。真是到了無以自存的地步。《太平廣記》卷七十四《陳季卿》篇，就寫江南士人陳季卿，辭家十年來長安應舉，“誌不能無成歸，羈棲輦下，鬻書判給衣食”。沈亞之敘述清河張宗顏的情況，更為淒慘。張宗顏與沈亞之同在長安應進士舉，後離去，其親喪，貧不能葬，竟至於與其兄“東下至汴，出操契書奴裝自賣”，把自己打扮成奴仆模樣，標價出售，“聞者皆慟感流涕，然盈月不得售”。《唐摭言》卷八還記述一則富有傳奇性的故事：
公乘億，魏人也，以辭賦著名。鹹通十三年，垂三十舉矣。嚐大病，鄉人誤傳已死，其妻自河北來迎喪。會億送客至坡下，遇其妻。始，夫妻闊別積十餘歲，億時在馬上見一婦人，粗?跨驢，依稀與其妻類，因睨之不已。妻亦如是，乃令人詰之，果億也。億與之相持而泣，路人皆異之。後旬日，登第也。
《唐摭言》載此事，標題為“憂中有喜”，實際上這是極有代表性的唐代進士考試中的悲劇，這種悲劇對於一些出身貧寒的讀書人來說，是會經常遇到的。試想，從上麵所舉數量不多的例子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到，應舉者，有的饑無食，寒無衣；有的靠賣文字過日；有的父母死了，隻得賣身為奴來為雙親辦喪事；有的夫妻分別十餘年，遇見時幾乎不能相認，相認後抱頭大哭。不管這些人究竟是否能夠及第，他們能為州府所貢，跑到京都長安來，互相結交，並在文學作品中得到表現，這無論在社會生活中，或唐代的文學創作中，都會帶來過去時代所不可能有的新的東西，特別是在中晚唐，他們已經構成進士試中的主體。
三
中唐以後，進士試的廣泛性還表現在地區分布上。
唐玄宗開元年間，曾規定每年各州所送貢士的人數，是上州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雖然同時又有一項補充規定，說是“必有才行，不限其數”（《唐摭言》卷一《貢舉厘革並行鄉飲酒》），但上中下州所薦送的士子是有多寡區別的，這種區別反映了各州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狀態。某些邊緣地區，受到政治、經濟、文化等種種限製，不但所送人數少，而且錄取者更少。這種情況我們還可從武宗會昌五年（845）的一項規定中看出。《唐摭言》卷一《會昌五年舉格節文》，曾具體限定國子監及各節鎮所送明經、進士的人數，其中說：
其東監、同、華、河中所送進士，不得過三十人，明經不得過五十人。其鳳翔、山南西道、東道、荊南、鄂嶽、湖南、鄭滑、浙西、浙東、?坊、宣商、涇?、江南、江西、淮南、西川、東川、陝虢等道，所送進士不得過一十五人，明經不得過二十人。其河東、陳許、汴、徐泗、易定、齊德、魏博、澤潞、幽、孟、靈夏、淄青、鄆曹、兗海、鎮冀、麟勝等道，所送進士不得過一十人，明經不得過十五人。金汝、鹽豐、福建、黔府、桂府、嶺南、安南、邕、容等道，所送進士不得過七人，明經不得過十人。
這一規定，可以從兩方麵加以分析：一方麵，應該看到地區之間的差別影響各地入仕人數的多寡，反映了這些地區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差距；另一方麵，也應看到某些邊緣地區在經濟上、文化上的發展，使本地區應試人數逐步與其他地區趨於平衡。當然，由於材料的缺乏，我們還不可能在這方麵作出精密的統計，但從一些地區的記載，還是可以看出從中唐以後，中原一帶的文化是在逐步向邊緣地區擴展，這也使得進士應試與及第者的地區分布較前廣泛，使進士的構成成分有所變化。
下麵舉一些例子來談。
據《舊唐書?地理誌》記載，唐玄宗時，在今福建境內已置有福、泉、建、汀、漳五州，二十三縣，有九萬餘戶，四十一萬餘人。福建一帶，地處沿海魚米之鄉，號稱富饒，但局守一隅，本地人往往安於本土，“不肯北宦”（《新唐書》卷二?三《文藝下?歐陽詹傳》）。中唐以前，文化上也相對地較為落後。德宗初期，常□為福建觀察使時，“閩人未知學”。常□到福建後，“為設鄉校，使作為文章，親加講導，與為客主鈞禮，觀遊燕饗與焉，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新唐書》卷一五?《常□傳》）。這裏可能有對常□的溢美之詞，但福建進士登第情況中唐以後與以前有相當大的變化，則是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