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仆少時，嚐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誌持身焉。當時說者鹹曰：“太學生聚為朋曹，侮老慢賢，有墮窳敗業而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鬥訟者，有淩傲長上而悴罵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於眾人者無幾耳。”仆聞之，?駭怛悸，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眾為是??也。遂退托於鄉閭家塾，考厲誌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敢?顧，尚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柳宗元集》卷三十四）
太學生聚為朋曹，因爭科舉而競相奔走者，我們在前麵曾舉過劉長卿的例子。劉長卿在天寶時就曾為太學生，當時太學生就已各分為朋，朋有朋首，劉長卿即為朋首之一。朋的作用，就是依靠各種關係，結托名公巨卿，為本朋的人員造輿論，以利於登第，同時攻擊對立的那一朋，結果是互相攻訐，勢同水火，這也就是柳宗元在上述文章中所說的“有崇飾惡言而肆鬥訟者”。可見唐代學校的弊病，實是科試弊病的反映。
另外，中晚唐時整個政治的腐敗，也反映到學校中來。如宦官當權，有權勢的太監頭子，不但把持政治和軍事（中央禁軍），還向學校伸手，如代宗時權位不可一世的宦者魚朝恩，竟被任命為判國子監事（等於國子監的總管事），就是一例。《舊唐書》卷一八四《宦官?魚朝恩傳》記載道：“朝恩性本凡劣，恃勳自伐，靡所忌憚。時引腐儒及輕薄文士於門下，講授經籍，作為文章，粗能把筆釋義，乃大言於朝士之中，自謂有文武才幹，以邀恩寵。上（代宗）優遇之，加判國子監事，光祿、鴻臚、禮賓、內飛龍、閑廄等使。赴國子監視事，特詔宰臣、百僚、六軍將軍送上，京兆府造食，教坊賜樂。大臣群官二百餘人，皆以本官備章服充附學生，列於監之廊下，特詔給錢萬貫充食本，以為附學生廚料。”這真是中唐時宦官插足學校的一幕醜劇。
四
廣文館設立的時間，據《曆代名畫記》卷九所記鄭虔事跡，是在唐玄宗的開元二十五年（737），說鄭虔“開元二十五年為廣文館學士。”《曆代名畫記》的作者張彥遠是唐中後期人，距玄宗時約一百來年，時間相距並不太久，但他的這一記載恐怕是不可靠的。因為現在所見的有關材料，都是說廣文館是在天寶九載（750）或天寶中設立的。如：
《冊府元龜》卷五九七《學校部?總序》：“天寶九年，置廣文館，領國子監進士業者，博士、助教各一人。”
《唐摭言》卷一《廣文》：“天寶九年七月，詔於國子監別置廣文館，以舉常修進士業者。”
《舊唐書》卷九《玄宗紀》天寶九載：“秋七月己亥，國子監置廣文館，領生徒為進士業者。”
《新唐書?選舉誌》：“天寶九載，置廣文館於國學，以領生徒為進士業者。”
《唐語林》卷二《文學》、卷五《補遺》，都說是天寶中置廣文館。
又《新唐書》卷二?二《文藝中?鄭虔傳》說鄭虔天寶初為協律郎，因得罪，“坐謫十年”，後還京師，玄宗愛其才，特設廣文館，以虔為博士。從這些材料看來，則廣文館之設，確應在天寶九年。
廣文館的特點，一是專門培養進士試的人才，似乎是進士考試的補習班。二是雖設在國學，但房舍破敗，作為博士先生的鄭虔，本人生活也是甚為落拓窮困的。《唐語林》卷二《文學》條，《新唐書?鄭虔傳》，都記載鄭虔走馬上任時，對廣文館所在何處，還十分茫然。《唐語林》卷五《補遺》記載說：
天寶中，國學增置廣文館，在國學西北隅，與安上門相對。廊宇粗建，會十三年秋霖一百餘日，多有倒塌。主司稍稍毀徹，將充他用，而廣文寄在國子館中。尋屬幹戈內擾，館宇至今不立。
廣文館最初設置時似乎就沒有稍具規模的打算，隻不過在國子監的西北角稍稍辟置幾間房子而已，天寶十三載秋連續陰雨三個多月，房子多半倒塌，主管部門不但未予修複，而且還打算索性加以撤毀，挪作別的用處，後來安史之亂起，就更不提修建的事了。至於鄭虔，他確是詩書畫堪稱三絕的才士，但處於這樣的境地，也終於窮愁潦倒，杜甫詩裏對他這段時期的生活有具體的描敘：
諸公兗兗登台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粱肉，廣文先生飯不足……清夜沈沈動春酌，燈前細雨簷花落。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醉時歌贈廣文館博士鄭虔》，《杜詩詳注》卷三）
廣文到官舍，係馬堂階下。醉時騎馬歸，頗遭官長罵。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氈。賴有蘇司業，時時乞酒錢。（《戲簡鄭廣文（虔）兼呈蘇司業（源明）》，同上卷三）
杜甫與鄭虔是知交，杜甫本人這時也困守長安，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的生活。對於天寶後期的政治腐敗，社會風氣奢侈，才能之士備受壓抑得不到重用，杜甫有切身的感受，因此他對鄭虔充滿同情，也流露憂憫的情緒。作為廣文博士鄭虔的生活，比韓愈《進學解》所寫的還不如。無怪乎後人往往以廣文稱教官，表示冷官的意思。
這種情況還與廣文館入學的士子有關。前麵已說過，弘文、崇文二館是最貴族化的學校，太學、國子學也是官品較高的官僚子弟才得入學，四門學的要求較低，有一部分是所謂庶人之子。據《唐摭言》卷一《廣文》條所載，貞元八年（792）進士登第的歐陽詹、李觀，是曾入廣文館學習的，而這兩個人，上代並沒有人做什麼大官，也可以說是庶人之子。而正因為如此，晚唐自大中以後，由廣文生而登進士第的，在等第上往往列於末等。《唐摭言》記載道：“大順二年（890），孔魯公在相位，思矯其弊（即按常例以廣文生為末等――琮），故特置吳從璧於蔣肱之上。明年，公得罪去職，及第者複循常而已。悲夫！”《唐摭言》的作者王定保之所以發此感慨，就是為貧寒的士子鳴不平，於此也可見出廣文館之所以受到歧視、輕視的原因。
五
《舊唐書》卷五《高宗紀》，鹹亨元年（674）：“五月，丙戌，詔曰：‘諸州縣孔子廟堂及學館有破壞並先來未造者，遂使生徒無肄業之所，先師缺奠祭之儀，深非敬本。宜令所司速事營造。’”這是由朝廷下命令，將各地州縣的學館作一次普遍的調查，並加以修葺。州縣學內設有博士，以資教學。
唐代教育的發達，除了中央各學館有較完整的組織外，還表現在教育的普及上。有唐一代，除了州縣學以外，還有為數眾多的鄉學。
《唐大詔令集》卷七十三《親祀東郊德音》（開元二十六年正月），其中說：“宜令天下州縣，每一鄉之內，別各置學，仍擇師資，令其教授。”就是說，開元時期，即由朝廷下令，在州縣之下，每一鄉都設置學校，並由官府配備師資，教授生徒。至天寶三載（744），因令百姓讀《孝經》，又下製：“鄉學之中，倍增教授，郡縣官長，明申勸課。”（孫逖《天寶三載親祭九宮壇大赦天下製》，《全唐文》卷三一?）德宗貞元三年（787）正月，右補闕宇文炫曾上疏：“請京畿諸縣鄉村廢寺，並為鄉學。”（《唐會要》卷三十五《學校》）這些都可見唐朝廷君臣對鄉學的重視。
鄉學一般是官府辦的，在鄉學之外，似還有一種村學。這種村學，規模比鄉學要小，大抵隻有一個教書先生，教著一二十個村童，他的衣食之費則由村中支給。如《玄怪錄》卷三《齊饒州》一篇，說湖州參軍韋會，其妻因妊娠，住在娘家（妻父乃饒州刺史齊推）。不料妻卻被一個已死的梁朝陳將軍作祟而死。韋會赴調長安，又被黜歸家，去饒州百餘裏，途中遇妻之魂訴冤，妻魂說她尚有二十八年命籍，現在還不至於死。於是夫妻共謀計策，其妻說：“此村東數裏，有草堂中田先生者，領村童教授。”說這位田先生乃是奇人，可以相救。韋會便與仆人一起前去拜訪，到草堂前，有學徒說：“先生轉食未歸。”韋會隻好稍等。“良久，一人戴破帽，曳木屐而來，形狀醜穢之極。”韋會前謁，這位先生說：“某村翁，求食於牧豎……”這是一篇鬼怪傳奇小說，但這裏的細節描寫卻提供了唐代村學的真切材料。這是在江西饒州地區的一個村學，設在村東數裏，隻有一個老翁，教著十幾個村童。中午時教書先生要到村中人家“轉食”，他的生活費即出自於這些村童之家（所謂“求食於牧豎”）。先生戴破帽，曳木屐，“形狀醜穢之極”，確實是一個貧寒窮困的讀書人形象。
《太平廣記》卷二二三《竇易直》篇，有一段記述竇易直幼時在村學讀書的情況：“竇相易直，幼時名泌，家貧，就業村學，其教授叟有道術，而人不知。一日近暮，風雪暴至，學童悉歸家不得，而宿於漏屋之中，寒爭附火。唯竇公寢於榻，夜深方覺。”這裏寫村學，房子破敗，一有風雪，村童不得歸家，就爭著在屋中烤火避寒。所寫質樸而生動，唐代僻野地方的村學，清楚地呈現在我們的眼前。
至於村學中所教的，仍是儒家的經書，如《太平廣記》卷三五八《齊推女》篇所記田先生，“時老人方與村童授經”。又《太平廣記》卷三?九《蔣琛》記：“?人蔣琛，精熟二經，常教授於鄉裏。”不過根據村學的實際情況，這種經學的講授，內容大約是較為淺近的，或類似於啟蒙性質，與州縣學和中央諸學館所教的經書，在程度上當有很大不同。
最後，附帶談一下學校與文學的關係。由於國子學、太學、四門學中有修進士業者（廣文館則更是專門培養進士試的舉子），而進士科自中唐後又特別看重詩賦，因此中央的這幾個學館，除了學習經書外，還很重視詩歌的學習和創作。如《唐摭言》卷十《海敘不遇》記長沙人李濤，頗寫過一些佳句，如“水聲長在耳，山色不離門”，“落日長安道，秋槐滿地花”，在當時膾炙人口。李濤也就學於太學：“溫飛卿任太學博士，主秋試，濤與衛丹、張?等詩賦，皆榜於都堂”。溫庭筠本是詩人，他將李濤等的佳作帖於都堂，可以看出學校中以詩什爭勝競強的風氣。
現存唐人詩作，也有監試詩，我們姑舉喻鳧的一首以見一斑：
霎霎複淒淒，飄鬆又灑槐。氣?蛛網檻，聲疊蘚花階。古壁青燈動，深庭濕葉埋。徐垂舊鴛瓦，競曆小茅齋。冷與陰蟲間，清將玉漏諧。病身唯展轉，誰見此時懷。（《監試夜雨滴空階》，《全唐詩》卷五四三）
另外，劉得仁有《監試蓮花峰》（《全唐詩》卷五四五），薛能有《國學試風化下》（同上卷五五八），不具引。
至於鄉校村學，由於唐代詩歌的普遍發達，在這些地方小學，也往往能有名人的詩集。如皮日休兒童時在鄉校，就抄寫過杜牧的集子（《唐詩紀事》卷六十六《嚴惲》條引皮日休《傷嚴子重序》：“餘為童在鄉校時，簡上抄杜舍人牧之集，見有與進士嚴惲詩……”）。又如白居易《與元九書》，敘述元和十年（815）貶江西九江的沿途見聞，說：“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裏，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仆詩者。”元稹為白居易的集子作序（《白氏長慶集序》），記述他在浙東做官時的所見（元稹曾任浙東觀察使、越州刺史，治所在今紹興），說：“予嚐於平水市中（自注：鏡湖傍草市名），見村校諸童，競習歌詠，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這兩處所記，固然見出元、白兩人詩歌在當時社會的流傳之廣，但也說明了鄉校村學對於詩歌的傳播起了重要的作用。我們今天討論唐代詩歌的繁榮，這一點也不能不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