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官除按品階高低領取俸祿外，還收受學生所送的束?。不過在唐代，這種束?隻有象征意義，並不占重要地位。我們不大清楚唐代前期學官的生活情況，不過在中唐時，他們已不大受到人們的重視，實際生活相當清儉艱辛。如柳宗元說：
貞元中，王化既成，經籍少間，有司命太學之官，頗以為易。專名譽、好文章者，鹹恥為學官。（《柳宗元集》卷二十六《四門助教廳壁記》）
韓愈的《進學解》則更維妙維肖地描寫國子博士的貧寒生活，這篇文章是韓愈抒憤懣之作，不無誇張，但當與實際情況相差不遠：
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一）
博士在國子監中還算是高級學官，他們的生活尚且如此，等而下之，則當更甚。
生徒入學的年齡，據《新唐書?選舉誌》載，中央的學校，除律學為十八歲以上，二十五歲以下外，其他都為十四歲以上，十九歲以下。前引《唐摭言》卷一《兩監》條，載李華寄趙驊詩，記他們早年在太學讀書的情況，也說“未冠遊太學”，即在二十歲以前。這在唐人的文集中也可得到印證。如韓休《許國文憲公蘇?文集序》（《全唐文》卷二九五）：“十七，遊太學。”顏真卿《浪跡先生玄真子張誌和碑》：“年十六，遊太學，以明經擢第。”（《顏魯公文集》卷九）《唐詩紀事》卷八郭元振條：“元振，魏州人。年十六，與薛振、趙彥昭同為太學生，資雄邁。”
中央各學的目標，就是為了培養科舉的人材，入國子學、太學、四門學的生員，一進學就分為舉進士或是舉明經（廣文館則是專為培養進士科舉子的）。如楊炯《從弟去盈墓誌銘》稱：“國子進士楊去盈”（《楊炯集》卷九），就是說，楊去盈在國子學念書，是習進士科的。又如張說《唐故左庶子贈幽州都督元府君（懷景）墓誌銘》：“弱冠，以國子進士高第。”（《張說之文集》卷二十二）也是這樣的情況。又如《酉陽雜俎》續集卷一《支諾皋》上：“柳?知舉年，有國子監明經，失姓名，晝寢，夢徙倚於監門。有一人負衣囊，衣黃，訪明經姓氏，明經語之，其人笑曰：‘君來春及第。’……來春，明經與鄰房三人夢中所訪者，悉及第。”這裏所記的“國子監明經”，就是以後準備應明經試的學生。如果所習之業久不得第，也可改習他科。如韓愈《送陳密序》：“太學生陳密請於餘曰：‘密承訓於先生，今將歸覲其親，不得朝夕見，願先生賜之言，密將以為戒。密來太學，舉明經，累年不獲選，是弗利於是科也。今將易其業而《三禮》是習，願先生之張之也。’”（《韓昌黎文集校注》卷四）《新唐書?選舉誌》又說：“即諸州貢舉省試不第，願入學者亦聽。”則來京師應試的舉子，禮部試落第，願意入中央學校的，也可繼續學習，準備再試（如《宣室誌》卷一載：“吳郡陸?，家於長城之東，其世以明經仕。?自幼嗜麥麵，為食愈多而質愈瘦。及長，從本郡貢於禮部，既下第，遂為生太學中”）。由此可見，國子學等學館的教育，主要目標並不是在於所謂進德修業，而是有著極其現實的目的，即是應科舉試。
正因如此，所以教學內容的安排，規章製度的訂立，都無不與科舉考試有關。如所學的儒家經書，也分大中小三種，由博士、助教教習：“凡博士、助教，未終經者無易業”；“凡《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為小經。通三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餘經各一。《孝經》、《論語》皆兼通之。”這與進士、明經等科的考試所要求的，基本一致。
又如馮伉於憲宗元和初上《科處應解補學生奏》（〈全唐文》卷四三八），講到國子監學生解退（即除名）的規定，除品行上的“遊處非類，樗蒲六博，酗酒喧爭，淩慢有司，不修法度”等等以外，還規定：“又有文章、帖義，不及格限，頻經五年，不堪申送者，亦請解退”；“又準格，九年不及第者，即出監”。這就是說，在學讀書，如果學業不及格，連續有五年不能向禮部薦送以應省試的，就要解退；經過薦送，而又有九年應試落第的，也不能再入學讀書（但也有例外，如韓愈《太學生何蕃傳》〔《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二〕所記，何蕃入太學讀書，已有二十餘年，歲舉進士，從太學諸生到助教、博士及至司業、祭酒，對其學業都交口讚譽，薦於禮部，但因禮部有與何蕃不合的，何蕃終於累試而不中：“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二十餘年矣，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群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京師諸生以薦蕃名為文說者不可選記，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而立，莫為禮部，為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大約何蕃由於為公卿大夫等所知，所以雖累試不第，還是在太學學習了二十餘年而未被解退）。
其他又有放假、朝參等規定，至為瑣細，因與科試的關係不甚直接，這裏就不談了。以下再就弘文、崇文二館，廣文館，州縣鄉學等，再作一些補充敘述。
三
唐太宗於武德九年（626）八月即位，就於當年九月設立弘文館，“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等，以本官兼學士”（《通鑒》卷一九二），又取三品以上官員的子孫為弘文館學生。貞觀十三年（639），又於太子東宮置崇文館。
前麵講過，弘文、崇文二館是貴族子弟學校，學生入學的要求極嚴，這所謂嚴，並不在於本人的學業品行，而在於家庭出身，它要求父祖的官階不是一般的高，還要是帝室和後族的近親。學生入學，都是“以資蔭補充”（《唐會要》卷七十七《貢舉中?弘文崇文生舉》）。貞元四年（788）正月，曾下敕令，說弘文、崇文的學生名額有限，但請求入學的很多，應當有先後次序。先後次序的根據是什麼呢？敕令中舉出德宗建中三年（782）十一月的一道敕令，說應以此為準，這就是：
先補皇緦麻已上親，及次宰輔子孫，仍於同類之內，所用蔭，先盡門第清華，履曆要近者，其餘據官蔭高下類例處分。（《唐會要》卷同上）
這就是說，先是皇族，再其次是宰相的後代。所謂“門第清華，履曆要近”，就是在唐代發跡起來的上層新貴。設置兩館的目的，就是培養這一高級統治階層的後代，正如貞元六年（790）九月敕令中所說，“本置兩館學生，皆選勳賢胄子”（《唐會要》卷同上）。這在當時是十分明確的。
譬如高宗時赫赫有名的大官裴行儉（他曾因評王勃等初唐四傑為淺薄浮躁而在文學史上屢為人稱引），據張說所作的神道碑（《張說之文集》卷十四《贈太尉裴公神道碑》），就是“以高蔭為弘文生”。裴行儉的祖父是北周驃騎大將軍、光汾二州刺史、琅邪郡開國公，其父也為大將軍、馮翊郡守，襲封琅邪郡公。可見是北朝沿襲下來的高門士族。肅宗時的宰相房?，他的父親武則天時拜相，因此房?也就“以蔭補弘文生”（《新唐書》卷一三八本傳）。柳宗元所作《邕州刺史李公墓誌銘》（《柳宗元集》卷十），記李位“以通經入崇文館”，而這個李位原來是唐太宗的玄孫，出於廢太子承乾之後。《劉禹錫集》卷三《薛公神道碑》，記薛謇曾祖為雍州司馬、?州刺史；祖繪為州刺史，“累積至銀青光祿大夫，封龍門侯”；父承矩仕至大理丞，後雲：“公幼承前人之覆露，補崇文生。”比較起來，薛謇的上代不是很顯赫，但可能是西北地區有勢力的士族。
這是以高蔭入學的例子，我們還可舉出相佐證的兩個例子。一是《舊唐書》卷一五四《許孟容傳》，記許任禮部員外郎時，“有公主之子，請補弘文、崇文館諸生，孟容舉令式不許”。於是這位公主去向皇帝申訴，皇帝命太監向禮部查問，許孟容堅持自己的主張，皇帝也沒有辦法。另一是《舊唐書》卷一五八《韋貫之傳》，記韋任禮部員外郎時，“新羅人金忠義以機巧進，至少府監，蔭其子為兩館生，貫之持其籍不與，曰：‘工商之子不當仕。’忠義以藝通權幸，為請者非一，貫之持之愈堅。”一個是公主之子，一個是幸臣之子，他們都被拒於兩館的門外。這都是中唐時的情況，唐代前期當更是如此。
至於入學的年歲，則與國子學等相同，如顏真卿《朝議大夫贈梁州都督上柱國徐府君神道碑銘》（《顏魯公文集》卷八）：“年十五，為崇文生。”同書卷五《河南府參軍贈秘書丞郭君神道碑銘》：“年十七，崇文生。”
弘文、崇文兩館入學的要求雖然很高，但生員學習的成績卻很不理想，就一般而言，他們的實際水平遠比不上國子監的六學。其根本的原因，也就在他們是貴戚子弟，仰仗父祖餘蔭，以門第自負，認為功名俯拾可取，就不好好學習，結果就如武則天時吏部侍郎魏玄同所說的那樣：“課試既淺，藝能亦薄。”這“課試既淺”，是唐朝廷有明文規定的，即兩館的學生，“宜依國子監學生例試帖，明經、進士帖經並減半，雜文及策，皆須粗通，仍永為恒式。”（《唐會要》卷七十七《貢舉中?弘文崇文生舉》）。這是天寶十四載（755）。在這之前，已有人提出過意見，說是二館的學生，由於是“貴胄子弟，多有不專經業，便與及第”的（《唐大詔令集》卷七十三《親祀東郊德音》），說穿了就是雖然考試不合格，也給他通過了。這當然引起人們的不滿，於是唐朝廷幾次下令，命令他們要按照規定考試，但允許他們帖經隻要達到明經、進士試的一半，雜文和時務策做到“粗通”就可以了（《唐六典》卷二《吏部考功員外郎》即已規定：“弘、崇生雖同明經、進士，以其資蔭全高，試亦不拘常例”）。
天寶十四載的敕令中，雖然明文規定是“仍永為恒式”，但實際情況並沒有得到改善，毋寧說是變得更壞。德宗貞元六年（790）九月的敕文，講到兩館的學生，就指出：“比聞此色，幸冒頗深，或假市門資，或變易昭穆，殊愧教化之本，但長澆競之風”（《唐會要》卷七十七《貢舉中?弘文崇文生舉》）。這就是說，入學學生的門蔭也有假冒的。同一敕文中還提到：“用蔭既已乖實，試藝又皆假人。”竟然考試還可以用別人來代替。雖然唐朝廷曾下過好幾次整頓紀律的敕令（又如《全唐文》卷六十八敬宗《受尊號敕文》，《唐會要》所載文宗大和七年八月敕文），都沒有收到應有的效果。最主要的原因，當然是因為學生是貴胄子弟，有恃無恐。這也可見出唐代科舉製與教育製的腐敗的一麵。
這裏可以補充的是，唐代中央學校的弊病，不獨弘文、崇文二館有，其他一些學校也是存在的。早在初唐，文學上的四傑之一王勃，就在送他的弟弟入太學時說：
今之遊太學者多矣，鹹一切欲速，百端進取，故夫膚受末學者，因利乘便；經明行修者，華存實爽。至於振骨鯁，立風標，服聖賢之言，懷遠大之舉，蓋有之矣，未之見也。（《送?遊太學序》，《王子安集注》卷八）
對學校的批評，中唐時更有所發展。李肇曾說“國子監諸館生，?雜無良”（《國史補》卷中）。柳宗元則談得更加具體了，他在《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中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