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唐代的科舉製度，還應該講到唐代的學校，因為從唐代起，學校就與科舉緊密相連。在唐代，中央和地方學校培養出來的學生，有一部分就是作為舉子而應科舉考試（《新唐書?選舉誌》說：“唐製，取士之科，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其天子自詔者曰製舉”）的。後來發展到明清兩代，舉子即是從學校中選拔。可見從唐代開始，學校教學的目的，就是為培養合格的科舉應試的人才，學校成為科舉的後備隊，官員的養成所。
本書不是教育製度史，因此不準備全麵討論唐代的學校教育，隻是從科舉與文學的角度，談談有關的一些方麵，以便對唐代科舉與文學的社會背景，從多方麵作一些探討。
一
唐代是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國力空前強盛的王朝，為適應大一統的局麵，教育和學校製度也有不少特點。概括說來，一是教育行政組織較前完密，二是教育行政權進一步集中於中央，三是學校教育的內容較為廣泛。下麵我們作一些具體的介紹。
據《唐六典》、《新唐書?選舉誌》等的記載，唐代中央一級的學校，隸屬國子監的有六學，這就是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玄宗開元後期，又設立廣文館，同屬於國子監。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廣文館類似於現在的綜合性大學，講授的內容主要是儒家經書，律學、書學、算學屬於專科學校性質，講授與各科專業有關的知識。國子學等六學的差別，不在於學業程度的深淺，而在於學生入學資格的高低，這所謂入學資格，指的是其家庭官階和門蔭地位。也就是說，並非國子學學生所學的課程要較太學的高深，或太學學生所學的課程要較四門學的高深，而是國子學學生的家庭出身比太學學生高，太學學生的家庭出身比四門學學生高。這也決定國子學地位比太學高，太學的地位比四門學高（按：《柳宗元集》卷二十六《四門助教廳壁記》有雲：“四門學之製，掌國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孫之為胄子者，及庶士、庶人之子為俊士者”）。這種情況正是封建等級製在學校教育中的反映。
據《新唐書?選舉誌》的記載，這六學學生的人數和入學資格，是這樣的：
國子學，生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孫若從二品以上曾孫及勳官二品、縣公京官四品帶三品勳封之子為之；太學，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孫、職事官五品期親若三品曾孫及勳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為之；四門學，生千三百人，其五百人以勳官三品以上無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為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異者為之；律學，生五十人，書學，生三十人，算學，生三十人，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通其學者為之。
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封建社會學校教育的時代特點，就是，一，地位高的，人數少，地位低的，人數多，成為金字塔形或寶塔形。二，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入學的品階比律學、書學、算學高，前三者培養的目標主要是為應進士、明經之用，也就是從政人才，後三者培養的是專科人才；――可見在唐代，封建教育已經是輕視技術專科人才。
除了國子監所管轄的六學（或七學，即加上廣文館）以外，還有二館，即弘文館，屬門下省；崇文館，屬太子東宮。弘文、崇文兩館，是當時的貴族學校，學生的人數少，入學的資格要求嚴，據《新唐書?選舉誌》的記載為：“凡館二：門下省有弘文館，生三十人；東宮有崇文館，生二十人。以皇緦麻以上親，皇太後、皇後大功以上親，宰相及散官一品、功臣身食實封者、京官職事從三品、中書黃門侍郎之子為之。”就是皇室和皇後、皇太後的近親，宰相、功臣及三品以上大官的兒子，才有入學的資格。弘文、崇文兩館也屬於大學性質，應進士、明經等科試。
另有崇玄學，屬祠部；醫學，屬太醫署，小學，屬秘書外省。
以上是中央係統的學校。地方係統的，府有府學，州有州學。府州學之下有縣學，各縣還設有鄉校（或村學）。府州學的學生，學成之後可以應鄉試，合格後即作為舉子薦送到京城應禮部試，有些則被選拔入京都的四門學。另外，府州也有崇玄學和醫學，統轄於中央的崇玄學和醫學。現據以上所述，列表如下：
中央係統各學館的人數，唐朝前期與後期差別很大，前期經濟發展，社會安定，因此學校的規模較大，學生的人數較多；安史亂後，社會動蕩，經濟衰落，政府收入減少，辦學的經費也相應縮減，教育得不到重視，學生的人數與前期相差很多。前麵所舉六學、二館的名額，是據《唐六典》、《新唐書?選舉誌》的記載，大致反映開元以前的情況。國子學生三百名，太學生五百名，四門學生一千三百名，律學生五十名，書、算學生各三十名，以及弘文、崇文生共五十名，合計為二千二百六十名。據有些書上記載，太宗貞觀時，學生人數則又大大超過此數，如《唐摭言》說：
貞觀五年已後，太宗數幸國學，遂增築學舍一千二百間，增置學生凡三千二百六十員。無何，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之內，八千餘人，國學之盛，近古未有。（卷一《兩監》）
這是我國古代文化鼎盛興旺的時期，這種情況在古代世界曆史上也是少有的。
《唐摭言》這裏所謂的“兩監”，是指西京（長安）的國子監和東都（洛陽）的國子監。東都國子監置於高宗龍朔二年（662）。《舊唐書》卷四《高宗紀》龍朔二年正月記：“丙午，東都初置國子監，並加學士等員，均分於兩都教授。”
《通典》有一個記載，是連中央和州縣學一起算的，謂：“弘文、崇文館學生五十員，國子、太學、四門、律、書、算，凡二千六百一十員，州縣學生六萬七百一十員，兩京崇玄館學生二百員。”（卷十五《選舉》三）這裏記州縣的學生有六萬多人，還不包括鄉校學生在內，可見唐代地方教育是比較發達的，它們不像中央學校那樣有嚴格的品階限製，入學的大部分是一般的中小地主、商人及自耕農的子弟。
唐朝中央的國學，大約以貞觀時為最盛。武則天掌權，一方麵崇信佛教，輕視儒學，另一方麵大量從各地直接征召文士，前來洛陽應試，這樣就造成學校的荒廢。韋嗣立於武則天時任鳳閣舍人（即中書舍人），曾上疏論事，《舊唐書》卷八十八《韋嗣立傳》載謂：
時學校頹廢，刑法濫酷，嗣立上疏諫曰：“……國家自永淳（682―683）已來，二十餘載，國學廢散，胄子衰缺。時輕儒學之官，莫存章句之選。貴門後進，競以僥幸升班；寒族常流，複因淩替弛業。考試之際，秀茂罕登，驅之臨人，何以從政……”
這種情況大約在開元、天寶年間稍有好轉（廣文館就是天寶時新設立的）。但安史亂後，中央的學校就一直不景氣，從此再也不能恢複舊觀。憲宗時李絳曾有《請崇國學疏》，談到這種情況，說：“自羯胡亂華，乘輿避狄，中夏凋耗，生人流離，儒碩解散，國學毀廢，生徒無鼓篋之誌，博士有倚席之譏，馬廄園蔬，殆恐及此。”（《全唐文》卷六四五）
中唐以後國學的衰落，一是表現為學生人數的驟減，二是表現在入學資格的降低，前者如《新唐書?選舉誌》載：
元和二年，置東都監生一百員。然自天寶後，學校益廢，生徒流散。永泰中，雖置西監生，而館無定員。於是始定生員：西京國子館生八十人，太學七十人，四門三百人，廣文六十人，律館二十人，書、算館各十人；東都國子館十人，太學十五人，四門五十人，廣文十人，律館十人，書館三人，算館二人而已。
就是說，元和時所定國子監的入學人數，僅及開元以前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後者如韓愈《請複國子監生徒狀》：
國子監應三館學士等，準《六典》，國子館學生三百人，皆取文武三品已上及國公子孫從三品已上曾孫補充，太學館學生五百人，皆取五品已上及郡縣公子孫從三品已上曾孫補充，四門館學生五百人，皆取七品已上及侯伯子男子補充。右國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趨競，未變本原，至使公卿子孫，恥遊太學，工商凡冗，或處上庠。今聖道大明，儒風複振，恐須革正，以讚鴻猷。今請國子館並依《六典》，其太學館量許取常參官八品已上子弟充，其四門館亦量許取無資蔭有才業人充……（《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一）
據韓愈所說，則除了國子學入學資格仍維持原來的以外，太學與四門學的入學資格，其標準都降低了。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變化呢？一方麵固然與政府的財力不支有關，政府拿不出足夠的錢來建築和修理校舍（《全唐文》卷九十一載昭宗《修葺國學詔》，其中說：“國學自朝廷喪亂已來，棟宇摧殘之後，歲月斯久，榛蕪可知。宜令諸道觀察使、刺史與賓幕、州縣文吏等同於俸料內量力分抽，以助修葺。”修葺國學的校舍要靠抽官員的俸料，可見政府財力的拮據已到了何等程度），學校的物質基礎大為削弱；另一方麵，則與科舉有關，唐代前期，曾規定應試者須由兩監出身，有時雖然沒有這樣明確的規定，但人們的觀念中，“進士不由兩監者，深以為恥”（《唐摭言》卷一《兩監》）。但到中唐以後，科舉競爭日烈，科場中的腐敗現象日益發展，貴要勢門出身的子弟，依仗權勢和財富，通關節，走後門，就能取得功名，而在學校中苦讀的，卻不一定就能及第。國子學等入學的貴要子弟，他們寧可走捷徑，憑仗父兄的權勢，直接從科場中去達到他們的要求。唐代的學校既然為科舉而設，中唐以後出現的這種情況，當然導致學校教育的逐步荒廢和衰落。
二
國子監的地點，在京兆府東萬年縣的務本坊。徐鬆《唐兩京城坊考》卷二，朱雀門街東第二街、街東從北第一務本坊：“半以西國子監（監東開街若兩坊，街北抵皇城，南盡一坊之地。監中有孔子廟，貞觀四年立），領國子監、太學、四門、律、書、算六學。”（《唐語林》：天寶中國學增置廣文館，在國學西北隅，與安上門相對。按：國學之北即安上門）可知國子監占有半坊之地，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及玄宗時設置的廣文館，都在這裏。國子監的最高行政首腦為祭酒，相當於後來的教育部長；其上則為禮部。
中央各學的學官，據兩《唐書》的《職官誌》與《百官誌》，大致是：
國子學――博士二至五人，助教一至五人，直講四人，五經博士各二人，典學四人。
太學――博士三至六人，助教三至六人，典學四人。
四門學――博士三至六人，助教三至六人，直講四人，典學四人。
律學――博士一至三人，助教一人，典學二人。
書學――博士二人，助教一人，典學二人。
算學――博士二人，助教一人，典學一人。
廣文館――博士二至四人，助教一至二人。
崇文館――學士、直學士、文學、司直。（按：弘文館、崇玄館未詳）
醫學――醫學博士一人，醫學助教一人；針博士一人，助教一人；按摩博士一人；咒禁博士一人；及醫師二十人，醫工百人，典藥二人，針師十人，針工二十人，按摩師四人，按摩工十六人，咒禁師二人，咒禁工八人。
由此可見，唐代醫學館所設的學官、教師及輔助人員，比其他學科人數多，分工細，這是唐代醫學發達的反映。唐代的中央學，還設有律學、書學，這也說明唐代學校教育的內容是相當廣泛的。又，上麵所載，律學無直講，而據長安縣所存的萬歲通天元年（696）五月所立的《國子律學直講仇道朗墓誌銘》，則律學仍有設置直講的，清人毛鳳枝《關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卷三，即據此論證雲：“《新唐書?百官誌》，國子監有律學博士三人，從八品下，助教一人，從九品下，而無直講之名，得此可補其缺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