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唐詩人姚合在《送喻鳧校書歸毗陵》詩中說：
闕下科名出，鄉中賦籍除。（《姚少監詩集》卷一）
這裏牽涉到科舉及第以後，文人享有的特權問題。
唐代前期實行租庸調法，後期實行兩稅法。關於租庸調法和兩稅法的性質以及實施情況，屬於專門研究的範圍，這裏不作詳論。簡略說來，就是，凡是有戶籍的農戶及有土地的人丁，或者出錢，或者出人，都有對封建國家負擔賦役的義務；但如果做了官，或上代有過功名，就可以按規定免去這種義務，而把負擔轉嫁到廣大勞動者身上。根據唐朝的法令，凡是科舉及第，其本人或全家就可以免除賦役。如穆宗《南郊改元德音》中說：
將欲化人，必先興學，苟升名於俊造，宜甄異於鄉閭。各委刺史、縣令招延儒學，明加訓誘，名登科第，即免征役。（《全唐文》卷六十六）
在這之後，敬宗時又重申前令：
天下諸色人中，有能經通一經、堪為師法者，委國子祭酒訪擇，具以名聞奏。天下州縣，各委刺史、縣令，招延儒學，明加訓誘，名登科第，即免征役。（《寶曆元年正月南郊赦文》，《唐大詔令集》卷七?）
這兩道由中央朝廷頒布的命令，都明確規定，隻要科舉及第，就可以免除征役；這所謂征役，也就是差役。
這是唐代中期的法令，那麼在這之前怎樣呢？在正式的公文中還沒有發現同樣的記載，但我們可以找到一些旁證。如韓愈《上宰相書》，說自己“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三），也就是可以不同於老百姓，已能免除賦役的負擔。韓愈是貞元八年（792）登進士第的，進士登第後連續考了三次博學宏詞科，都未中第，所謂“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因此於貞元十一年（795）乃有這一《上宰相書》。這是在穆宗的《南郊改元德音》之前二十多年。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唐代詔令是不全的，由韓愈的例子，可以推想貞元或貞元之前，凡科舉及第即可享有免除賦役的特權。
《唐大詔令集》卷七十二還載有僖宗《乾符二年（875）南郊赦》，其中說：
州縣除前資寄往、實是衣冠之外，便各將攝官文牒及軍職賂遺，全免科差，多是豪富之家，至若貧下。準會昌中赦，家有進士及第，方免差役，其餘隻庇一身。就中江南富人多，一武官便庇一戶，致使貧者更加流亡，從今後並依百姓，一例差遣。
這裏說“準會昌中赦”，徐鬆《登科記考》卷二十二據《新唐書》武宗本紀會昌元年“正月辛巳，有事南郊，大赦，改元”的記載，說“疑為此年赦書節文”。但查《全唐文》卷七十八有武宗《加尊號後郊天赦文》，題下注為“會昌五年正月初”，文意即乾符二年赦文所指，其中說：
或本州百姓子弟，才沾一官，及官滿後，移住鄰州，每於諸軍諸使假職，便稱衣冠戶，廣置資產，輸稅全輕，便免諸色差役。其本鄉家業漸自典賣，以破戶籍，所以正稅百姓日減，州縣色役漸少。從今已後，江淮百姓，非前進士及登科有名聞者，縱因官罷職，居別州寄住，亦不稱為衣冠戶，其差科色役並同當處百姓流例處分。
由此，則乾符二年所說的“準會昌中赦”，當是這道會昌五年正月的赦文，而不是已經佚去的會昌元年正月的赦文。會昌五年和乾符二年的赦文，都牽涉到地主階級內部的矛盾（逃避賦役及影占戶口），這裏不加論列。另外，唐末人楊夔《複宮闕後上執政書》，曆數晚唐時的種種弊政，說：
蓋僑寓州縣者，或稱前賢，或稱衣冠，既是寄住，例無徭役。且敕有進士及第，許免一門差徭，其餘雜科，止於免一身而已。（《全唐文》卷八六六）
韓國磐先生《科舉製和衣冠戶》一文，曾據這些材料，說“科舉出身者，尤其是進士科出身者才能合戶享受免去差役的特權”。
另外，五代時張允曾奏請停止童子科的考試，說：“童子每當就試，止在念書背經，則雖似精詳，對卷則不能讀誦，及成名貢院，身返故鄉，但刻日以除官，更無心而習業，濫蠲徭役，虛占官名。”（《請罷童子科奏》，《全唐文》卷八五五）童子科在科舉的項目中是排列在末等的，規定年不滿十歲的孩童方許應試，考試時正如張允奏中所說，隻不過是“念書背經”，對照書本有時就連字也不認得。但即使如此，童子科及第，還是能蠲免徭役，則其他科目當更是如此。
這就是說，一個文人，隻要經禮部試及第，即使還沒有通過吏部試，也即還未取得官職，已經和一般老百姓不同，他可以免除差役征徭，享有政治上、經濟上一定的特權。姚合的“闕下科名出，鄉中賦籍除”二句詩，寫出了文人們所以向往科第的實際物質利益所在。而且，有時詩作得好，有一定的文名，雖未登第，也可以作為特例，免去差役的。《唐摭言》記載任濤：“豫章筠川人也，詩名早著。有‘露團沙鶴起，人臥釣船流’，他皆仿此。數舉敗於垂成。李常侍?廉察江西，特與放鄉裏之役，盲俗互有論列。?判曰：‘江西境內，凡為詩得及濤者，即與放色役，不止一任濤耳。’”（卷十《海敘不遇》）任濤是憑他的文學才能而受到優顧的，這也進一步說明了科舉得第者免去鄉裏之役更是當然之事，各科皆然，不獨進士，當然進士是更能享受到特權的（即全家都免差役）。
進士及第既能享受一定的特權，同時它又有優越於其他科目的升遷機會，於是更成為中唐以後士人注目的所在。譬如憲、穆時人李肇就說：“進士為時所尚久矣。是故俊?實集其中，由此出者，終身為聞人。”（《國史補》卷下）。敬宗開成元年（836）十月，中書門下奏，說到進士科時，說“台閣清選，莫不由茲”（《唐會要》卷七十六《貢舉中?進士》）。晚唐人李綽，又說當時人的議論，把進士登第比喻為“遷鶯”，即是用《詩經》的《伐木》詩典故：“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穀，遷於喬木。”（《尚書故實》）再加上最高統治者的倡導，地方節鎮的重視，進士的地位，在社會一般人的心目中，已經有“白衣公卿”之稱。
讓我們舉一些具體的例子，來說明唐代那種馳逐於科場、爭名於進士的社會風尚。
《劉賓客嘉話錄》中有一則記載：
苗給事子?應舉次，而給事以中風語澀，而心中至切。臨試，又疾亟。?乃為狀，請許入試否。給事猶能把筆，淡墨為書曰：“入！入！”其父子之情切如此。
此事又見於《太平廣記》卷一八?，及宋王讜《唐語林》卷四。既然托之於劉禹錫所述，當有一定的事實根據。作為文學性的隨筆，這寥寥數語，描摹世態人情，也非常傳神。這裏的苗給事，名粲。苗粲的父親苗晉卿，唐玄宗天寶年間做過吏部侍郎，職掌考銓，後來在肅宗、代宗朝又做過幾任宰相，是個老練世故的官僚。苗粲的官沒有做得像他父親那樣發達，但給事中的職位已經不低，他又曾被任為吏部侍郎、知銓事。他在德宗時頗有實權，那時曾有宰相之望的戶部尚書裴延齡，為了想給兒子謀得一個官職，還曾經走過苗粲的門路。這樣一個官僚世家出身的、在官場中混了多年的人，當然懂得科舉入仕是何等的事關緊要，因此即使得了中風病，連話也說不出來，但一聽說兒子要進考，就急忙叫人給他一枝筆，淡墨寫了兩個“入”字。而這位兒子，也顧不得侍奉病情緊急、隨時可能出事的老父親，趕緊入闈應試。這種情況使我們想到了《儒林外史》中描寫的嚴監生，他臨死前連燈盞裏點了兩根燈草也覺得費油，舍不得，但又說不出話，伸著兩個指頭，不肯斷氣。《儒林外史》所寫的嚴監生，和《劉賓客嘉話錄》所記的苗粲父子，都是具有時代特征的典型人物。
苗粲父子的思想和行動，必須放在唐代（特別是中唐以後）的社會環境中加以考察，其時代意義才能認識得更加清楚。這裏，我們自然地會再一次想起韓愈的話：“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由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上宰相書》，《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三）韓愈的這幾句話，確實道出了一個現實，這個現實就是他那一時代不少地主階級文人所謀求的道路。這也使我們想起《儒林外史》中描寫的馬二先生。馬二先生也有一番高論，他在酒醉飯飽之餘，憑他所能達到的那一點知識水平和推理能力，曆數了從孔夫子到“本朝”的舉業沿革，說：
舉業二字，是從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在春秋時候，那時用“言揚行舉”做官，如孔子隻講得個“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這便是孔子的舉業。
他又畫龍點睛地說：
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斷不講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話。何也？就日日講究“言寡尤，行寡悔”，哪個給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這一席話，說得聽者蘧公孫如夢方醒。為什麼呢？因為酸腐而不失誠篤的馬二先生講的確實是那時的現實。韓愈說的和馬二先生說的，具體內容不同，但都是當時現實生活的反映。以唐代而論，如果單純從數量上來看，那麼由科舉入仕，比起門蔭入仕和以雜色入流，以及藩鎮辟召等等，還隻占少數，但科舉入仕的社會影響遠非其他入仕途徑所能及，尤其是開元、天寶以後，進士出身擔任中央要職的比重日益增大。中唐時人趙□作《李奕登科記序》，敘述進士登第後的情況，就說：“於是獻藝輸能、擅場中的者，榜第揭出，萬人觀之，未浹旬而名達四方矣。近者佐使外藩，司言中禁，彈冠憲府，起草粉闈，由此與能，十恒七八。至於登台階、參密命者，亦繁有徒。所謂選才接爵之高科，求仕濫觴之捷徑也。”（《文苑英華》卷七三七）。唐代初期一些高門大族，他們承襲北朝和梁陳餘風，以門第禮法自高，還可以通過門蔭讓其子孫襲爵，因此對科舉還不以為意。但“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經過幾十年的政治風波，又隨著封建土地所有製的逐漸演變，任何地主已不能世代保有其土地，政治地位也由於土地所有權的不斷轉移，而不斷地更迭，“諸達官身亡以後，子孫既少覆蔭，多至貧寒”（《舊唐書》卷九十六《姚崇傳》）。這就使他們也轉而謀求從科舉中取得發展。譬如大家都知道的盛唐詩人岑參，他的曾祖岑文本，太宗時宰相，伯祖岑長倩，高宗時宰相，堂伯父岑羲，睿宗時宰相。岑參在《感舊賦》的自序中就說“國家六葉，吾門三相”。這樣一個出身，如果放在六朝，毫無問題，是能“平流進取，坐致公卿”的。但在唐代卻不行了，經過幾次波折，到岑參一代，已經“世業淪替”，不得不感歎“昔一何榮矣，今一何衰矣”。這就迫使他走科舉入仕的道路。但偏偏又累考不中，他在《至大梁卻寄匡城主人》一詩中，悲歎自己的不遇，幾乎動了斷絕進取的念頭：“一從棄魚釣，十載幹明主。無由謁天階，卻欲歸滄浪。”應當說，岑參的遭遇，在初盛唐時是有相當代表性的。唐末五代時人王定保曾經帶有總結性地說：“三百年來，科第之設，草澤望之起家，簪紱望之繼世。孤寒失之，其族餒矣；世祿失之，其族絕矣。”（《唐摭言》卷九《好及第惡登科》條）由此可見，科舉製度的發展，使得爭取科舉及第成為獲得政治地位或保持世襲門第的重要途徑。
中唐詩人王建在一首送人應科舉試的詩中說：
一士登甲科，九族光彩新。（《送薛蔓應舉》，《王建詩集》卷四）
稍後，與韓愈同榜登第、受到韓愈器重的散文家歐陽詹，在一封書信中說：
慰上下之望，在乎早成名，早歸寧。（《與王式書》，《歐陽行周文集》卷八）
晚唐詩人李頻說得更為明白：
一第知何日，全家待此身。（《長安感懷》，《全唐詩》卷五八九）
唐朝士人為什麼久試不第，但仍然孜孜白首，至於不休，杜甫在長安，“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而仍鍥而不舍，似都可以從這種時代氣氛中得到解釋。
唐人有所謂“五十少進士”的說法，意謂五十歲進士及第，還算年少。這絕不是誇張的話。《國史補》說，由於從進士出身者多成為名人，“故爭名常切”（卷下），這就增加了登第的艱難。詩人元結於天寶十三載（754）進士登第，這時元結已三十五歲，但他自己還說是“方年少”（《文編》自序）。中唐時，崔元翰年五十始舉進士（《舊唐書?於邵傳》）。《唐摭言》還記載一崔某者，累舉進士不第，其外兄鎮南海，勸他放棄考進士，“以他途入仕”，但他死活不肯，年老龍鍾，又出入於場屋者十多年，才算中了第（《唐摭言》卷四《節操》）。其他像晚唐詩人曹鬆及王希羽等，都是七十多歲才考中的（見《唐摭言》卷八《放誌》）。又如像李?，初名虯，將赴舉時，做了一個夢，夢見他的名字上加了一畫，成為“虱”字。醒來一想：“虱者?也。”索性改了名，圖個吉利，據說那年果然登了第（尉遲樞《南楚新聞》）。寫讀書人因切盼科舉及第而產生這種愚妄可笑的想法，真可以說是婉而多諷。
二
對於名利場中人的挖苦和諷刺，還可見之於托名溫庭筠所作的《幹□子》中的一則故事：
貞元中，蕭?新及第時，國醫王彥伯住太平裏，與給事鄭雲逵比舍。忽患寒熱，詣彥伯求診候，誤入雲逵第。會候門人他適，雲逵立於中門，?首趨曰：“某前及第，有期集之役，忽患……”具說其狀。逵延坐，為診其臂，曰：“據脈候，是心家熱風。雲逵姓鄭，若覓國醫王彥伯，東鄰是也。”?赧然而去。（《蕭?》）
這裏的幾個人物，曆史上都是實有其人的。蕭?確實是貞元中進士及第，穆宗時當過宰相，在強藩擅命的中唐時代，他一再主張削兵，是一個缺乏見識、無所作為的官僚。這裏鄭雲逵說他“是心家熱風”，是暗諷他的所謂寒熱乃由躁進所致，觸及蕭?的心病，故爾“赧然而去”。這可能出於小說家的隨手拈合，但寫新科進士的心理是十分真切的。另外，我們還可以舉出晚唐詩人許棠自己的話來作印證。據南唐人劉崇遠《金華子雜編》卷下載：
許棠常言於人曰：往者年漸衰暮，行卷達官門下，身疲且重，上馬極難。自喜一第以來，筋骨輕健，攬轡升降，愈於少年時。則知一名能療身心之疾，真人世孤進之還丹也。
據《唐才子傳》（卷九），許棠於鹹通十二年（871）登進士第，年已五十歲。可見也是累困於科場的人物，每年到達官貴人門下行卷趨候，其奔走困乏與焦躁不安是可以想見的，而一旦得第，雖已到知命之年，卻是“筋骨輕健”，登車上馬，感到比年輕時還靈活了。這使我們想起許渾詠歎及第的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