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進士試與文學風氣(1 / 3)

關於唐代進士考試與文學發展的關係,近年來已開始引起古典文學研究者的注意。其實這是一個老問題,譬如說,南宋人嚴羽在他的詩論名著《滄浪詩話》中就說過:“唐以詩取士,故多專門之學,我朝之詩所以不及也。”明代的王文祿也說:“唐以詩取士,盛矣。”(《文脈》卷二)。也有相反的議論,如郭紹虞先生《滄浪詩話校釋》中所引明代王世貞《藝苑卮言》、楊慎《升庵詩話》等著作,認為唐人省題詩很少佳者,而凡傳世之作,則皆非省題詩。這些說法,都與議論者各自的文學思想與論詩主張有關。限於種種條件,前人關於科舉製對當時文學創作的影響,雖有某些值得參考的意見,但總的說來,還未能有全麵的科學的論斷。這些年來,由於討論唐詩繁榮的原因,這一問題再次被提了出來,有些文章對此發表了一些很好的意見。唐代進士科的考試詩賦是否促進詩歌的繁榮,這是一個問題,唐代科舉製的施行與唐代文學發展的關係,這是又一個問題,後一個問題比前一個問題範圍要大,內容要廣,涉及到上層建築內政治製度與意識形態的相互影響,既有曆史材料的辨析問題,又有理論探索的問題。本章擬就進士考試與文學的關係,就所能接觸到的材料,選取若幹個問題,作一些探討。

在前麵一些章節中,我們已經講過,唐代進士考試的辦法以及具體項目,曾經經過幾次變易,如果不理清其頭緒,就容易造成誤解。即以博學淹通如清人趙翼者,論述時也有疏失之處,其所著《陔餘叢考》卷二十八《進士》條記:“唐初製,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經、策全通為甲第,策通四、帖過四以上為乙第。永隆二年,以劉思立言進士唯誦舊策,皆無實材,乃詔進士試雜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後試策,此進士試詩賦之始。開元二十五年,詔進士以聲韻為學,多昧古今,自今加試大經十帖。建中二年,中書舍人趙讚權知貢舉,又以箴論表讚代詩賦。大和八年,仍複詩賦。此唐一代進士試之大略也。”趙翼的這一段話,大致本於《通誌》,可議者有好幾處:第一,說唐初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實則唐初隻試策,未有帖經,帖經是高宗永隆二年(681)以後的事。第二,說永隆二年起試雜文,即是試雜文之始,實際上最初所謂雜文者隻是箴表論讚等,後漸有賦或詩,雜文專試詩賦已是開元、天寶之交。第三,說自建中二年(781)起以箴表論讚代詩賦,至大和八年(834)又試詩賦,似乎這中間有半個多世紀的時間不試詩賦,實際情況是,所謂停進士詩賦而代之以論議,是李德裕任宰相時對於科試所作改革的一部分,這是於文宗大和七年(833)八月頒下的,第二年即大和八年九月李德裕罷相,李宗閔上台,盡斥李德裕之所為,又複試詩賦。可見這次罷詩賦,隻是一年的時間。

正因為對曆史材料未作必要的清理和辨析,有時就會對某些曆史現象做出不符合實情的判斷。所謂唐代進士科以詩取士促進唐詩的繁榮,就是誤解之一。

在唐初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進士考試是與詩賦無關的。《通典》卷十五《選舉》三,說進士“其初止試策,貞觀八年詔加進士試讀經史一部。至調露二年,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二科(進士、明經)並加帖經,其後又加《老子》、《孝經》,使兼通之。”劉肅的《大唐新語》(卷十《厘革》)、胡震亨《唐音癸簽》(卷十八《進士科故實》),都提到進士科最初隻試策文。到高宗調露二年(680),由於劉思立的奏請,進士才與明經同樣要考帖經。這就是說,從唐開國起,有六十年的光景,進士考試是隻考策文的。這占了唐朝曆史的五分之一的時期。

當時試策的情況,我們還可在《文苑英華》中略見一二。《文苑英華》卷四九九、五?二分別記載了貞觀元年(627)進士科試時務策的兩道策問,前者是關於評審案件的,提出如何寬猛相濟、緩急折中,後者是關於選拔人才的,提出如何不次擢用才能之士,以充實新建立的政權。這年進士登第者有上官儀,――就是後來在高宗朝有詩壇盛譽的“上官體”的代表詩人。他的策文也保存在《文苑英華》上述的兩卷中。上官儀的對策,則完全是堆砌辭藻,用的是初唐流行的駢體,內容則一無可取,全是頌揚休明之詞,沒有任何一點現實的影子。可見唐初進士科試策文,注重的還不過是文詞的工麗和精巧。

進士隻考試策文的情況,到高宗後期、即武則天實際掌握政權時有了變化,這就是進士試由試策文一場改變為試帖經、雜文、策文三場,這種三場考試的辦法遂成為唐代進士試的定製。

《唐會要》有兩條記載這種變化的材料:

調露二年四月,劉思立除考功員外郎。先是進士但試策而已,思立以其庸淺,奏請帖經及試雜文,自後因以為常式。(卷七十六《貢舉中?進士》)

永隆二年八月敕:如聞明經射策,不讀正經,抄撮義條,才有數卷;進士不尋史籍,惟誦文策,詮綜藝能,遂無優劣。自今已後,明經每帖經十得六已上者,進士試雜文兩首,識文律者,然後令試策。(卷七十五《貢舉上?帖經條例》)

調露二年為公元680年,永隆二年為公元681年(調露二年即永隆元年)。這當是前一年劉思立建議,第二年就由朝廷正式頒布施行。因此史書上認為進士試雜文和帖經,即起始於劉思立的奏請,如《舊唐書?劉憲傳》:“父思立,高宗時為侍禦史。後遷考功員外郎,始奏請明經加帖、進士試雜文,自思立始也。”《舊唐書?楊綰傳》載楊綰於代宗時上疏議貢舉,說:“至高宗朝,劉思立為考功員外郎,又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填帖,從此積弊,浸轉成俗。”(《南部新書》戊卷等也有類似的記載,不具引)

所謂雜文兩首,具體何所指,徐鬆有一個解釋。《登科記考》卷二永隆二年條說:“按雜文兩首,謂箴銘論表之類,開元間始以賦居其一,或以詩居其一,亦有全用詩賦者,非定製也。雜文之專用詩賦,當在天寶之間。”這段話說得扼要明白,對於唐代進士試雜文這一措施的演變講得相當清楚。徐鬆的話是有事實根據的,如顏真卿所作顏元孫神道碑(《全唐文》卷三四一),說:“舉進士……省試《九河銘》、《高鬆賦》。故事,舉人就試,朝官畢集,考功郎劉奇乃先標榜君曰:‘銘賦二首,既麗且新,時務五條,詞高理贍,惜其帖經通六,所以不□(原缺),屈從常第,徒深悚怍。’由是名動天下。”顏元孫為武周垂拱元年(685)登進士第,這是永隆二年實行試雜文後的第三年,這一年的雜文兩首即是銘和賦。在這之後,見於記載的,玄宗先天二年(即開元元年)為《籍田賦》,開元二年為《旗賦》,開元四年為《丹甑賦》,開元五年為《止水賦》,開元七年為《北鬥城賦》,開元十一年為《黃龍頌》,開元十二年才有試詩的記載,這就是著名的祖詠《終南山望餘雪》詩。在這之後,開元十四年為《考功箴》,開元十五年為《積翠宮甘露頌》,開元十八年為《冰壺賦》,開元二十二年乃有詩賦各一,即《武庫詩》、《梓材賦》。開元二十五年為《花萼樓賦》,開元二十六年又為詩賦各一:《擬孔融薦禰衡賦》、《明堂火珠詩》。天寶十載,詩賦各一:《豹舄賦》、《湘靈鼓瑟詩》。在這之後,則試題即固定為詩賦各一首。上麵的記載,可能因材料不全,有所缺漏,但大致的輪廓是不差的。唐人的論述,往往把開元、天寶年間的進士科與文學聯係起來,極言其盛況,如古文家梁肅《李史魚墓誌銘》(《文苑英華》卷九四四)說:“開元中,以多才應詔,解褐授秘書省正字。時海內和平,士有不由文學而進,談者所恥。”獨孤及《頓丘李公墓誌》(《毗陵集》卷十一):“開元中蠻夷來格,天下無事,?紳聞達之路惟文章。”權德輿《王公(端)神道碑銘》(《權載之文集》卷十七):“自開元、天寶間,萬戶砥平,仕進者以文講業,無他蹊隧。”杜佑《通典》卷十五《選舉》三也記道:“開元以後,四海晏清,士無賢不肖,恥不以文章達。”這些話當然不免有所誇張,但其論述的基本點,是都把開元、天寶間進士科得人之盛與文學的發達聯係起來談的,關於二者關係的這種論述,為開元以前所未有。

由此可見,以詩賦作為進士考試的固定的格局,是在唐代立國一百餘年以後。而在這以前,唐詩已經經曆了婉麗清新、婀娜多姿的初唐階段,正以璀璨奪目的光彩,步入盛唐的康莊大道。在這一百餘年中,傑出的詩人已絡繹出現在詩壇上,寫出了曆世經久、傳誦不息的名篇。這都是文學史上的常識,不需要多講的。因此,那種片麵地強調唐代進士以詩取士促進了詩歌創作的繁榮,在曆史發展的客觀事實麵前,是站不住腳的。應當說,進士科在八世紀初開始采用考試詩賦的方式,到天寶時以詩賦取士成為固定的格局,正是詩歌的發展繁榮對當時社會生活產生廣泛影響的結果。

而且,如果我們再作進一步的考察,就會發現,唐代進士科的考試詩賦,還對文學的發展起過一定消極的作用。

首先是省題詩本身,由於內容的限製和形式格律的拘牽,不容易產生好的作品。宋人阮閱《詩話總龜》後集卷三十一《丹陽集》說:“省題詩自成一家,非他詩之比也。首韻拘於見題,則易於牽合;中聯縛於法律,則易於駢對;非若遊戲於煙雲月露之形,可以縱橫在我者也。王昌齡、錢起、孟浩然、李商隱之輩,皆有詩名,至於作省題詩,則疏矣。”這段話雖然並不全麵,但它說省題詩容易束縛作者的思想,也難於施展詩人的獨特的藝術手法,則有一定的道理。雖然在現存的省題詩中,有錢起的“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清”(《湘靈鼓瑟》),祖詠的“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終南山望餘雪》),但在整個唐詩中,畢竟是太少了,而且也是隻有名句,而未能產生名篇。

唐代統治者衡量省題詩的標準是什麼呢?說來很有意思,其標準乃是齊梁體格。唐末範攄《雲溪友議》卷上《古製興》條記載道:“文宗元年秋,詔禮部高侍郎鍇複司貢籍,曰:‘……其所試賦,則準常規;詩則依齊梁體格。’”這裏所說的文宗元年應是文宗的開成元年,開成二年高鍇知貢舉,他在《先進五人詩賦奏》(《全唐文》卷七二五)中,具體地品鑒了第一至第五名的詩賦,其中說:

進士李肱《霓裳羽衣曲詩》一首最為迥出,更無其比,詞韻既好,人才俱美,前場吟詠,近三五十遍,雖使何遜複生,亦不能過,兼是宗枝,臣與狀頭第一人,以獎其能……其次沈黃中《琴瑟合奏賦》,又似《文選》中《雪》、《月》賦體格,臣與第三人。

高鍇的品評,是具體地體現了文宗詔語中提出的原則的,以李肱的詩與何遜相比,以沈黃中的賦與《文選》中的《雪賦》、《月賦》相比,總之,取則乎齊梁,把衡文的標準退回到王勃、楊炯、陳子昂、李白等早已批判過了的六朝柔弱細巧的文風中去。再來看看為高鍇取為狀頭的李肱《霓裳羽衣曲詩》:

開元太平時,萬國賀豐歲。梨園獻舊曲,玉座流新製。鳳管勢參差,霞衣競搖曳。宴罷水殿空,輦餘春草細。蓬壺事已久,仙樂功無替。詎肯聽遺音,聖明知善繼。

這樣的詩,說是“雖使何遜複生,亦不能工”,實在是品鑒失當,何遜的作品真是?出乎其上,李肱的詩,怎能相比。這不僅是文宗一朝的情況,在唐代進士試中有它的代表性。這裏倒是可以看出唐代上層統治者對省題詩的要求,也可以看出以《文選》為代表的齊梁體格在唐代的影響,並不是像我們有些論著所說的,經過初盛唐一些作家的批判,就銷聲匿跡,不再發生影響。文學發展的現象就是這樣的複雜。

總之,按照對省題詩的要求,以及省題詩的具體創作實踐,來比較唐代現實主義和積極浪漫主義詩歌的發展道路,可以說二者正好是背道而馳的。幸好唐代的不少作家對省題詩隻當作敲門磚,否則真不知會給文學發展帶來多麼不利的影響。如果《全唐詩》中到處充塞著的竟是李肱那樣的詩,那還有什麼我們可為之驕傲的文學菁英――“唐詩”可言呢。

唐代作家中對科試文的看法,不少是清醒的,他們並不把這看成為真正的文學創作。大家知道,韓愈考過好幾次進士試,他對科舉是熱中的,但對他所作的這些詩文,他抱什麼態度呢?他說:“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他認為讀自己所作的這些東西,要臉紅心跳的,因此又說:“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仆必知其辱焉。”(《答崔立之書》)他說如果讓古代傑出的作家如屈原等來作這種科試程文,也必定無所施展其才能。這是為什麼呢?韓愈在另一篇文章中談到了這是由於科舉考試給文風帶來的消極影響所致,他在《答呂?山人書》中說:“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複振起。”韓愈是從內容和形式統一的角度來批判科試文對文風所起的腐蝕作用的。談韓愈所倡導的古文運動,如果隻注意他批判六朝以來流行的駢文,而不注意他對“時文”的出於自身經驗的針砭,那是不全麵的。在中國文學史上,對科舉製度給予社會習尚、文人生活和文學風氣壞影響的抨擊,在科舉製實行不久就已經開始,不是僅從《聊齋誌異》、《儒林外史》或者明清之際的一些思想家、評論家才開始的。這是我們古代文學的一個好的傳統。

韓愈的兩個弟子――皇甫?與李翱,都對進士試的文章有所批評。皇甫?在《答李生第一書》(《皇甫持正文集》卷四)中,提到了當時應進士試的一些年輕士子,視科試的詩文為“浮豔聲病”,乃至於“恥不為者”,可見出當時知識階層對這種情況的不滿。在《第二書》中,皇甫?自己對“近風教偷薄,進士尤甚”的種種表現給以種種指責。李翱《與淮南節度使書》(《李文公集》卷八)說:“近代已來,俗尚文字,為學者以抄集為科第之資。”另外,與他們同時的散文家兼傳奇作家沈亞之,曾經在一篇文章中回顧自己為什麼考試未中的原因,說:

時亦有人勉亞之於進士科,言得祿位大可以養上飽下。去年始來京師,與群士皆求進,而試以八韻,琢雕綺言與聲病。亞之習未熟,而又以文不合於禮部,先黜去。(《與京兆試官書》,《沈下賢文集》卷八)

晚唐古文家孫樵《與友人論文書》說:

今天下以文進取者,歲叢試於有司,不下八百輩。人人矜執,自大所得,故其出於易者則斥艱澀之辭,攻於難者則鄙平淡之言,至於破句讀以為工,摘俚語以為奇。秦漢已降,古文所稱工而奇者,莫若揚、馬,然吾觀其書,乃與今之作者異耳,豈二子所工不及今之人乎!此樵所以惑也。(《孫樵集》卷二)

五代的西蜀詞人牛希濟《文章論》說:

今有司程式之下,詩賦判章而已,唯聲病忌諱為切,比事之中,過於諧謔,學古文者深以為慚,晦其道者揚袂而行……且時俗所省者唯詩賦兩途,即有身不就學,口不知書,而能吟詠之列。是知浮豔之文,焉能臻於理道。(《全唐文》卷八四五)

以上的議論,側重點雖各有所不同,但都指出進士科試文字那種“雕琢綺言”與講究“聲病”的風氣,隻能窒息正常的文學創作活動,而不能帶給文學發展以任何的生機。特別是科場中朋黨交結、行賄納賄、吹噓拍馬、互相攻訐等種種惡劣習氣,也侵蝕到文壇中來,使得晚唐的文學風氣,除了一部分作家還能正視現實、寫出較好的作品以外,相當部分的文人,正如明代唐詩學家胡震亨所說的那樣:“晚唐人集,多是未第前詩,其中非自敘無援之苦,即訾他人成事之由。”(《唐音癸簽》卷二十六)北宋初期作家王禹?也說:“文自鹹通後,流蕩不複雅;因仍曆五代,秉筆多豔冶。”(《高錫》)南宋人計有功說:“唐詩自鹹通而下,不足觀矣……氣喪而語偷,聲煩而調急,甚者忿目褊吻,如戟手交罵。”(《唐詩紀事》卷六十六《趙牧》條)計有功認為這種情況之產生,“其來有源”;這個源,一大部分是出於當時科舉考試的那種壞的一方麵,正如宋人孫明複所說:“專以辭賦取人,故天下之士皆致力於聲病對偶之間。”(《與範天章書》,《孫明複小集》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