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上麵所說的，是唐代的科舉製度，特別是進士科的以詩賦取士，給文學帶來的消極影響。這裏就產生一個問題，那就是，作為封建社會上層建築一部分的科舉製度，它在唐代的曆史條件下，無疑在政治上是起了進步作用的。科舉製原是封建時代選拔官員的一種製度，它在唐代被正式確立，比起兩漢的察舉製與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中正製，有極大的優越性，它使得封建國家把官員的選用權集中於中央，以適應於大唐帝國統一的政治局麵的需要。科舉製又采取一整套考試的辦法，訂立一定的文化標準，麵向地主階級的整體，招徠人才，這說明中國古代封建地主階級，發展到唐代，對國家官員的文化水準較過去時代有更高的要求，也反映了當時社會的文化較過去更有所發展和提高。這說明，科舉製對唐代的政治生活是起了積極作用的。一個在政治上有進步作用的、在當時社會生活中有較為廣泛影響的製度，對於文學卻有著消極的影響，這二者是否有矛盾呢？
筆者以為，這應當加以分析。科舉在唐代，甚至在宋代起過進步作用，這是應當肯定的，我們應當從一定的曆史條件出發。但科舉製畢竟是封建社會的上層建築，它是為封建國家的最高統治階層服務的，這種考試製度根本不可能向廣大勞動者開門，即使對地主階級來說，能實際享受到科舉製實行的好處的也隻是地主階級中極少的一部分；尤其是到中晚唐，貴族大官僚利用其權勢，以種種手段把持舉選權，抑止寒門貧士通過科舉以求得進士之階，鬥爭甚為激烈。因此，伴隨著它的進步性，科舉製在實行過程中也暴露出不少嚴重的弊病，正是這種弊病給予文學創作以消極的影響。但我們另一麵還應看到，科舉製在唐代，是以南北朝豪門把持政權、阻止貧寒而有才能之士進入仕途的對立物而出現的，科舉製的實行，使得盛行了幾百年的“平流進取，坐致公卿”的門閥世襲統治無最終立足之地，這就極大地解放了人才，大批非士族出身的、一般中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想在政治上爭露頭角，從而也力求在文化上施展其才藝，這就給了社會以活力，尤其是唐代進士科以詩賦取士，在唐代文學藝術充分發展的時代，新科進士的活動就更受到人們的注意。顏真卿稱進士及第為“以詞學登科”（《顏魯公文集》卷十二《孫逖文公集序》），王定保又稱之為“文學之科”（《唐摭言》），李嘉?在送人及第歸家詩中認為“高第由佳句”（《送冷朝陽及第東歸江寧》，《全唐詩》卷二?六），都把進士科與文學聯係了起來。韓愈在向人推薦應試舉子時，也著重稱揚他們的文才，他在《與祠部陸員外書》（《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三）中，說“文章之佳者，有侯喜者，侯雲長者”，又說：“有劉述古者，其文長於為詩，文麗而思深，當今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為比。”在韓愈看來，不管科試的程式之文如何類似於俳優之所為，但真正有文才之士，還是應當參加科試，因為隻有科舉及第，才能取得進身之階，施展自己的抱負，――而正因為進士等科向地主階級文人提供了這一現實的道途，才使韓愈等人能有這種想法，如果是在“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左思《詠史》）那樣的社會，則是根本不可能的。
譬如李白，過去不少論著中都說他不屑於應科舉試，這也需要分析。李白本人當然有他自己的打算，他是想求得人的薦引，直接為朝廷所賞識，“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願為輔弼”（《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李白集校注》卷二十六）。但李白並不否定科舉製本身。如開元二十九年立崇玄學，開四子舉，他有《送於十八應四子舉落第還嵩山》詩（同上卷十七），說“複羨二龍去，才華冠世雄，平衢騁高足，逸翰淩長風”，為於十八的落第感到惋惜。李白又有《同吳王送杜秀芝舉入京》詩（同上卷十八）：“秀才何翩翩，王許回也賢。暫別廬江守，將遊京兆天。秋山宜落日，秀木出寒煙。欲折一枝桂，還來雁沼前。”又是對赴京應試的舉子寄予及第的希望，鼓勵他能一舉成名，喜慶歸聚。可見即使像李白那樣恃才傲世、不拘常調的大詩人，對科舉製也是采取肯定的態度，這與《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大為不同，而所以如此，那是因為曆史條件不一樣，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由此可見，曆史上的一種製度，當它在主導方麵還起著進步作用時，即使它已表現出某種弊病，它還是可以得到人們的擁護，即使這些人並沒有直接從這種製度得到什麼好處，或甚至還給予這種製度以嚴厲的批評，但他們對它的存在本身還是持肯定的態度。而我們今天則更應該把它放在一定的曆史條件下去加以說明，充分研究它的不同的側麵，它在社會發展進程中所曾起的不同的作用。對於唐代科舉製及其與文學發展的關係，就是應該抱這種態度去加以研究的。我們似應該把視野放開些，不能隻停留在說明考試辦法（如試詩賦、策文等）對文學的影響上，單純以下個積極或消極的結論為滿足，可以把科舉製對社會風氣與文人生活的影響作為研究的課題，進行較為全麵的、曆史的考察。在這方麵，程千帆先生的《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8月出版），已經做了很好的工作，本書在《進士的行卷與納卷》一章中已有論述，這裏不再詳述。
由於科舉考試是麵向地主階級的整體，它以文化（當然不言而喻是封建文化）考試為主要的內容，這就刺激人們對其子弟進行文化教育，客觀上則對文化在社會上的普及起了推動作用，唐代文化的普及遠遠超過了前代，唐代燦爛的文學藝術就是以文化的普及為基礎的。在唐代，中央有國子學，州縣有州縣學，鄉有鄉學，教育事業得到空前的發展。皮日休在一篇詩序中說，他在兒童時在村中上鄉校，得到杜牧的詩集，就伏在桌上抄寫（《唐詩紀事》卷六十六《嚴惲》條）。在鄉村的學校中，竟有杜牧的集子，可見文化傳播的麵已經相當之廣了。韓愈於德宗貞元末因言事被貶為陽山（今廣東陽山縣）令，“陽山，天下之窮處也”，但“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拿舟而來”，向他問學（《送區冊序》，《韓昌黎文集校注》卷四）。另有一位竇秀才，也是“乘不測之舟，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為事”（《答竇秀才書》，同上卷二）。後來韓愈又一次被貶往潮州，後移江西的宜春，又有當地的士子向他學文（《唐摭言》卷四《師友》）。而柳宗元元和時被貶於湖南的零陵，廣西的柳州，“江嶺間為進士者，不遠數千裏皆隨宗元師法；凡經其門，必為名士”（《舊唐書?柳宗元傳》）。又如劉禹錫，他也是因參與永貞革新而被貶出的，他自述貶在連州（今廣東連縣）時的情形是：“予為連州，諸生以進士書刺者，浩不可紀。”（《送曹琚歸越中舊隱詩》，《劉禹錫集》卷三十八）這些當然與韓愈、柳宗元、劉禹錫個人的聲望有關，但更基本的原因，則是科舉取士麵向整個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在他們麵前出現了隻要提高文化知識就可以有仕進機會的現實可能性，這就不僅是中原地區和經濟文化素稱發達的江南地區，就是偏遠的湘西、桂中及嶺南等鄉縣，地主階級士人拜師學文的風氣也逐漸形成。這在客觀上也就推動了文化在這些地區的傳播和普及。
即以進士科試詩賦而論，如前麵所述，對文學創作有過不好的影響，但我們也應當看到另一麵，科試詩賦的講究聲韻對偶，也刺激了文人對聲律的研究，從詩歌創作的形式上來說，也不是沒有值得肯定的一麵。同時，我們還應注意到，唐代考試時，對詩賦的用韻，要求是很嚴格的，宋人吳曾的《能改齋漫錄》（卷二）、彭叔夏的《文苑英華辨證》（卷一）都有所論列，為省篇幅，這裏不再具引。《冊府元龜》卷六四二曾記“有犯韻及諸雜違格，不得放及第”。中唐時李肇《國史補》（卷下）就記載宋濟屢試不第，“嚐試賦，誤失官韻，乃撫膺曰：‘宋五又坦率矣！’”由於這種現實需要，使得從中唐時起，韻書大為發達，《切韻》及有關《切韻》補缺刊謬本在社會上廣為流行。年輕女子吳彩鸞工於書法，“以小楷書《唐韻》一部市五千錢，為糊口計”（《宣和書譜》卷五）。吳彩鸞一生寫了近百部王仁?《切韻》。另有詹鸞，也以書寫《唐韻》為生，“書《唐韻》極有功”；吳彩鸞和詹鸞所寫的《唐韻》一直傳到北宋末，“斷紙餘墨，人傳寶之”（《宣和書譜》卷四）。能以抄寫韻書為生計，可見社會上對韻書的需要，這種需要正是出於進士科的考試詩賦，當時應試的舉子入場考試，是可以而且是必需帶韻書的，否則就要誤失（此點可參《白居易集》卷六十《論重考試進士事宜狀》，及《太平廣記》卷二六一《梅權衡》條，前麵一些章節中已有論述，不贅引）。
四
《大唐新語》卷七《知微》載：
李迥秀任考功員外，知貢舉。有進士姓崔者，文章非佳。迥秀覽之良久，謂之曰：“第一清河崔郎，儀貌不惡，須眉如戟，精采甚高。出身處可量，豈必要須進士？”再三慰諭而遣之。聞者大噱焉。
李迥秀於武後證聖元年（695）、萬歲登封元年（696）知貢舉。從這則記載中可以看出，在武後時，進士試雖還不是以詩賦為主，但對於進士的選拔，文詞已經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文詞不佳，即使門第高，也不予錄取。
《封氏聞見記》卷三《貢舉》還記有貞觀時的一件事：
貞觀二十年，王師旦為員外郎，冀州進士張昌齡、王公瑾並文詞俊楚，聲振京邑。師旦考其文策為下等，舉朝不知所以。及奏等第，太宗怪無昌齡等名，問師旦。師旦曰：“此輩誠有詞華，然其體輕薄，文章浮豔，必不成令器。臣擢之，恐後生仿效，有變陛下風俗。”上深然之。
此事又見《通典》卷十七《選舉》五《雜論議》中，《唐會要》卷七十六《貢舉中?進士》。《大唐新語》所載以文章非佳而不取，《封氏聞見記》所載張昌齡等則又以“文章浮豔”而列下等（此所載張昌齡事，疑非實，本書前已有辨證，但作為唐朝人的評論，仍可作為例子），看似相反，實際都說明一個問題，那就是從初唐起，已經把進士科與講究文藻詞章相聯係。凡是應進士科試的，必須在文學方麵有相當的訓練，而從開元以後，則進士舉子更需要在詩賦的創作上，特別是在詩歌方麵，下更大的功夫。
士人應試，每年秋冬由各地集中來到京都，第二年春天，及第的，或在京等候吏部試，或歸覲慶賀；失第的，或留在京都繼續學習，或漫遊四方。這些，都造成人才的流動。有才能之士，並不是終生困居於一隅，而是聚居於通都大邑，遊曆於名山大川，這對於文士視野的開闊，加深對現實生活的認識，都極有好處。才藝相當者，互相切磋，交通聲氣，對於文學創作當然也是有利的。在題材上，因科舉的興起，已在傳統的送別詩的範圍內，加入新的內容，那就是產生了相當數量的送人赴舉、賀人及第與慰人下第的詩篇，這些作品不少寫得聲情並茂，並富有現實內容和時代氣息。
據筆者所見，在現有材料中，唐人以詩送人赴舉的，最早要算是劉希夷的《餞李秀才赴舉》：
鴻鵠振羽翮，翻飛入帝鄉。朝鳴集銀樹，瞑宿下金塘。日月天門近，風煙客路長。自憐窮浦雁，歲歲不隨陽。（《全唐詩》卷八十二）
由這首詩的末二句看，則劉希夷寫此詩時他本人還未登第。據《唐才子傳》卷一所載小傳，劉希夷為高宗上元二年（675）登進士第，年二十五，其生年當為高宗永徽二年（651）。過去有些材料說他因為不願將《白頭吟》中的“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割讓給舅父宋之問，因而被宋之問害死，死時年僅三十歲。這一記載恐不可靠，但劉希夷於高宗時頗有詩名，則是可以確定的。這首詩寫得較為一般，它的意義在於開啟唐詩寫科第送別的風氣。
此後，孟浩然有《送丁大鳳赴舉呈張九齡》詩，作於開元時，寫道：
吾觀鷦鷯賦，君負王佐才。惜無金張援，十上空歸來。棄置鄉園誌，翻飛羽翼摧。故人今在位，歧路莫遲回。（《孟浩然集》卷一）
孟詩已有一定的社會內容，作者為丁鳳無人援引而“十上空歸來”感到惋惜，他認為負有王佐之才的丁生不應該因此而棄置鄉園，趁故人（張九齡）還在位的時候，應當再次出去應試。詩是由丁而呈張的，是一首紹介之作，但含蘊有致，寫得十分得體，從中也寄寓了詩人自己對身世的感慨。
中唐以後，這類的詩就多了起來，在自然景色的描寫中還可見出時代動亂的影子，如：
秋色生邊思，送君西入關。草衰空大野，葉落露青山。故國煙霞外，新安道路間……（冷朝陽《送唐六赴舉》，《全唐詩》卷三?五）
秋風昨夜滿瀟湘，衰柳殘蟬思客腸。早是亂來無勝事，更堪江上揖離觴……（李鹹用《送黃賓於赴舉》，《披沙集》卷六）
有些送人赴舉詩，則又有佳句可誦，如李嘉?《送張維儉秀才入舉》（“淮岸經霜柳，關城帶月鴻”，《全唐詩》卷二?六），皇甫曾《送鄭秀才貢舉》（“晚色寒蕪遠，秋聲候雁多”，《全唐詩》卷二一?），劉商《送李元規昆季赴舉》（“別思看衰柳，秋風動客衣”，《全唐詩》卷三?三），李鹹用《送進士劉鬆》（“雲低春雨後，風細暮鍾時”，《披沙集》卷三），等。
以文相贈的也有，如梁肅《送元錫赴舉序》（《全唐文》卷五一八），權德輿《送陳秀才應舉序》、《送紐秀才謁信州陸員外便赴舉序》、《送獨孤孝廉應舉序》（《權載之文集》卷三十九）。不過這些文章說理多，形象性較弱，不大能算得上文學性的散文。
唐代文士有一種習尚，就是及第以後，往往不是馬上就留在京師應吏部試，而是先歸故鄉，拜見父母，以示慶賀，或則去有關州府節鎮，進行一些活動。當他們離京時，同年或在長安的友人（包括已及第或未及第的），以宴集相送，飲餞賦詩。這無異是一種詩歌創作的盛會，並顯示少年進士對前途的展望和豪興。如柳宗元《送苑論登第後歸覲詩序》（《柳宗元集》卷二十二），苑論與柳宗元都是貞元九年（793）登第的同科進士。文章說：“夏四月，告歸荊衡，拜手行邁。輪移都門之轍，轅指秦嶺之路。方將高堂稱慶，裏?更賀。”後又說：“群公追餞於灞陵，列筵而觴，送遠之賦，圭璋交映。或授首簡於餘曰：‘子得非知言揚（苑論字――引者）者乎？安得而默耶？’餘受而書之，編於群玉之右，非不知讓，貴傳信焉爾。”柳宗元的這篇序文給我們提供了唐代進士們詩酒文會的情況，大致是：灞陵送別，列坐宴飲，各人賦詩一首，然後彙為一編，推舉一人撰寫序文，以記其事。被送者也有作詩留別的，如白居易於貞元十六年（800）進士及第，時其父早死，其母居於洛陽，白居易乃於及第後離京赴洛陽歸省其母。他有《及第後歸覲留別諸同年》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