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麵幾章中，我們曾經談到了唐代的科舉製在實施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某些弊病，現在，讓我們來看一下，唐朝廷的一些官員和文士，他們是如何看待科舉試（主要是進士試）的弊病的，以及他們如何從不同的思想角度提出各自的改革方案。為敘述方便起見，讓我們先按時間順序來展開對問題的論述。
一
據有些史料記載，對進士試的批評，似乎在唐太宗貞觀年間就已開始。讓我們來研究一下有關的曆史記載。
《唐會要》卷七十六《貢舉中?進士》：
（貞觀）二十年九月，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舉。時進士張昌齡、王公瑾並有俊才，聲振京邑，而師旦考其文策全下，舉朝不知所以。及奏等第，太宗怪無昌齡等名，因召師旦問之。對曰：“此輩誠有文章，然其體性輕薄，文章浮豔，必不成令器。臣若擢之，恐後生相效，有變陛下風雅。”帝以為名言。後並如其言。
《唐會要》的記載後來為《新唐書》卷二?一《文藝傳》的《張昌齡傳》所本，而南宋計有功《唐詩紀事》卷八記張昌齡事也即根據《新唐書》。《舊唐書》卷一九?上《文苑上?張昌齡傳》所記則有所不同，說：“張昌齡，冀州南宮人。弱冠以文詞知名，本州欲以秀才舉之，昌齡以時廢此科已久，固辭，乃充進士貢舉及第。”後麵即又記敘貞觀二十一年翠微宮成，張昌齡獻頌文一篇，唐太宗召見他，命他起草《息兵詔》，受到太宗的賞識，“乃敕於通事舍人裏供奉。”昌齡後又為昆山道行軍記室，所作軍事露布，頗受時人的讚賞（此點《新唐書》本傳也記）。《舊唐書》本傳並未記他落第事，也沒有提到王師旦的評論。因此徐鬆《登科記考》卷一即將張昌齡列為貞觀二十年進士登第，並說：“按《舊唐書》明言昌齡及第，《文苑英華》亦載其文，潘昂霄《金石例》載張昌齡召見試《息兵詔》，又言昌齡為昆山道記室，平龜茲露布為士所稱，則又及第後任幕職之證也。《會要》、《新書》皆非事實，今從《舊書》。”今按《全唐文》卷一六一收張昌齡文兩篇（皆本之於《文苑英華》），題為《對刑獄用舍策》、《對高潔之士策》，雖然沒有值得稱道的思想內容，但如品評為“體性輕薄，文章浮豔”，則是顯然不確當的。今存張昌齡文僅這兩篇，史書上記載的《息兵詔》及平龜茲露布都已不傳；――這兩篇都是有關政治、軍事的公文，諒來也不可能以浮豔出之的。《唐會要》記王師旦對張昌齡的評論，又說“後並如其言”，但據兩《唐書》所載張昌齡後半生的事跡，如任昆山道行軍記室，轉長安尉，出為襄州司戶，丁憂去官，後為北門修撰，不久又罷去，高宗乾封元年（666）卒，也並無涉於浮薄，所謂“如其言”，未知何所據。從這種種情況來看，《唐會要》所記王師旦的評論，似未必有據，恐是修史者據唐中後期人對進士科的看法誤加到張昌齡的頭上，貞觀時期進士試的策文還不至於表現出輕薄浮豔的毛病。
對科舉取士和進士科考試提出激烈批評的，是武後時的薛登（謙光）。《舊唐書》卷一?一、《新唐書》卷一一二有其傳。薛登之父本為隋將，隋亡降唐，曆任東武州刺史、泉州刺史等職。薛登年輕時與《初學記》編者徐堅、《史通》著者劉知幾齊名友善。武周天授（690―692）時任左補闕。他看到當時“選舉頗濫”，遂上疏議其事。他的奏文保存於兩《唐書》本傳，及《通典》、《唐會要》等書中。
武則天時，無論科舉取士或吏部授官，確有濫的毛病。武則天這樣做，是想籠絡人心，擴大其統治基礎，抵製李唐皇室，排斥與李唐皇室有密切關係的關隴、山東等豪門大族。在她實際操縱政權的二三十年間，在科舉取士上，標尚文詞，相對來說並不很看重經術，這在客觀上有利於一般的庶族地主擴大政治上的出路（此事可參唐沈既濟《詞科論》，中雲：“初國家自顯慶以來，高宗聖躬多不康，而武太後任事，參決大政，與天子並。太後頗涉文史，好雕蟲之藝，永隆中始以文章選士。及永淳之後，太後君天下二十餘年，當時公卿百辟，無不以文章，因循遐久，浸以成風”）。這種情況，使得一些守舊的人士看不慣。對那時科試和授官之濫大肆抨擊的，不少即出於這些人之口。薛登的議論就代表了這部分人的主張。他指出的雖然也是當時存在的弊病，如：“策第競喧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或明製才出，試遣搜□，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啟陳詩，唯希?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攜之恩。”但薛登的眼光是朝後看的，他美化過去實際並不存在的東西，來否定現實中正在發展著的事物，並誇大其中的缺點。譬如他說“古之取士”，是如何的“先觀名行之源，考其鄉邑之譽”，“眾議以定其高下，郡將難誣於曲直”，卻不提兩漢察舉製下士人的崇尚虛偽，而九品中正製的實行則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薛登從根本上反對進士科，認為隋煬帝設置進士等科，遂使“後生之徒，複相仿效，因陋就寡，赴速邀時，緝綴小文，名之策學，不以指實為本，而以浮虛為貴”。
正因為從根本上反對進士科，也就反對進士科實施中的新辦法，即可以自己向州縣報名。薛登說：“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覓為自求之稱，未是人知之辭。察其行而度其材，則人品於茲見矣。”我們說，唐代進士試之所以在曆史上表現一定的進步性，覓舉是一大標誌，覓舉就是打破門第的限製，打破地方豪強對人才的控製和壓抑。而在薛登看來，這恰是人品不足觀的表現。守舊的人，總往往把現實問題抽象化，把社會問題說成是一種單純的倫理道德問題。進士科在武後朝是被用來抵製舊的豪門大族的，它是正在發展著的，因此薛登的上疏，也就並沒有什麼結果。《新唐書》本傳還記載他的另一奏議，建議禁止唐帝國四周少數民族上層統治者派遣親屬來長安，原已在長安、洛陽等地居住的，“不使歸蕃”，實行民族隔離政策。這一主張顯然也是違背時代潮流的。
玄宗開元時，關於進士試有兩次改革。一次是開元六年（718），據《冊府元龜》卷六三九《貢舉部?條製》一：
二月，詔曰：我國家敦古質，斷浮豔，禮樂詩書，是宏文德，綺羅珠翠，深革弊風。必使情見於詞，不用言浮於行。比來選人試判，舉人對策，剖析案牘，敷陳奏議，多不切時宜，廣張華飾，何大雅之不足，而小能之是炫。自今以後，不得更然。
這是要求考試中不要用浮文豔詞。這應當說是對的。可以注意的是，此處提到舉人考試，隻提到對策，具體說即是“剖析案牘，敷陳奏議”，要求切於事宜，不要“廣張華飾”，並未提到詩賦，更沒有提到聲律方麵的問題。由此也可見在開元初期，詩賦在進士考試中還沒有占重要的地位，這對於我們研究唐代詩歌的繁榮與進士以詩賦取士的關係，是一條有用的材料。
另一是開元二十五年（737），據《唐會要》卷七十五《貢舉上?帖經條例》：“（開元）二十五年敕：今之明經、進士，則古之孝廉、秀才，近日以來，殊乖本意。進士以聲律為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為功，罕窮旨趣……以此登科，非選士取賢之道。”補救之法，進士須像明經那樣，帖大經十帖，取通四已上，才得試雜文。這一敕令，當是在詩賦試已較為經常，且詩賦試已較多地講究聲律的情況下製定的。但實際上，這一規定也並未起多大作用，據《封氏聞見記》所說，那時“文士多於經不精，至有白首舉場者，故進士以帖經為大厄”；因此到天寶初，就被允許以作詩代帖經，所謂“進士文名高而帖落者，時或試詩放過，謂之贖帖”（卷三《貢舉》）。這種情況，說明詩賦，尤其是詩歌的發展，它在社會生活中的廣泛應用，使它在進士考試的項目中，已經占據主導的地位。
二
安史之亂以後，唐代社會的各種矛盾暴露出來，進士試的弊病也有較多的表現，在此後的一段時期內，集中出現了對進士科的批評。
首先是肅宗時劉?的上疏，《全唐文》卷四三三所收題為《取士先德行而後才藝疏》。關於劉?上疏的時間，應先稍作考證。此疏過去大多列於高宗時，如《通典》卷十七《選舉》五《雜論議》中，先敘高宗乾封（666―668）時事，接著說“上元元年劉?上疏曰”。高宗時有上元年號（674―676）。《唐會要》卷七十四《選部上?論選事》載：“上元元年，劉?上疏曰……”《唐會要》排列在玄宗開元三年（715）之前，則也把它算在高宗之時。《通鑒》卷二?二高宗上元元年（674）末，記謂：“是歲，有劉曉（《考異》引《會要》作?）者，上疏論選，以為……”《新唐書?選舉誌》則未記劉?事。對劉?上疏的時間提出疑問的是清代的徐鬆，他在《登科記考》卷二中，雖然仍把劉?上疏列於高宗上元元年，但他舉出劉?疏中“國家以禮部為孝秀之門”一句話，說“按是時貢舉未歸禮部，而言‘禮部為孝秀之門’，恐誤。《通鑒》引亦作禮部取士。”唐代的科舉取士，先是由吏部的考功郎中、考功員外郎主持，自開元二十四年（736）發生李昂事件以後，就由朝廷下令，改由禮部侍郎知舉，即事歸禮部。此點本書已有好幾次敘及。這應當說是堅實的證據。唐代以上元為年號者，前有高宗，後有肅宗，肅宗時上元亦為三年（760―762），正好在開元之後。徐鬆正確地提出疑問，但他認為劉?疏中“禮部”字有誤。按《全唐文》的劉?小傳，即直截了當地說“?，肅宗時人”，是對的。《通典》等書，可能就誤以肅宗的上元為高宗的上元。
《通典》所載劉?的奏疏較詳，《全唐文》即本之於此。今錄之於下：
國家以禮部為孝秀之門，考文章於甲乙，故天下響應，驅馳於才氣，不務於德行。夫德行者可以化人成俗，才藝者可以約法立名，致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製法守度，使之然也。陛下焉得不改而張之？至如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昔子張學幹祿，仲尼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又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今舍其本而循其末。況古之作文，必諧風雅，今之末學，不近典謨，勞心於草木之間，極筆於煙雲之際，以此成俗，斯大謬也。昔之采詩，以觀風俗，詠《卷耳》則忠臣喜，誦《蓼莪》而孝子悲。溫良敦厚，《詩》教也，豈主於淫文哉？夫人之愛民，猶水之就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以德行為先，才藝為末，必敦德勵行，以佇甲科……
這篇奏疏的矛頭是指向進士科的，所謂“考文章於甲乙”，即指的進士科以詩賦取士。劉?認為，進士科以文詞定高下，勢必使人重才輕德，結果是雖中高第而終陷刑辟。他把德與才對立起來，把德說成本，才說成末，不論才藝如何高超，終歸無補於政事。如果“勞心於草木之間，極筆於煙雲之際”，而且曼衍成俗，則真是“大謬”了。劉?沒有新的標格可以樹立，他隻得回過頭去，把漢儒的《詩》教旗幟重新樹立起來，實際上並沒有號召的力量。如果從積極方麵來估計，劉?的這一奏疏，也隻不過表現了在安史之亂以後，一些士大夫想借用古代儒家學說來維係世道人心，以整頓破碎的山河和渙散的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