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三年，代宗寶應二年即廣德元年（763），以禮部侍郎楊綰為首，包括給事中李棲筠、李?，尚書左丞賈至、京兆尹兼禦史大夫嚴武等有名望的朝臣在內，更集中攻擊進士、明經等科，而且進一步提出停止明經、進士、道舉等考試，實際上就是全麵廢止科舉製，恢複兩漢時代的察舉製。楊綰的文章雖然長，但其立論並沒有超出劉?奏疏的範圍。楊綰認為，科舉之弊，是自從高宗朝劉思立奏請進士加試雜文、明經填帖，而“?轉成俗”的。他認為這樣以來，士子就不學經史，“六經則未嚐開卷，三史則皆同掛壁，況複征以孔門之道，責其君子之儒者哉！”他們把科試的弊病與政治上的動亂聯係起來，如賈至說，之所以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乃非一朝一夕之故，其原因在於“忠信之陵頹，恥尚之失所，末學之馳騁，儒道之不舉”，而這四者，都是由於“取士之失也”。安史的大動亂對於唐代社會的震動至深，不少人在大亂初定時不得不思考動亂究竟是怎麼起來的。楊綰說：“方今聖德禦天，再寧寰宇，四海之內，??向化，皆延頸舉踵，思聖朝之理也。”賈至說：“近代趨仕，靡然向風，致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複。向使禮讓之道弘，仁義之道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搖也。”他們主觀上是為了尋求安史之亂的原由，探索唐室再興的途徑，而實際上他們推理尋繹的本身是本末倒置的，他們的認識還沒有達到杜甫在大亂之前所作的《赴奉先詠懷》詩中所達到的水平，無視天寶末季的種種政治腐敗，而把這場席卷整個北方中國的戰亂之根由僅僅歸結為風化澆薄，竟以為隻要做到“禮讓之道弘，仁義之道著”，社會動亂即可自然消弭。正是從這種政治唯心觀出發，使他們提出廢科舉、複察舉的倒退主張。他們雖然也看到科場中“投刺幹謁，驅馳於要津；露才揚己，喧騰於當代”的某些弊病，但他們提出廢止士人“投牒自舉”，無異於要求將人才的選拔權重新掌握在中央貴要與地方豪強手中，阻止一般中小地主的文人進入仕途。
楊綰是完全不顧已經變化了的現實，他的原則是“依古製”，就是“縣令察孝廉，審知其鄉閭有孝友信義廉恥之行，加以經業，才堪策試者，以孝廉為名，薦之於州”；州再試以經學，送名於中央尚書省；“自縣至省，不得令舉人輒自陳牒”。賈至較為看到了現實，他說自東晉以來，“衣冠遷徙，南北分裂，人多僑處”，過去按照郡籍而實行鄉舉裏選的社會條件已逐步消失，而經過隋末大亂及安史動亂，“士居鄉土，百無一二，因緣官族，所在耕築，地望係之數百裏之外，而身皆東西南北之人焉”。由於政治的變動，經濟的發展，人口的流徙，社會生活已經發生很大的變化。因此他又說：“今欲依古製鄉舉裏選，猶恐取士之未盡也”。賈至提出一個折中方案，就是廣設學校，招收生徒，薦舉與科舉並行。學校與科舉結合起來，未始不是一個辦法，明清時的科舉製就是這樣實行的，但賈至的興學校主張，歸根結底還是在於行薦舉製，這當然也是行不通的。這一次的廢科舉的動議，是發生在一場社會大動亂之後，而進士科等考試又暴露出它的一定的弊病，再加以楊綰等人有一定的聲望，因此在統治者上層是有較大影響的，以致當時的皇帝代宗也不得不以進士科的廢興來問翰林學士，翰林學士答以：“進士行來已久，遽廢之，恐失人業。”這就是說，進士取士已經過曆史的檢驗，它在時間上已經站住了腳跟；“恐失人業”，從另一方麵說明了科舉取士對於擴大唐朝廷的統治基礎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在這以後，對於是否應停止進士科這一較帶根本性的問題就擱置起來，雖然文宗時還有鄭覃再次提出，但隨即被否定，從此再無人議論此事。中唐時人的議論，集中在進士考試中的試詩賦問題。唐代的經學大師啖助的門人趙匡，在任洋州刺史時，曾上《舉選議》（《全唐文》卷三五五）。他顯然比薛登、楊綰要前進了一步，認為魏晉時的九品中正製，使得“族大者高第，而寒門之秀屈矣”。但另一方麵他又認為唐朝沿用隋朝開始的科舉製，卻也是“歲月既久，其法益訛”。他特別提出了進士試詩賦之弊，說：
進士者，時共貴之，主司褒貶，實在詩賦，務求巧麗，以此為賢。不惟無益於用，實亦妨其正習，不惟撓其淳和，實又長其佻薄。
作為儒家經學的學者和地方官員，趙匡注重的是實際政事，他認為士子的進德修業和科試授官，都要與實際的施政才能相結合加以統一的考慮，因而他主張停試詩賦，而代之以“箋表議論銘頌箴檄等有資於用者”，所試策文，重點也放在考問曆史上成敗得失及時務上的是否合宜：“貴觀理識，不用求隱僻，詰名數，為無益之能”。對於明經，也是從這總要求出發，認為目下的明經考試隻不過“習不急之業，而其當代禮法，無不麵牆，及臨民決事，取辦胥吏之口而已，所謂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者也，故當官少稱職之吏”。
趙匡的這一主張，在過了幾年趙讚以中書舍人知禮部貢舉時，就曾一度實行。《新唐書?選舉誌》記載道：“先是，進士試詩賦及時務策五道，明經策三道。建中二年，中書舍人趙讚知貢舉，乃以箴論表讚代詩賦，而皆試策三道。”趙讚是建中二年（781）十月任命為知貢舉的，主建中三年（782）春的科試，這年進士雜文試的題目即為《學官箴》，可見是實施了他的主張的。徐鬆《登科記考》卷十一建中二年載此事，並加按語曰：“按次年進士試《學官箴》，是罷詩賦自三年始，第不知複於何年用詩賦。考《文苑英華》載貞元四年試《曲江亭望慈恩寺杏花發詩》，大約貞元之初即複舊製，故大和間禮部奏言國初以來試詩賦，中間或暫改更，旋即仍舊，是也。”貞元元年為公元785年，則由於趙讚知舉而停止試詩賦，最多不超過五六年的時間。
在進士試詩賦已經實行了五六十年，在趙讚知舉後，竟然就停止了幾年，時間雖然不長，卻也說明了兩個問題：第一，進士科所試的詩賦，隻講究格律聲韻，詞采華美，缺乏思想內容，與現實脫節。就是說，詩賦試的本身已表現出很大的弊病。第二，這種弊病受到指責，已成為一種社會輿論。關於後一點，還可以補充一些材料，這些材料有些雖然可能在趙讚知舉之後，但這些意見之在社會上的存在，則是早已有了的。
《權載之文集》卷四十一載柳冕寫給權德輿的書信，及權德輿的答複。柳冕說：“進士以詩賦取人，不先理道；明經以墨義考試，不本儒意；選以書判殿最，不尊人物。故吏道之理天下，天下奔競而無廉恥者，以教之者未也。”權德輿的答書中說：“近者祖習綺靡，過於雕蟲，謂之甲賦律詩，儷偶對屬，況十數年間，至大官右職，教化所係，其若是乎？”柳、權二人都非科舉出身，他們對進士以詩賦取人並不讚同，可能與此有關。徐鬆《登科記考》卷十五將二人往還的書信列於貞元十九年（803）權德輿知貢舉時，是否作於這年，倒不一定，但當不出貞元年間。
元稹於貞元十九年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製科，其對策中對明經、進士考試都提出了批評，談進士試雲：“至於工文自試者，又不過雕蟲鏤句之才，搜摘絕離之學。苟或出於此者，則公卿可坐致，郎署可俯就，崇樹風聲，不由殿最。”（《元稹集》卷二十八）元稹是由明經出身的，他所作的詩文，以詞采富豔、格律齊整著稱。可是他仍批評進士所試的詩文，是“雕蟲鏤句之才，搜摘絕離之學”，可見社會輿論對詩賦試的看法。
舒元輿《上論貢士書》，中謂：“及睹今之甲賦律詩，皆是偷抑經誥侮聖人之言者，乃知非聖人之徒也……試甲賦律詩，是待之以雕蟲微藝，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之道也。有司之不知，其為弊若此。”（《全唐文》卷七二七）按舒元輿於元和八年（813）登進士第，此書為登第前作。
沈亞之於穆宗長慶元年（821）應製舉，其《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對策》（《全唐文》卷七三四）中說：“今禮部之得進士，最為清選，而以綺言聲律之賦詩而擇之。及乎為仕也，則責之不通天下之大經，無王公之重器。今取之至微，而望甚大，其猶擊陋缶而望曲齊於韶?也。”沈亞之也同柳冕、權德輿那樣，都是從入仕後的實際行政職能這一角度，來評論進士科之試詩賦與實際應用不相符合，但他並沒有提出正麵改革的設想。
三
對唐代的進士試可以稱得上改革的，是李德裕。李德裕於文宗大和七年（833）二月至八年（834）九月，以及武宗會昌年間（841―846），兩度拜相。李德裕是晚唐時期一位有作為的政治家，無論在任地方節鎮時，或在朝執政時，都有好的政績，尤其是會昌時，他受到武宗的信任，使他的政治才能有較充分的施展。關於李德裕一生的事跡以及他的曆史地位，筆者另有《李德裕年譜》一書（齊魯書社1984年版），請讀者參閱。這裏著重論他對於科舉考試的改革。關於這方麵的情況，過去的記載及前人的研究，往往有不夠確切的地方。譬如，以前的一些研究者隻注意到《新唐書?選舉誌》所說的“武宗即位，宰相李德裕尤惡進士”的記述，以及所引李德裕的話：“臣無名第，不當非進士。然臣祖天寶末以仕進無他岐，勉強隨計，一舉登第；自後家不置《文選》，蓋惡其不根藝實。然朝廷顯官，固公卿子弟為之。”據此得出結論，認為李德裕是反對進士科的，又如像陳寅恪先生那樣，更把牛李黨爭的性質，歸結為擁護還是反對科舉之爭。他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中說：“牛李兩黨之對立，其根本在兩晉、北朝以來山東士族與唐高宗、武則天之後由進士詞科進用之新興階級兩者互不相容。”對於陳寅恪先生的論點，岑仲勉先生明確表示不能同意，他在《隋唐史》第四十五節中逐步申述了自己的意見，認為牛李的對立並非“門第”與“科舉”之爭。關於這一點，現代唐史學家胡如雷先生《論牛李黨爭》一文也是不同意陳寅恪先生的論點的。牛李黨爭本身，不屬於本書論述的範圍，此處從略。我們隻說李德裕本人對科舉的態度。
《新唐書?選舉誌》有關於李德裕論進士試的記述，但《新書》的記載是不確實的。經查唐人的史料，找不出李德裕從根本上否定進士科試的證據，相反的卻有扶植文士、獎掖孤寒的記載，如會昌三年的進士科狀元江西人盧肇，就是李德裕在大和末貶官宜春時賞識的；有的史書上記載，他在宣宗時受到迫害，被貶向嶺南，不少寒士為之下淚，如《唐摭言》卷七《好放孤寒》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