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太尉德裕頗為寒?開路，及謫官南去，或有詩雲：“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
又據《登科記考》卷二十一大和八年載《記纂淵海》引《秦中記》：
唐大和八年放進士，多貧士，無名子作詩雲：“乞兒還有大通年，六十三人籠仗全。薛庶準前騎瘦馬，範?依舊蓋番氈。”
大和八年進士考試，正是李德裕擔任宰相的時期。
李德裕第一次任相期間，即對科舉進行了幾項改革。一是進士停試詩賦。《通鑒》卷二四四大和七年：
上患近世文士不通經術，李德裕請依楊綰議，進士試論議，不試詩賦……八月庚寅，冊命太子，因下製：“……進士停試詩賦。”
可見大和七年由皇帝的名義下詔停進士科試詩賦，是李德裕動議的。《唐大詔令集》卷二十九《大和七年冊皇太子德音》載有製詞（並參《冊府元龜》卷六四一《貢舉部?條製》三）如下：
漢代用人，皆由儒術，故能風俗深厚，教化興行。近日苟尚浮華，莫修經義，先聖之道，堙鬱不傳。況進士之科，尤要厘革。雖鄉舉裏選不可複行，然務實抑華必有良術。既當甚弊，斯亦改張……其公卿士族子弟，明年已後不先入國學習業，不在應明經、進士之限。其進士學宜先試帖經，並略問大義，取經義精通者；次試議論各一首，文理高者便與及第。其所試詩賦並停……
對於進士試詩賦所表現出來的追求浮豔、不切實際的弊病，肅、代以來，曆朝都有人批評，前已述及，並且在趙讚知舉時曾一度停試詩賦，李德裕的這一主張，他明確說是依楊綰議，可見他是集中了自楊綰以來一些人的意見。但他不讚成楊綰的廢止科舉製本身的開倒車的主張，而是明確提出“鄉舉裏選不可複行”。大和八年春的進士試即不以詩賦命題。但這年下半年李德裕罷相，李宗閔上台，盡斥李德裕之所為，大和九年又用詩賦取士。
二是罷宰相閱榜。如果說進士停試詩賦尚為沿襲前人已有的主張，則罷宰相閱榜可以說是李德裕的首創，對製度的改革頗有積極意義。前麵曾說過，唐朝科試中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即知舉者須將錄取的名單，在正式發榜前，送至宰相府第，請宰相過目，當時稱為呈榜。在這中間，宰相就可利用其職權，與知舉者上下其手，抽換人員，調換名第。這是一項陋規。在唐人的一些記載中，往往有嘲笑在呈榜過程中因誤傳誤而於不意中得第的。但在李德裕之前，並未有人正式提出這個問題，至李德裕於大和中為相，乃提出須對此加以改革。據《唐會要》卷七十六《貢舉中?進士》載：
（大和）八年正月，中書門下奏：進士放榜，舊例，禮部侍郎皆將及第人名先呈宰相，然後放榜。伏以委任有司，固當精慎，宰相先知取舍，事匪至公。今年以後，請便令放榜，不用先呈人名。其及第人所試雜文，及鄉貫、三代名諱，並當日送中書門下，便合定例。敕旨，依奏。
《新唐書?選舉誌》把此事之提出歸之於王涯，說“（大和）八年，宰相王涯以為禮部取士，乃先以榜示中書，非至公之道，自今一委有司”。這一記載是不確的，因為這時的王涯雖也是宰相，李德裕則是首座，重大事項都由李德裕決定；另外，李德裕後來在會昌年間任相時，再次提出此事，前後思想是一貫的，如《冊府元龜》卷六四一《貢舉部?條製》三：
（武宗會昌三年正月）是月，宰臣李德裕等奏，舊例，進士未放榜前，禮部侍郎遍到宰相私第，先呈及第人名，謂之呈榜。比聞多有改換，頗致流言。宰相稍有寄情，有司固無畏忌，取士之濫，莫不由斯。將務責成，在於不撓，既無取舍，豈必預知。臣等商量，今年便任有司放榜，更不得先呈臣等。仍向後便為定例，如有固違，禦史糾舉奏者。
此又見《會昌一品集?補遺》，題《請罷呈榜奏》。這裏所述，較大和年間更為詳切，采取的辦法也更為完密。禁止呈榜就是杜絕宰相利用特權來幹預科試，李德裕這樣做，包括了限製自己的特權，這對封建時代上層統治者來說確是難能可貴的。他將呈榜提到“取士之濫，莫不由斯”的高度，而且先後為相，兩次提出，可見他對此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同時這也反映了中唐以來呈榜舊例已經產生了不少弊病，引起了社會上許多人的不滿。
李德裕第二次為相時，似不再提停試詩賦事，會昌年間的進士考試是試詩賦的。此外，又另有兩項措施，一是禁止進士及第與知舉者有進一步的密切關係，二是禁止曲江大會。他有《停進士宴會題名疏》，說：
奉宣旨，不欲令及第進士呼有司為座主，趨其門，兼題名局席等條疏進來者。伏以國家設文學之科，求貞正之士，所宜行敦風俗，義本君親，然後升於朝廷，必為國器，豈可懷賞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謂門生，遂成膠固。所以時風?薄，臣節何施，樹黨背公，靡不由此。臣等商量，今日已後，進士及第，任一度參見有司，向後不得聚集參謁，及於有司宅置宴。其曲江大會，朝官及題名局席，並望勒停。緣初獲美名，實皆少雋，既遇春節，難阻良遊，三五人自為宴樂，並無所禁，惟不得聚集同年進士，廣為宴會。仍委禦史台察訪聞奏。謹具如前。（《會昌一品集?補遺》）
《登科記考》卷二十二據《唐詩紀事》所載中書複奏，係於會昌三年（843）十二月二十二日。李德裕是實際政治家，他的一切措施，都是從實際政治著眼的。自禮部侍郎知貢舉以來，知舉者與新科進士，已結成非同尋常的關係，中晚唐時的朋黨，很大程度上即與此有關。及第者視座主為恩門，知舉者視新科進士為自己的私親，如崔群那樣，竟以新科進士為自己的田莊，這些在前麵一些章節中都有所述及。為了維護中央集權製，對於座主、門生之間“揄揚品目，至於終身，敦尚恩紀，子孫不替”（王夫之《宋論》卷一語）的關係必須加以改革，整頓這種“受命公朝，拜恩私室”（《文獻通考》卷二十九《選舉考》二）的風氣。另外，曲江大會的宴集，發展到後來，確實有侈靡的流弊，對社會風氣有不好的影響。李德裕的這些措施，對於國計民生都是有利的。
又據《唐會要》卷七十六《貢舉中?進士》載：“會昌三年正月敕，禮部所放進士及第人數，自今後，但據才堪即與，不要限人數每年止於二十五人。”這也是李德裕當政時做出的一條規定。這就更進一步證明李德裕並不是一般地反對進士科，而是想對進士科考試中的弊病進行改革。晚唐時無名子所作《玉泉子》說：“李德裕抑退浮薄，獎拔孤寒”（又見《北夢瑣言》卷三），確是有根據的。
可惜李德裕的這些有進步意義的改革措施，隨著他的被貶，以及牛黨人物白敏中等上台，都被廢棄。《舊唐書》卷十八下《宣宗紀》大中元年（847）三月紀：“又敕：自今進士放榜後，杏園任依舊宴集，有司不得禁製。”連曲江大會並不帶根本性的改革措施尚且廢止，則其他可知。從這以後，直至唐末，就再也沒有人對科舉考試提出改革的意見，更不用說見之於實行了。晚唐時科舉之弊，正是唐王朝整個政治日益腐朽的反映。
四
從以上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到，唐人對於科舉製和進士試的批評和改革，與科舉製及進士試中實際存在的弊病，尚有不小的差距。有些問題，在唐人的議論中根本沒有接觸到，如因公薦而引起的通關節、托人情而因緣為奸，貴門勢要之家的把持舉選權，宦官、藩鎮等之幹預考試，等等。總的說來，科舉製，包括進士試，在唐代還是有進步意義的，它與明清時期以八股取士、以五經四書窒息讀書人的思想有著不同的曆史作用。它所表現出來的弊病，一方麵是封建時代的通病，如有權勢者謀求幹預舉選權，以及納賄受賄，等等，不論哪個朝代都有；另一方麵，唐代科舉製的弊病，也是因為它是從過去的察舉製和九品中正製脫胎而來，帶有舊製度殘餘的影響，如公薦，試卷不糊名，等等。科舉製本身有一個完密化的過程。譬如，唐代座主與門生的關係，到北宋，就逐步受到限製，自從實行殿試以後，進士都作為“天子門生”，像唐代那樣的特殊關係就自然消失。又如進士試詩賦的問題，如上所述，也多次受到人們的非議，不少人從實際的政治出發，認為考試詩賦無補於實用，培養不出真正有利於國家的行政人才。但這問題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決。對這件事情，柳宗元倒接觸到一些實質問題，他在《送崔子符罷舉詩序》一文中說：
世有病進士科者，思易以孝悌經術兵農，曰：“庶幾厚於俗，而國得以為理乎？”柳子曰：“否。以今世尚進士，故凡天下家推其良，公卿大夫之名子弟、國之秀民舉歸之。且而更其科，以為得異人乎？無也。唯其所尚文學，移而從之，尚之以孝悌，孝悌猶是人也；尚之以經術，經術猶是人也。雖兵與農皆然。”（《柳宗元集》卷二十三）
柳宗元看到，在這樣的社會中，不管考試的內容有何變化，考試的對象總不過是這些讀書人，朝廷所尚者是什麼，他們的趨向就是什麼，不會有實質性的變更。唐代所試詩賦，題目的範圍還是比較寬的，不完全從儒家的經書中出題，思想的限製還不是那麼嚴格。北宋自王安石熙寧變法以後，以經義代詩賦，應當說是前進了一步，但是同樣脫離現實。蘇軾說：
自文章而言，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策論、詩賦均為無用。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科取士，不過如此而已……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天下而必欲廢之？（《議學校貢舉狀》，《東坡奏議集》卷一）
王安石針對蘇軾的意見，反駁道：
若謂此科嚐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今以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此乃科法敗壞人才，致不如古。（載《文獻通考》卷三十一《選舉考》四）
王安石的議論應當說比蘇軾更具有合理性，但從實踐來看，在封建社會中，無論考詩賦，或考經義、策論，都不能解決選拔真才實學問題。考策論、經義的結果，自明以後即逐步衍化為八股製藝，即是一例。唐代的科舉試，是中國封建時代科舉製的初期階段，它有著後世不可能具備的進步作用，也有其自身發展階段中不可避免的弊病或漏洞。到宋代，科舉製在各方麵則更為完備，明清時期在製度實施方麵又更為嚴密，但它們已失去唐代的那種特有的光彩和吸引人的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