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一節講進士的放榜與宴集，是舉子中的一部分，他們有幸得能榜上有名，因而有機會參與及第後的各種喜慶活動。應該說，及第者隻占應試舉子極小的一部分。前麵一些章節中曾經提到過，每年集中於京師的貢士，約一千餘至三四千不等，如韓愈《送權秀才序》（《韓昌黎文集校注》卷四）說：
餘常觀於皇都，每年貢士至千餘人。
這是中唐時的情況，晚唐時大致也保持此數，如康駢《劇談錄》卷下《元相國謁李賀》條說：
自大中、鹹通之後，每歲試春官者千餘人。
但能及第的卻是極少數，進士及第的比例更小，宋元之際的馬端臨就說過“唐進士科取人頗少”的話（見《文獻通考》卷三十五《選舉考》八）。《宋史》卷一五五《選舉誌》一“科目”條引北宋人王?的話，說：“唐自貞觀訖開元，文章最盛，較藝者雖千餘人，而所收無幾；鹹亨、上元增其數，亦不及百人。”這所謂百人，是包括進士、明經等科在內的。開元以後，進士所取人數有所增加，但大體穩定在三十人上下，占應試者百分之二、三。在這僅有的百分之二、三中，有相當一部分還是官僚大族出身的子弟，他們依仗政治權勢，采取行賄等手段，買通關節獲得及第，在這種情況下，一般中小地主出身或家境較為清貧的士人，及第的比例就更加少了。雖然因文獻記載的缺乏，我們還不能統計出一般地主出身的士人登第與落第的比例數字，但可以想見他們中絕大多數是不免落第或者是久試才得一第的。春日曲江的宴集，他們是向隅者；傳為美談的唐代科舉盛事，對大多數應試者來說是落第的悲歎和奔波於道途的辛酸。
譬如所謂“行市羅列”、“車馬闐塞”的曲江宴，最初本是慰藉落第舉人而設的，因此宴席極其簡單草率，後來逐漸被新科進士所據，這些落第者隻好黯然而退了。據《雲仙雜記》卷二記，唐代“進士不第者，親知供酒肉錢，號買春錢”。這買春錢的名稱，對於落第舉子也是夠淒涼的。唐末孫?《北裏誌》中的《楊妙兒》條也說：“京師以宴下第者，謂之打??。”“打??”一詞又見於中唐李肇《國史補》卷下：“不捷而醉飽，謂之打??。”所謂??，據辭書的解釋，是煩悶、失意的意思。可見自中唐至唐末，親友宴請落第舉人，以消除其失意的愁悶，大約是當時社會的一種習俗。
落第舉子還有一種習俗，就是乞取及第進士的衣裳，以為吉利。張籍《送李餘及第後歸蜀》（《張籍詩集》卷四）中說：“歸去唯將新誥牒，後來爭取舊衣裳。”所以爭取舊衣裳者，乃為的是圖吉兆，宋人程大昌《演繁露》卷十二《社日停針線取進士衣裳為吉利》條即引張籍這兩句詩，並加解釋道：“知新進士衣物，人取之以為吉兆，唐俗亦既有之。”這種舉動，對於落第者來說，也是很可憐的，明代的唐詩學者胡震亨稱“當時下第舉子丐利市，猥習可憫笑者”（《唐音癸簽》卷十八《詁箋》三《進士科故實》），是有一定見地的。
落第的舉子，也有出家修道，或入市井行賈的，這也可從一個側麵窺見當時社會的麵影。如《太平廣記》卷二十四《蕭靜之》載：
蘭陵蕭靜之，舉進士不第。性頗好道，委書策，絕粒練氣，結廬漳水之上，十餘年而顏貌枯瘁，齒發凋落。一旦引鏡而怒，因遷居鄴下，逐市人求什一之利，數年而資用豐足，乃資地葺居。
像蕭靜之那樣，考進士不中，結廬修道，又出來經商，遂以致富，這也是一條出路，在當時社會有其一定的代表性。另外是走河北、山東，在藩鎮的幕府下謀得一個職務，逐步求得升遷，在中晚唐，這更是士人的仕進之途。這一點在其他章節中已詳，這裏不再多說。
也有另一種情況，就是落第舉人對考試的結果不服，或認為所取不公，因而上訴或鬧事的。唐代前期即有撾鼓申訴的事，如被稱為“青錢學士”的《朝野僉載》、《遊仙窟》作者張□，有一首判詞，其判題為：“太學生劉仁範等省試落第，撾鼓申訴：準式卯時付問頭，酋時收策，試日晚付問頭，不盡經業，更請重試。台付法不伏。”這是對省試時不按照規定時間發考卷而提出申訴。在這之後，舉子們有揭發主考官因關節而取士的，晚唐時，落第舉子就有群聚市街、哄起鬧事的情況。如徐鬆《登科記考》卷二十五載後唐天成三年（928）引《冊府元龜》、《五代會要》文：“七月四日，工部侍郎任讚上言曰……伏見常年舉人等省門開後，春榜懸時，所習既未精研，有司寧免黜落。或嫉其先達，或恣以厚誣，多集怨於通街，皆取駭於群聽。頗虧教本，卻成亂階。”此處所述，具體雖是指五代後唐的情況，但實際上則是晚唐的餘風。
二
唐代進士落第者的種種悲苦和辛酸，在詩文以及筆記、雜史中，頗有所記述，這些記述可以使我們具體地了解那一時代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的生活和所處的環境，這對於我們進而了解唐代的社會和文學，都有不少的幫助。
在具體論述這一問題之前，讓我們先來看看兩則有關舉子與其家庭的悲劇性的描寫。其一是《唐摭言》卷八《憂中有喜》條：
公乘億，魏人也，以辭賦著名。鹹通十三年，垂三十舉矣。嚐大病，鄉人誤傳已死，其妻自河北來迎喪。會億送客至坡下，遇其妻。始，夫妻闊別積十餘歲，億時在馬上見一婦人，粗?跨驢，依稀與妻類，因睨之不已。妻亦如是，乃令人詰之，果億也。億與之相持而泣，路人皆異之。後旬日，登第矣。
公乘億於懿宗鹹通十三年（872）登第，王定保記此事加了“憂中有喜”的標題，雖然寫了團圓的結局，但並不能衝淡公乘億與他妻子淒涼遭遇的悲劇色彩。在鹹通十三年登第前，已考了將近三十次，也就是三十個年頭，這長時期的失望和愁苦的鬱積是可想而知的。其妻聽人誤傳，以為公乘億已死，以當時的交通條件，一個婦人自河北孤單一人來到長安，路途之艱辛，心情之哀楚，是可以想見的。公乘億在送客途中，遇其妻而不敢認，可見闊別之久，後來終於認出，卻又看到妻子穿著喪服，悟出其中的緣由，則長久積鬱的悲苦頓時傾瀉而出，乃在道路上與妻子“相持而泣”。這樣的遭遇，這樣的情感，在那一時代貧寒士人中一定有相當的代表性，使得生活於唐末五代之際的王定保，在寫這段情節時，筆端也飽含著感情。
另一則故事見於《太平廣記》卷七十四《陳季卿》篇，說：“陳季卿者，家於江南，辭家十年，舉進士，誌不能無成歸，羈棲輦下，鬻書判給衣食。”一個江南的士人，為應進士試，千裏迢迢來到長安，而卻是十年不第，又是十年不歸，流落在長安，靠為人抄寫書判為衣食之費，這十年陳季卿是怎麼過來的，他的有家歸不得的心情是怎樣久積於心的，都不難想見。後來，他在一個偶然的機會，遊長安南郊青龍寺，遇一終南山翁，山翁問他何所求時，他一開頭就訴說想要回家而不可得，於是仙翁稍施法術，使陳乘一竹葉小舟，忽地返回故鄉。闊別十年，與妻子兄弟相見，悲歡異常，但卻不能久住：
此夕謂其妻曰：“吾試期近，不可久留，即當進棹。”乃吟一章別其妻曰：“月斜寒露白，此夕去留心。酒至添愁飯，詩成和淚吟。離歌棲鳳管，別鶴怨瑤琴。明夜相思處，秋風吹半衾。”將登舟，又留一章別諸兄弟雲：“謀身非不早，其奈命來遲。舊友皆霄漢，此身猶路岐。北風微雪後，晚景有雲時。惆悵清江上，區區趁試期。”一更後，複登葉舟，泛江而逝。兄弟妻屬，慟哭於濱，謂其鬼物矣……
這則故事寫一個貧寒士人，為了博得一個進士出身，滯留長安十年而不得歸家，即使得有一個機緣，回家與妻子兄弟相聚，但又因試期迫近，又匆匆離家，以至於全家慟哭送別時，以為他已不在人世，隻是鬼魂返回罷了。這樣的描寫，已頗接近於蒲鬆齡在他的不朽名著《聊齋誌異》中揭露科舉考試黑暗的某些篇章了。
陳季卿的情況並非個別的現象，如貞元時與韓愈交友的閩中名士歐陽詹之孫歐陽?，娶妻隻不過十來天，就赴長安應試，久不返家，他所作詩有“黃菊離家十四年”之句。據《唐詩紀事》卷六十七所載，他“出入場中僅（幾）二十年”。
困於科場、久舉不第的，大多是朝中無奧援、家中無厚積的一般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如《金石續編》卷九《大唐故宣州司功參軍魏府君墓誌銘》記魏邈：“少履文字，貞元初以鄉舉射策，上省者五六，以賄援兼無，竟不登第。”雖然“稱屈者眾矣”，但因魏邈既無財行賄，又無路攀援，終於不能登第。又如李翱《送馮定序》（《李文公集》卷五）中說：
馮生自負其氣，上無援，下無交，名聲未大耀於京師……是以再舉進士皆不如。
文宗大和九年（835）十二月，中書門下奏中也說：“又聞每年貢士嚐僅千人，據格所取，其數絕少，強學待用，□年不試，孤貞介士，老而無成，甚可惜之。”（《冊府》卷六四一《貢舉部?條製》三）當時一定有不少孤立無援而有真才實學的人被排斥於及第者行列之外，終老而未能成名的，中書門下才有這樣的議論。
進士如此，明經所取人數雖說比進士多好幾倍，但能得中也極不容易，像韓愈《贈張童子序》（《韓昌黎文集校注》卷四）中所說的，試明經士人，一般在州府試須得十多年才能作為貢士，至京城應禮部試，又還得十多年或許能禮部試及格再應吏部試，韓愈不禁慨乎言之曰：
斑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在終身不得與者焉。
這真是所謂“贏得英雄盡白頭”了。
落第者並不都是沒有才學的人，就現在所知，唐朝不少第一、二流的文學家，大都有過科場挫折或累舉不第的經曆，如李翱《謝楊郎中書》說：
翱自屬文，求舉有司，不獲者三，棲遑往來，困苦饑寒，踣而未能奮飛者，誠有說也。（《李文公集》卷七）
另外他在《感知己賦》的序中說：
貞元九年，翱始就州序之貢。其九月，執文章一通謁右補闕梁君（肅）。十一月，梁君遘疾沒……梁君沒於茲五年，每歲試於禮部，連以文章罷黜。（同上卷一）
李翱於貞元十四年（798）進士及第，在此之前，經曆了五年，應考了三次，都是失意而歸的，所以說“棲遑往來，困苦饑寒，踣而未能奮飛”。與此相類的是沈亞之，也是考了五年（《沈亞之文集》卷七《與李給事薦士書》說“昔在五年，亞之以進士入貢”，沈亞之於元和十年及第，此五年指元和五年），三黜於禮部（同上卷七《上壽州李大夫書》：“三黜於禮部，得黜輒歸，自一月至十一月，晨馳暮走”）。與李翱同時的古文名家皇甫?，也曾在文中感歎其不遇：“?求聞來京師三年矣，一年以未成顛蹶，二年以不試狼狽，及今三年而不遇有司。”（《答劉敦質書》，《皇甫持正文集》卷四）。李商隱於文宗大和六年（832）始應進士舉，開成二年（837）及第，關於這幾年的遭遇，他在文中有好幾處提到，如：
凡為進士者五年，始為故賈相國（?）所憎。明年，病不試。又明年，複為今崔宣州（鄲）所不取。（《上崔華州書》，《樊南文集詳注》卷八）
若某者幼常刻苦，長實流離。鄉舉三年，才沾下第，宦遊十載，未過上農。（《獻相國京兆公啟》，《樊南文集補編》卷八）
藐念流離，莫或遑息，喬木空在，弊廬已頹。遂與時人，俱為歲貢。三始於宗伯，始忝一名；三選於天官，方階九品。（《獻舍人彭城公啟》，同上卷八）
其實，像李翱、皇甫?、沈亞之、李商隱那樣考了五六次以後及第的，年份還不算太長，晚唐幾位詩人，像韓?、吳融、鄭穀，竟考了一二十年。韓?《與吳子華侍郎同年玉堂伴直懷昔敘懇因成長句兼呈諸同年》詩，有“二紀計偕勞筆硯”，之句，自注謂“予與子畢，俱久困名場”，則韓?與吳融困於科場者竟有“二紀”（二十四年），不知是否有所誇大。至於鄭穀，《唐詩紀事》（卷七?）說他“遊舉場十六年”，大約是不會錯的，這也比李翱等多三倍。
韓愈於貞元二年（786）、年十九歲時至長安應進士試，至貞元八年（792）、年二十五歲登進士第，又應博學宏詞試數年，一直未能考中，不得已到貞元十一年隻好離開京都。他的《上宰相書》即作於貞元十一年正月，將要離京的前夕說：
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饑不得食，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困，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為師，悼本誌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三）
句子的急促變化，充分表達了像韓愈那種急於求仕而又累次失望的複雜心情。他說“求老農老圃而為師”，隻不過一時失意而聊為慰藉的話，那時的讀書人，在仕途上的一時失意往往會使他們向往於歸隱田園，如被譽為大曆詩人之冠的錢起，在《長安落第作》詩中就說：
始願今如此，前途複若何。無媒獻詞賦，生事日蹉跎……故山歸夢遠，新歲客愁多。（《錢考功集》卷六）
錢起還有一首《下第題長安客舍》，也寫得很真切：
不遂青雲望，愁看黃鳥飛。梨花度寒食，客子未春衣。世事隨時變，交情與我違。空餘主人柳，相見卻依依。
錢起於天寶九載（750）登進士第，這兩首寫下第的詩當然是作於天寶九載之前，也就是說作於開元、天寶盛世。又如元結所編《篋中集》的詩人沈千運，天寶年間累試不第，五十多歲還未有功名（沈千運《濮中言懷》：“一生但區區，五十無寸祿。”見《全唐詩》卷二五九）。盛世之音也是有淒苦之聲的。
晚唐時的幾位詩人，像徐夤考了十七年（《贈垂光同年》：
“丹桂攀來十七春，如今始見茜袍新。”見《全唐詩》卷七?九），黃滔考了二十三年（《唐黃禦史公集》後附考：“滔以鹹通壬辰登薦，年三十三，又越二十三年乃登第。”又集中《成名後呈同年》詩：“業詩攻賦薦鄉書，二紀如鴻曆九衢”），而孟?竟考了三十多年，如《唐摭言》卷四《與恩地舊交》載：“孟?年長於小魏公。放榜日，?出行曲謝，沆泣曰：‘先輩，吾師也。’沆泣，?亦泣。?出入場籍三十餘年。”詩人劉得仁，還是所謂“貴主之子”，也考了三十年，竟沒有成名而死，宋人蔡居厚的《詩史》記載道：“劉德仁出入場屋三十年，卒無所成而逝。僧棲白以詩奠之，曰：‘忽苦為詩來到此，冰魂雪魄已難招。直教桂子落墳上，生得一枝冤始消。’”又如詩人顧況的兒子顧非熊，也是考了三十年（《唐摭言》卷八說非熊“在舉場三十年，屈聲聒人耳”），項斯《送顧非熊及第歸茅山》詩說：“吟詩三十載，成此一名難。”（《全唐詩》卷五五四）又如寫過“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的詩人曹鬆，考了一輩子，到七十多歲了，因年老而特放及第，怪不得曹鬆在及第後獻給座主的詩中說：“得召丘牆淚卻頻。”（《唐詩紀事》卷六十五）這七個字凝練了一生的辛酸和血淚。了解這些情況，對於我們閱讀下列的詩句，當會增加一些真切的感受：
落第逢人慟哭初，平生誌業欲何如。鬢毛灑盡一枝桂，淚血滴來千裏書。（趙嘏《下第寄宣城幕中諸公》，《全唐詩》卷五四九）
玄發侵愁忽似翁，暖塵寒袖共東風。公卿門戶不知處，立馬九衢春影中。（趙嘏《下第後歸永樂裏自題》，《全唐詩》卷五五?）
年年春色獨懷羞，強向東歸懶舉頭。莫道還家便容易，人間多少事堪愁。（羅鄴《落第東歸》，《全唐詩》卷六五四）
古人有遺言，天地如掌闊。我行三十載，青雲路未達……誰知失意時，痛於刃傷骨。身如石上草，根蒂淺難活。人人皆愛春，我獨愁花發……（邵謁《下第有感》，《全唐詩》卷六?五）
十載長安跡未安，杏花還是看人看……（張?《下第述懷》，《全唐詩》卷七?二）
以上介紹的都是一些名人，而且其中大部分人到後來還是登了第的，至於那更大多數既無名氣、最終也未登第的讀書人，其景況則更為淒涼。我們在這裏不妨舉三個例子。一是《因話錄》記：
進士陳存能為古歌詩，而命蹇。主司每欲與第，臨時皆有故，不果。許尚書孟容舊相知，知舉日，萬方欲為申屈。將試前夕，宿宗人家，宗人為俱入試食物，兼備晨食，請存偃息以候時。五更後，怪不起，就寢呼之，不應。前視之，已中風不能言也。（卷六羽部）
這位陳存，考了大半輩子，沒有考取，最後，知舉者總算是熟人，可以想辦法提攜他了，卻不料就在考試的前一夜，中風而死。一輩子想要的，眼看就要到手，卻又那樣默默地離開了人世，這件事看起來似乎出於偶然，實則有它的必然，――向往了幾十年的功名，這一次就算有了盼頭，這是一喜；但是如果還像過去那樣“臨時有故，不果”，錯過了這一次，往後就更沒有希望了，這是一愁。寄宿於宗族本家，雖說同宗，總非家人，這是一悲；但看到這一家人為他準備考試期間的吃食，又安慰他讓他臨考前再好好休息一陣子，不免感到人世間的溫暖，這是一樂。陳存就在這多種情緒影響下去躺在床上，腦子經不起這種種的衝激和波動，終於中了風。
另一個例子是《太平廣記》所載：
李敏求應進士舉，凡十有餘上，不得第。海內無家，終鮮兄弟姻屬，棲棲丐食，殆無生意。大和初，長安旅舍中，因暮夜，愁惋而坐，忽覺形魂相離，其身飄飄，如雲氣而遊……（卷一五七《李敏求》）
這裏寫的是生活中的一個片斷，但這個片斷卻寫得極為傳神，把李敏求孤單一身、終生不遇、前途無望、四顧茫然的精神狀態刻畫得很準確。這一段的描寫，如放在《聊齋誌異》中，也是上乘之作。
第三個例子是白居易的一篇文章：《送侯權秀才序》（《白居易集》卷四十三）。侯權與白居易都是貞元十五年（799）秋由宣州貢赴長安應試的，第二年，白居易考取了，登了第，後來又做了官。雖然也曾經曆過幾番波折，卻已擔任過朝內外的要職。寫這篇文章的前一年（元和十五年，820），白居易的官職為主客郎中、知製誥。這時，侯權也在長安：
時子尚為京師旅人，見除書，走來賀予。因從容問其宦名，則曰“無得矣”；問其生業，則曰“無加矣”；問其仆乘囊輜，則曰“日消月?矣”；問別來幾何時，則曰“二十有三年矣”。嗟乎，侯生！當宣城別時，才文誌氣，我爾不相下。今予猶得小遇，子卒無成。
貞元十五年由宣州啟程赴長安時，白居易二十八歲，侯權的年歲大約也相當。元和十五年，白居易已經四十九歲，寫這篇文章的長慶元年（821），白居易則正好是五十歲。時間過了二十幾年，白居易已經是仕曆中外，而昔日同途應舉的友人，卻仍是長安市上的一介旅人，二人的差距如此之遠，其間又經曆幾多變化。文章最後說：
言未竟，又有行色，且曰：“欲謁東諸侯，恐不我知者多，請一言以寵別。”予方直閣，慨然竊書命筆以序之爾。
昔日“才文誌氣，我爾不相下”的侯秀才，經過生活風霜的磨煉，竟變得如此的卑微了。這是一篇送行的文章，又是一封薦書，當然無從預知侯權此後的命運，但從除了白居易的這篇文章外，再無別的記載來看，這位侯秀才大約也就此默默過了一生，在車塵馬足中消失了自己的身影。
宋代邵伯溫在《邵氏聞見錄》（卷二）中有一則記載，說：“本朝自祖宗以來，進士過省赴殿試，尚有被黜者。遠方寒士，殿試下第，貧不能歸，多至失所，有赴水而死者。”宋代錄取進士的名額遠較唐代為多，卻尚有殿試被黜而赴水自盡的，唐代落第舉子是否也有同樣的情況，缺乏直接的記載，但《邵氏聞見錄》所載，仍可作我們研究唐代士子生活的參考。
三
唐宋人的記載，有說白居易年輕時至長安應進士試，拜謁名士顧況，顧況一見白居易的名字，就開玩笑說：“長安居大不易！”這一記載雖不可靠，但“長安居大不易”的話，確實道出一般讀書人在長安生活的艱辛。長安是大唐帝國的京都，固然是全國政治、文化的中心，但由於集中居住著皇室、貴戚、大官、豪族、富室、巨賈，生活的奢侈是不用說的了，這也使得生活費用要比其他一般城市為高，一般地主家庭或自耕農出身的讀書人來到京城應舉，如果有幾次考試落第，麵對著昂貴的衣食費用，其景況是不容易處的。有些士人就隻好住在長安城的偏僻處，過著半饑寒的生活。如晚唐詩人曹鄴在一首詩中說：
舉頭望青天，白日頭上沒。歸來通濟裏，開戶山鼠出。中庭廣寂寥，但見薇與蕨。無慮數尺軀，委作泉下骨。唯愁攬清鏡，不見昨日發。（《下第寄知己》，《曹鄴詩注》）
通濟裏在長安城南，已靠近終南山（唐時一些貧寒的士人，大約多住於城南，如張籍《過賈島野居》也說：“青門坊外住，行坐見南山。此地去人遠，知君終日閑。蛙聲籬落下，草色戶庭間。好是經過處，唯愁暮獨還。”見《張籍詩集》卷二）。曹鄴從桂林，跋涉千裏，來到長安，累試不第，其居處寂寥，別無長物，但見薇蕨，詩人生計的貧苦可想而知。曹鄴在及第後（《成名後獻恩門》）曾沉痛地訴說前此的境遇說：
僻居城南隅，顏子須泣血。沉埋若九泉，誰肯開口說。
與此同時，散文家孫樵對他寓居長安的生活，則寫得更為具體、真切：
長安寓居，闔戶諷書。悴如凍灰，臒如槁柴，誌枯氣索，??不樂。一旦有曾識麵者，排戶入室，吒駭唧唧，且曰：憊耶餓耶？何自殘耶？對曰：樵天付窮骨，宜安守拙，無何提筆入貢士列，抉文倒魄，讀書爛舌，十試澤宮，十黜省司，知己日懈，朋徒分離。矧遠來關東，橐裝鎖空，一入長安，十年屢窮。長日猛赤，餓腸火迫，滿眼花黑，晡西方食。暮雪嚴冽，入夜斷骨，穴衾敗褐，到曉方活……（《寓居對》，《孫樵集》卷七）
孫樵在這裏寫了他在長安十年間每下愈況的境地：由於屢試不第，友朋離散，錢囊如洗，白日餓得頭昏眼花，夜裏凍得不能成眠，以至“悴如凍灰，臒如槁柴”。這樣的情況並不是個別的，詩人杜荀鶴也有同樣的自況：
近臘饒風雪，閑房凍坐時。書生教到此，天意轉難知。吟苦猿三叫，形枯柏一枝。還應公道在，未忍與山期。（《長安冬日》，《唐風集》卷上）
杜荀鶴這時雖有僮仆，但僮仆也瘦得夠可以，他行走在長安道上，不禁發出“回頭不忍看羸僮，一路行人我最窮”的感歎（《長安道中有作》，《唐風集》卷中）。而他之所以還不能舍離長安，是因為對進士及第終還抱著那麼一種向往，所以說“還應公道在，未忍與山期”，又說“更從今日望明年”（《長安春城》，《唐風集》卷中）。又，溫庭筠的兒子溫憲也是屢試不第，他也有類似的詩句，說“十年溝隍待一身，半年千裏絕音塵。鬢毛如雪心如死，猶作長安下第人。”（見《唐詩紀事》卷七?）。而當杜荀鶴真的及第了，已經年老體衰，力不從心，無意於仕進，隻得返回故居茅山；――考了大半輩子，落了這麼一個下場。
至於因為沒有考取，困居長安，抒寫抑鬱困頓的情懷，申訴落拓失意的悲慨，則在唐人詩篇中就更為多見，這裏略舉數首如下：
客裏愁多不見春，聞鶯始歎柳條新。年年下第東歸去，羞見長安舊主人。（豆盧複《落第歸鄉留別長安主人》，《全唐詩》卷二?三）
八月更偏長，愁人起常早。閉門寂無事，滿院生秋草。昨宵西窗夢，夢入荊南道。遠客歸去來，在家貧亦好。（戎昱《長安秋夕》，臧維熙校注《戎昱詩注》）
一夕九起嗟，夢短不到家。兩度長安陌，空將淚見花。（孟郊《再下第》，華忱之校點《孟東野詩集》卷三）死辱片時痛，生辱長年羞。清桂無直枝，碧江思舊遊。（孟郊《夜感自遣》，同上）聽樂離別中，聲聲入幽腸。曉淚滴楚瑟，夜魂繞吳鄉。幾回羈旅情，夢覺殘燭光。（孟郊《長安羈旅》，同上）
古巷槐陰合，愁多晝掩扉。獨存過江馬，強拂看花衣。送客心先醉，尋僧夜不歸。龍鍾易惆悵，莫遣寄書稀。（項斯《落第後寄江南親友》，《全唐詩》卷五五四）
一年年課數千言，口祝心祠挈出門。孤進難時誰肯薦，主司通處不須論。頻秋入自邊城雪，昨日聽來吟樹猿。若有水田過十畝，早應歸去狄江村。（黃滔《長安書事》，《唐黃禦史公集》卷三）
進乏梯媒退又難，強隨豪貴滯長安。風從昨夜吹銀漢，淚擬何門落玉盤。拋擲紅塵應有恨，思量仙桂也無端。錦鱗?尾平生事，卻被閑人把釣竿。（羅隱《西京崇德裏居》，《甲乙集》卷一）
讀了上麵的這些詩，特別是羅隱的“強隨豪貴滯長安”，可以使我們進一步領會杜甫旅食長安時的悲辛：“騎驢十三載，旅食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杜詩詳注》卷一）雖然時代先後有所不同，但長期困頓於長安，使詩人們噴發出共同的憤激與悲號。
錢易的《南部新書》乙卷還有一則記載，說：
歲除日，太常卿領官屬樂吏，並護僮?子千人，晚入內，至夜於寢殿前進儺，然蠟炬，燎沈檀，熒煌如晝，上與親王、妃主已下觀之，其夕賞賜最多。是日衣冠家子弟，多覓?子之衣，著而竊看宮中。頃有進士臧童者，老矣，偶為人牽率，同入其間，為樂吏所驅，時有一跌，不敢抬頭視，執犛牛尾拂之，鞠躬宛轉，隨隊唱《夜好》，千匝於廣庭之中。及將旦得出，不勝困劣，扶舁而歸，一病六十日，而就試不得。
這裏寫一個老秀才，大約也是一直考到老而未中的，有一年除夕夜，忽發奇想，也想入宮中窺看進儺的情況。於是為人帶進，卻不料為樂吏所驅，與一般樂人同樣看待，跌跌撞撞，千匝百轉，低著頭不敢看什麼，就這麼折騰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已經走不動路，隻好讓人抬著回到住處，連病了六十天，結果考期也沒有趕上，這樣就耽誤了一年。寫臧童那樣的失意士人境遇之悲慘，可與《儒林外史》的筆法相媲美。從這種默默無聞的小人物的遭遇，更可以幫助我們認識那一時代知識分子所受到的包括科舉製在內的各種物質和精神壓力，是何等的沉重。從這種認識出發，我們再來讀韓愈《與李翱書》中那一段傳誦的名句，就更會感到字字都包含著血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