仆在京城八九年，無所取資，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三）
落第舉子既有困居長安之苦，又有行旅漂泊之悲。唐時落第的舉子，有的就在長安過夏，讀書修業，至新秋再謀取京兆府或附近的同、華等州的舉送，另外也有不少須遊曆外地州府，以取得地方大員或名公貴人在經濟上的資助和政治上的薦引，此外還有相當一部分貧寒的士人，須在放榜後至秋季貢舉前的一段空隙，回家贍視父母妻兒。荊南人劉蛻，號為“破天荒”的（詳見前第四章州府舉），他在一篇文章中曾具體地描述這種行役的苦辛：
家在江之南，去長安近四千裏。膝下無怡怡之助，四海無強大之親。日行六十裏，用半歲為往來程，歲須三月侍親左右，又留二月為乞假衣食於道路，是一歲之中，獨餘一月在長安，王侯聽尊，媒灼聲深，況有疾病寒暑風雨之不可期者雜處一歲之中哉！是風雨生白發，田園變荒蕪，求抱關養親亦不可期也。（《上禮部裴侍郎書》，《劉蛻集》卷五）
荊南距長安，比起嶺南、江南、福建等地來，不算太遠，但劉蛻已經須用半年的工夫，花在來回的路上，還要有兩個月的時間往外地“乞假衣食”，其奔走於道路的艱辛是可想而知的。劉蛻的這一段話，說出了較下層讀書人的共同處境，應當說是很有代表性的。中唐時家在吳興的沈亞之，在他未曾及第時，也說自己是“得黜輒歸，自一月至十一月，晨馳暮走”（《上壽州李大夫書》，《沈亞之文集》卷七）。後人往往把唐代讀書人的這種行旅漂泊稱作漫遊，唐代人有時自己也叫做“壯遊”，如果我們讀了劉蛻和沈亞之的這些篇章，對於唐代士人的生活當有進一步的深切了解。晚唐詩人黃滔，他在下第離開長安東歸時，有這樣的詩：
……鶯聲曆曆秦城曉，柳色依依灞水春。明日藍田關外路，連天風雨一行人。（《下第東歸留辭刑部鄭郎中緘》，《唐黃禦史公集》卷三）
這幅風雨行役圖，飽含著多少失意士人的血和淚！
據唐人的一些文獻記載，不少士人在漂泊的道途中窮困潦倒，甚至就死於客舍田野之中。如《酉陽雜俎》前集卷二記一個秀才，元和時落第，“旅遊蘇、湖間”，途中生病，錢又花光了，沒有別的辦法，隻得把身上穿的一件髒衣服脫下來，叫人去典賣了，說：“可以此辦少酒肉，予將會村老，丐少道路資也。”寫下層知識分子潦倒貧窘的遭遇，像這樣有強烈的現實性的描寫，在那時還是不多見的。《酉陽雜俎》另有兩則描寫士人的不幸遭遇的故事：
於襄陽?在鎮時，選人劉某入京，逢一舉人，年二十許，言語明晤。同行數裏，意甚相得，因藉草。劉有酒，傾數杯。日暮，舉人指支徑曰：“某弊止從此數裏，能左顧乎？”劉辭以程期。舉人因賦詩曰：“流水涓涓芹努牙，織鳥雙飛客還家。荒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至明旦，劉歸襄州，尋訪舉人，殯宮存焉。（前集卷十三《冥跡》）
枝江縣令張汀，子名省躬，汀亡，因住枝江。有張垂者，舉秀才下第，客於蜀，與省躬素未相識。大和八年，省躬晝寢，忽夢一人，自言姓張名垂，因與之接，歡狎彌日。將去，留贈一詩曰：“戚戚複戚戚，秋堂百年色。而我獨茫茫，荒郊遇寒食。”驚覺，遽錄其詩，數日卒。（續集卷二《支諾皋》）
這兩則故事都托之於鬼魂，寫舉子在客遊期間死於途中，不得歸葬於故裏。段成式於中晚唐間曾仕宦於荊襄，荊襄又為南方入京的通道，當地關於士子流落至死的傳說當不少，因此段成式擇要記錄在他的這一部筆記小說中。人們不難通過這些看似離奇的情節，看出作者對應試舉子流離道路及其淒涼結局所寄寓的深切的同情。
南宋人洪邁在其《容齋隨筆》的五筆卷二《唐曹因墓銘》中，記南宋寧宗慶元三年（1197），江西信州的一個村莊，挖掘出一塊唐碑，“乃婦人為夫所作”。碑文寫得很簡單，一共不到一百來字，後半篇寫道：
惟公三舉不第，居家以禮義自許。及卒於長安之道，朝廷公卿，鄉鄰耆舊，無不太息。
這位曹君，世居鄱陽，既非大族右姓，且又累舉不第，可見在朝中是沒有什麼有力者為之援引的，其死於長安道上，碑銘乃僅出於妻子之手，則所謂“朝廷公卿”，“無不太息”，也不過修飾之詞罷了。但這塊碑文卻仍是一個好材料，它樸素無華，然而卻相當真實地寫出了一個默默無聞的讀書人為考科舉而奔走至死的一生，由此也可見出上述《酉陽雜俎》的兩則鬼魂故事，確是植根於現實生活之中的。
晚唐詩人劉滄在一首詩中說：
旅途誰見客青眼，故國幾多人白頭。霽色滿川明水驛，蟬聲落日隱城樓。（《秋日寓懷》，《全唐詩》卷五八六）
唐代的讀書人，有多少人就是在水驛、城樓的輾轉往返中度過了青春，迎來了白發。這幾句所寫的旅途景色，襯托出一個困於行役、來去匆匆的淒涼過客。
四
正因為進士試競爭異常激烈，所以舉子在考試之前須進行各種活動，其目的無非是爭取榜上有名，早日登科。前麵已講過進士行卷與納卷，這裏擬再舉幾點。
一是所謂過夏與夏課。李肇《國史補》卷下，說到下第舉人時說：“退而肄業，謂之過夏；執業而出，謂之夏課。”就是說，春日放榜時，有些落第的舉子，不再回家或外出，就住在長安習業，這叫過夏；將這期間所作的詩文，出而向名人達官投呈，以求薦引，這叫夏課。這時期，舉子讀書作文，是很辛苦的，如李觀《報弟兌書》：
（貞元）六年春，我不利小宗伯（琮按：此指禮部試，小宗伯謂禮部侍郎），以初誓心不徒還，乃於京師窮居，讀書著文，無缺日時。（《全唐文》卷五三三）
而且因為前途未卜，所以憂心忡忡，如韓?《夏課成感懷》詩說：
別離終日心切切，五湖煙波歸夢勞。淒涼身事夏課畢，?落生涯秋風高。居世無媒多困躓，昔賢因此亦號?。誰憐愁苦多衰敗，未到潘年有二毛。（《玉樵山人集》）
過夏時，舉子常借住於寺院道觀，一是因為這些地方環境清幽，便於專心攻讀，二是有些較為清貧的讀書人借住寺廟，可以寄食，以解決經濟上的一些困難。如《太平廣記》卷一八?《宋濟》條記載：“唐德宗微行，一日夏中至西明寺，時宋濟在西明寺過夏，上忽入濟院，方在窗下，犢鼻葛巾抄書……又曰：‘所業何？’曰：‘作詩。’……”又如《太平廣記》卷四十七《許棲岩》條說：“許棲岩，岐陽人也。舉進士，習業於昊天觀。”則是住於長安的道觀。有時因市區嘈雜，乃移居於畿縣，如《太平廣記》卷三七三《楊禎》條：“進士楊禎，家於渭橋，以居處繁雜，頗妨肄業，乃詣昭應縣，長借石甕寺文殊院。”至於因貧寒而寄食寺院者，可見於《唐摭言》卷七所記數條：
王播少孤貧，嚐客揚州惠昭寺木蘭院，隨僧齋食。（按：王播事，後世所記者甚多，元人雜劇亦有之）
徐商相公嚐於中條山萬固寺泉，入院讀書。家廟碑雲：“隨僧洗缽。”（按：《唐詩紀事》卷四十八《徐商》條，載商鎮襄陽時，其觀察判官名王傳，並記雲：“傳登大中三年進士第。初貧窶，於中條山萬固寺入院讀書。家廟碑雲隨僧洗缽。”則當為王傳事，非徐商。）
韋令公昭度少貧窶，常依左街道?淨光大師，隨僧齋粥。淨光有人倫之鑒，常器重之。
這裏說王傳（徐商？）寓居中條山佛寺，此外，也有居住於嵩山、廬山、峨眉山等名山讀書的，如：
元和初，嵩山有五六客，皆寄山習業者也。（《太平廣記》卷四五八《嵩山客》）
薛肇，不知何許人也。與進士崔寧，於廬山讀書，同誌四人，二人業未成而去，崔寧勤苦，尋己擢第。（《太平廣記》卷十七《薛肇》）
君兆歲好古學，與同門生肄業於峨眉山下，采摭前載可以為文章樞要者，?繹區別，凡數十萬言。大曆十三年舉進士甲科。（權德輿《司門員外郎仲君墓誌銘》，《權載之文集》卷二十四）
權德輿說仲子陵肄業時，將前人的文章可以備作文參考的，即加以摘錄整理，與此相類似的，則有李觀那樣，將知舉者往日所作文，作為樣板，加以揣摩，這大約也是為了投其所好吧。如說：
觀嚐竊覽侍郎頃年詩一篇，言才者許以不一端，文者許以所長，則雖班固、司馬遷、相如未聞若話言，是侍郎雅評掩於三賢矣……今觀也實在洛日，擊指揮，占往來，以侍郎為文犀，以侍郎作靈龜，中之通者，不聞遺訓，兆之靈者，不聞宿夜。（李觀《帖經日上侍郎書》，《全唐文》卷五三三）
以上是個人或二三友人潛心讀書，並形諸篇章，以準備來年的考試，應當說這還算是舉子試前活動的正常方式。另一種則是結成朋黨，互通聲氣，造成輿論，以左右主司的視聽，甚至交結權貴，采取某些不正當手段，則更是等而下之了。
各地的讀書人，由州府貢舉集中到京師來，因興趣、愛好、學養及家庭門第等原因，各有交遊，這本是正常現象，而且有時還會有一定積極的作用，如德宗貞元初，韓愈、李觀、李絳、崔群為交友，並同遊古文家梁肅之門，這對於韓愈日後推動古文運動，是有好的作用的，《唐語林》就曾記載其事：
貞元中，李元賓、韓愈、李絳、崔群同年進士。先是四君子定交久矣，共遊梁補闕之門。肅未之麵，而四賢造肅多矣，靡不諧行。肅異之，一日延接，觀等俱以文學為肅所稱，複獎以交友之道。（卷七《知己》）
這些情況，又見於其他一些作家的記載，如柳宗元說他在貞元八年（792）冬與苑論同為州府所貢，至長安，“自是而後，車必掛?，席必交衽”（《柳宗元集》卷二十二《送苑論登第後歸覲詩序》）。劉禹錫回憶他的一些同年好友，在長安應試時，“聯袂齊鑣，亙絕九衢，若屏風然”，“永懷同年友，追想出穀晨；三十二君子，齊飛淩煙?”（《劉禹錫集》卷二十八《送張盥赴舉並引》）。這些，都屬於以文會友的性質。另有一些，則與學業的切磋無關，如《舊唐書》卷一四七《高郢傳》載：
（貞元時）拜禮部侍郎。時應進士舉者，多務朋遊，馳逐聲名；每歲冬，州府薦送後，唯追奉宴集，罕肄其業。
《柳宗元集》卷二十三《送辛生下第序略》韓醇注，提及高郢知舉時，也說：“時四方士務朋比，更相譽薦，以動有司，徇名亡實。”這些人來到京師，講求交際酬宴，造成輿論，如許誌雍在一篇墓誌中所提到的，太原人王叔雅，“郡舉進士，才及京師，動目屈指，傾蓋結轍”，果然為禮部侍郎劉太真所賞識，劉在知貢舉時，王叔雅就“再舉而登甲科”（許誌雍《故江南西道觀察判官監察禦史裏行太原王公墓誌銘》，《全唐文》卷七一三）。這就是唐代進士舉子結成朋黨的社會曆史背景。
“朋”原來並非指進士舉子的一種組織，而唐代進士舉子結成朋的，天寶時就已開始。處於盛唐和中唐之間的詩人劉長卿，他的詩是為唐詩研究者所熟悉的，如果說“文如其人”的話，我們可怎麼也想不到，那寫出“柴門聞犬吠，風雪夜歸人”的作者，在早年竟是奔馳於科場中的一名舉子領袖呢。
科舉考試，應考者多，錄取者少，競爭的激烈是可想而知的，尤其是進士科，更是集中爭奪的場所。中唐時李肇就說過：“進士為時所尚久矣。是故俊?實集其中，由此出者，終身為聞人。故爭名常切，而為俗亦弊。”（《國史補》卷下）“朋”的組織，正是在這種激烈競爭的環境中適應於爭名的需要而產生的。生活在玄、肅時期的封演在所著《封氏聞見記》中說：“士子殷勤，每歲士子到省者常不減千餘人，在館諸生更相造詣，互結朋黨，以相漁奪，號之為棚，推聲望者為棚頭，權門貴戚，無不走也。”（卷三《貢舉》）據此，則所謂棚（朋）者，是原在太學諸館讀書的生徒，與來京應試的舉子，相互結合而產生的，而其中的棚頭，則須具有一定的“聲望”，劉長卿在未第時，就做過這種棚頭。《國史補》卷下記道：“天寶中，則有劉長卿、袁成用分為朋頭。”《國史補》所記的時代（“天寶中”），與《封氏聞見記》所說“玄宗時”是正好相合的，這也正是劉長卿年輕活躍的時期。
為什麼說“分為朋頭”呢？原來事物總是有對立麵的，那時的所謂朋的組織，也大體分為兩派，稱為東西朋，“天寶中，進士有東西棚，各有聲勢”（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卷四《貶誤》）。朋的作用，首要就是造聲勢，即所謂“熒惑主司視聽”。在考試不糊名、試前有通榜者推薦，而知舉者在決定錄取與否及考慮等第時需博采眾議的情況下，舉子們在考試之前的投詩獻文、幹謁奔走，是很重要的，有時單靠一人之力還不夠，於是就互結朋黨，造成聲勢，一方麵保護本派人員以爭取榜上有名，另一方麵則又攻擊別一派的人員。明胡震亨說他曾見到過一幅描繪唐人朋甲相互攻擊的圖畫：“按朋甲，唐人有畫圖，畫舉子七十八人，列二隊，指呼紛紜，如相競嘲者。意諸甲必各有脈絡，與朝貴通成就人，故氣力足以奔走，同輩令入隊耳。”（《唐音癸簽》卷二十六《談叢》二）一幅畫上畫了七十八人，列隊相嘲罵，當是很有特色的，可惜沒有傳下來，否則就其社會史料的價值來說當不下於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據胡震亨說，兩隊都“各有脈絡”，也就是各有門路，與朝貴相通，朋中所要接納的，也就是這些有奔走能力的人。這種情況，中唐以後，愈演愈烈，德宗時，不少應進士舉的，已經是“多務朋遊，馳逐聲名”，甚至於“唯追奉宴集，罕肄其業”（《舊唐書》卷一四七《高郢傳》）。晚唐時，這些朋甲，幾乎已成為行幫組織了，他們交通權貴，甚至勾結宦官，參與其列的容易登科，否則有時就難免落第，《唐語林》中就記載說：
進士舉人各樹名甲，元和中語曰：“欲入舉場，先問蘇、張；蘇、張猶可，三楊殺我。”後有東西二甲，東呼西為茫茫隊，言其無藝也。開成、會昌中，又曰：“魯紹?蒙，識即命通。”又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又有厚徒薄徒，多輕侮人，故裴泌侍郎作《美人賦》譏之。後有?值韋羅甲，又曰：“?值都雍，識即命通”。又有大小二甲。又有知己甲。又有四字甲，言“深輝軒庭”。又四凶甲。又芳林十哲，言其與宦官交遊，若劉煌、任江，洎李岩士、蔡鋌、秦韜玉之徒。鋌與岩士各將兩軍（琮按：兩軍指東西神策軍，都由宦官掌管）書題，求華州解元，時謂對軍解頭。大和中，又有杜顓、竇?、蕭?，極有時稱，為後來領袖。（卷四《企羨》）
顯然，這種惡劣的風氣，對於當時文人的思想會有強烈的影響。晚唐時期的文學，固然有像皮日休、羅隱、陸龜蒙、杜荀鶴等作家寫出現實性較強的作品，但無可諱言，也另有不少巧譽阿諛等無聊之作，這是與科舉製的弊端分不開的。柳宗元貶謫永州時，遇見落第進士婁圖南，同情他的遭遇，並借婁圖南之口，指責了這種時弊，說：“交貴勢，倚親戚，合則插羽翮，生風濤，沛焉而有餘”，“厭飲食，馳堅良，以歡於朋徒，相貿為資，相易為名，有不諾者，以氣排之”（《柳宗元集》卷二十五《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柳宗元說的是元和時的情況，在這之後，到了晚唐，如《唐語林》所記種種之醜狀，就更不堪入目了，晚唐文風的卑弱，不能說與此無關。
以上所記舉子在試前的活動，如在長安過夏攻讀，在名山寺觀內讀書作文，以及結成朋黨以造聲勢，等等，都是一時的風尚。另外，也有故意以特異的舉動聳動視聽，以求取聲譽的，像陳子昂的毀琴，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例，茲據《太平廣記》卷一七九引錄於下：
陳子昂，蜀射洪人，十年居京師，不為人知。時東市有賣胡琴者，其價百萬，日有豪貴傳視，無辨者。子昂突出於眾，謂左右，可輦千緡市之。眾鹹驚問曰：“何用之？”答日：“餘善此樂。”或有好事者曰：“可得一聞乎？”答曰：“餘居宣陽裏。”指其第處：“並具有酒，明日專候，不唯眾君子榮顧，且各宜邀召聞名者齊赴，乃幸遇也。”來晨，集者凡百餘人，皆當時重譽之士。子昂大張宴席，具珍饈。食畢，起捧胡琴，當前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轂，碌碌塵土，不為人所知。此樂賤工之役，豈愚留心哉！”遂舉而棄之，舁文軸兩案，遍贈會者。會既散，一日之內，聲華溢都。（注謂出自《獨異誌》）
陳子昂是高宗開耀二年（682）登進士第的，此事或當在開耀二年春或上年。這還是在進士試的初期階段，如果在中晚唐朋黨交結之時，他的這種舉動恐未必能夠奏效。且以千緡之資買一胡琴而棄毀之，也非一般文士之所能為，子昂出身富戶，足可當之，這種特異的舉動，是代表了唐代科舉試前期階段的特色，與中後期是有所不同的。
五
韋澳於宣宗大中時任京兆尹，他曾論及唐代前後期科場風氣的變化，對於元和以前的情況，不免有虛飾溢美之辭，如說：“當開元、天寶之際，始專用明經、進士，及貞元、元和之際，又益以薦送相高。當時務尚切磋，不分黨甲，絕僥幸請托之路，有推賢讓能之風。”（《解送進士明經不分等第榜文》，《全唐文》卷七五九）事實上不論貞元、元和，還是開元、天寶，科場中“僥幸請托”的事例，已經不少，前已述及。不過韋澳所論的重點是中唐以後的情況，尤其是宣宗時的風氣，這對我們認識和研究這一時期科舉考試的種種弊端，不無幫助。他說：
近日已來，前規頓改。互爭強弱，多務奔馳，定高卑於下第之初，決可否於差肩之日。曾非考核，盡係經營。奧學雄文，例舍於貞方寒素；增年矯貌，盡取於黨比群強。雖中選者曾不足雲，而爭名者益熾其事。
這就是說，進士考試，中唐以後競爭愈來愈激烈，而及第者往往並非由於實際的才學，而是由於奔走請托，所謂“曾非考核，盡係經營”。
這種情況，應當怎樣看待呢？一般地說，作為封建社會選拔官吏製度的科舉製，作為地主階級國家的一項政治設施，無論它怎樣嚴格防範，漏洞是不可能堵塞的，因為它本身是一種私有製的產物，它是適應地主階級的政治需要而產生的，絕不可能杜絕走私舞弊等腐敗的風氣。明清時期，尤其是清代，科場禁製十分嚴密，但科場案仍不時有所揭發，更不用說數量大得多的未被揭發的種種走私行為了。特殊地說，在唐代，科舉製還處於初期階段，它仍不免帶有前一曆史時期薦舉製和九品中正製的某些痕跡，如注重名公巨卿對舉子的評議，錄取時可以公開接納社會上、政治上有聲望者的薦舉，可以事先確定去取及名次，考試時的不糊名製正好適應這種特定的曆史需要。在當初，這樣做，可能對擴大一般地主階級士人的政治出路起過積極作用，但在發展的進程中，新興的貴族官僚也必然會利用這種局勢，他們會很快認識到，憑他們所掌握的權勢，使自己的子弟通過科舉進入仕途，從而通向統治的高層，這是一條有利的通道。既然眼前擺著這一通道，為什麼不加以利用呢？權勢欲和財富欲刺激和鼓動他們擁向科舉的大門，並力求憑借他們已得到的權力，通過各種社會關係，來把持這座大門，阻止一般政治上缺乏依靠、經濟上較為清貧的地主階級文人進入這座大門中去。尤其是中唐以後，藩鎮割據，宦官專權，腐敗空氣籠罩朝野上下，在這樣總的社會政治情勢下，科舉取士也呈現出種種腐敗的惡劣的風氣，那是必然的。
對科舉製的衝擊和破壞，首先來自那些高門大族、王公貴戚。五代詞人牛希濟在《貢士論》中說：“唯王公子弟，器貌奇偉，無才無藝者，亦冠於多士之首。”說他們的家族，由於門第清貴，本來就是“機權沉密，詞辯雄壯，臧否由己，升沈在心”；因而“有司畏之，不敢不與之者，言泉疾於波浪，舌端利若鋒芒，所排歿九泉，所引升霄漢”（《全唐文》卷八四六）。正因為他們的家族握有政治實權，享有社會聲望，並能左右輿論，這就使他們的子弟可以不受科場的約束，牛希濟形象地描寫他們神采飛揚的狀貌與舉止說：
秋風八月，鞍馬九衢，神氣揚揚，行者避路。取富貴若咳唾，視州縣如奴仆。
這樣，就出現了某些豪門大姓幾乎每年都有人科舉及第的情況。據《唐語林》載，範陽盧氏，自德宗興元元年（784）起，至僖宗乾符二年（875）止，共九十二年，其中有兩年因事停止考試，實際為九十年，單是進士登第者有一百一十六人，其他科目及第的還不計算在內。此事見於《唐語林》卷四《企羨》，《南部新書》己卷也有同樣的記載，當可信。科舉考試的實行，本是想擴大中小地主的進取之途，相對限製豪門大族在仕途競爭中的優勢，不想在實行過程中，某些大姓不僅沒有受到限製，反而明顯占有優越的地位。宣宗一反武宗之政，過去曆史上有“小太宗”之稱，實際上晚唐的大亂，其根子在大中時就已釀成。即以科舉而論，某些史書多說他好儒術，特重科舉，唐末孫?《北裏誌》序中一麵說宣宗之世，進士之盛，“曠古無儔”，但另一方麵又指出這時所取的進士“率多膏粱子弟”；並說“由是仆馬豪華，宴遊崇侈”。《冊府元龜》卷六五一《貢舉部?謬濫》記宣宗大中十四年（860）的考試情況道：
時舉子尤盛，進士過千人，然中第者皆衣冠士子。是歲有鄭義則，故戶部尚書?之孫；裴弘，故相休之子；魏當，故相扶之子；令狐□，故相?之子。餘不能遍舉。
當時豪門大族，高官貴要，互相勾結，盤根錯節，把持了舉選權，這已經比天寶時劉長卿等的朋的組織更為發展，是統治者上層的權力勾結，因此更帶有壟斷性。《唐摭言》卷七《升沉後進》說：“太平王崇、竇賢二家，率以科目為資，足以升沉後進，故科目舉人相謂雲：‘未見王、竇，徒勞漫走。’”另外則有崔雍、鄭顥：“崔起居雍，少有令名，進士第，與鄭顥齊名。士之遊其門者，多登第。時人語為‘崔雍鄭顥世界’。”（《唐語林》卷四《企羨》）這裏所寫的這些子弟，其家庭往往帶有兩重性：一，他們不少是南北朝沿襲下來的士族，二，他們乃是自中唐以來通過科舉（特別是進士試），再經過各種途徑，成為新興的世祿貴族。正是這種人組成晚唐官僚集團的骨幹，也從而把持科舉取士的控製權。
晚唐時，一些出身貧寒、在科場中蹭蹬失意的詩人，對以上的情況是有所認識的，他們在詩中寫道：
當春人盡歸，我獨無歸計。送君自多感，不是緣下第。君看山上草，盡有幹雲勢。結根既不然，何必更掩袂……（曹鄴《送厲圖南下第歸澧州》）
青帝使和氣，吹噓萬國中。發生寧有異，先後自難同。輦草不銷力，岩花應費功。年年三十騎，飄入玉蟾宮。（李鹹用《春風》，《披沙集》卷三）
讀了這些詩，我們自然地會想起左思《詠史》詩的有名的句子：“鬱鬱澗底鬆，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左思的詩對門閥士族的壟斷統治表示極大的憤慨，時間過去了六百年，科舉製代替了九品中正製，而唐代詩人們在不同的曆史條件下又唱出了相似的主題，這是足以令人深思的。
在朝廷貴要中，首先是當朝的宰相，往往利用其職權和聲勢，使自己的子弟及親友通過科舉及第，然後迅速升遷，而知舉官懾於宰臣的權勢，也不得不仰其鼻息，放與及第。天寶後期的楊國忠就是一個很有代表性的例子。據《太平廣記》卷一七九《楊暄》條載：
楊國忠之子暄舉明經，禮部侍郎達奚?考之，不及格，將黜落，懼國忠而未敢定。時駕在華清宮，?子撫為會昌尉，?遽召使，以書報撫，令候國忠，具言其狀。撫既至國忠私第，五鼓初起，列火滿門，將欲趨朝，軒蓋如市。國忠方乘馬，撫因趨入，謁於燭下。國忠謂其子必在選中，撫蓋微笑，意色甚歡。撫乃白曰：“奉大人命，相君之子試不中，然不敢黜退。”國忠卻立大呼曰：“我兒何慮不富貴，豈借一名，為鼠輩所賣！”即不顧，乘馬而去。撫惶駭，遽奔告於?曰：“國忠恃勢倨貴，使人之慘舒，出於咄嗟，奈何以校其曲直。”因致暄於上第。既為戶部侍郎，?才至禮部侍郎，轉吏部侍郎，與同列，暄話於所親，尚歎己之淹徊，而謂?遷致疾速。
按《太平廣記》此處所記謂出自《明皇雜錄》，其中細節有與史實不合的，如據徐鬆《登科記考》卷九，達奚?任禮部侍郎知貢舉與楊暄以明經登第，乃在天寶二年（743），這時李林甫居相位，權傾中外，楊國忠雖因係楊貴妃的從祖兄，得入朝中，但官位尚低。又其中說“時駕在華清宮”，按天寶六載（747）十月始改驪山的溫泉宮為華清宮。楊國忠原名釗，天寶九載（750）冬才改名國忠，這裏記達奚撫奔告其父，謂國忠如何如何，揆之史實，皆不相合。天寶十一載（752）十一月，李林甫死，楊國忠才拜相。但《太平廣記》此處所記，被采入《資治通鑒》中（卷二一六，天寶十二載），則司馬光是相信實有其事的。總之，不論上述的記載與具體的史實是否有所出入，但它寫當朝的執政大臣依仗權勢，脅迫考官，強使自己的子弟登科及第，是有代表性的。這則記載的細節描寫也很生動，一定是流傳於一時的。
這種情況發展到後來，越來越嚴重。唐代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那就是，知舉者閱卷後所擬定的名單，在正式放榜前，須親自送到宰相府第，請宰相過目，如宰相對榜中名單有異議，或另有人選，還可調換，這就無異於宰相對錄取名單有最終的決定權，而其間就不免有上下其手、交通關節等種種不可告人的情狀。雖然唐代也有個別有識者對此進行過改革，但為時極短，積弊仍存。因此，如果考試以前能得到宰相的稱譽，就無異於已經登第。如李玨所作牛僧孺神道碑，說牛僧孺於貞元末舉進士來長安，正好韋執誼作相，網羅名士，“公袖文往謁，一見如舊，由是公卿藉甚，名動京師，得上策”（《全唐文》卷七二?）。這是中唐時的情況。又據《金華子》載，劉崇望於僖宗時應進士試，於初一、十五日拜謁相國鄭從讜，禮部侍郎裴瓚也去鄭府訪候，鄭從讜在送出劉崇望時，對裴瓚說：“大好及第舉人！”就這麼一句話，就使得：“瓚唯唯，明年列於門生矣。”另外，《唐闕史》還記有下麵一則故事：
貢士許道敏，隨鄉薦之。初獲知於時相，是冬，主文者將蒞事於貢院，謁於相門，丞相大稱其文學精臻，宜在公選，主文加簡揖額而去。許潛知其旨，則磨礪以須，屈指試期，大掛人口。俄有張希複員外結婚於丞相奇章公之門，親迎之夕，辟道敏為儐讚。道敏乘其喜氣，縱酒飛章，搖?高談，極歡而罷。居無何，時相敷奏不稱旨，移秩他郡，人情恐駭，主文不敢第於甲乙。爾後晦昧坎?，不複聞達，繼丁家故，垂二十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