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也是唐代科舉試中的一個小小的悲喜劇，許道敏是權力徙易中的一個犧牲者，由此仍可看出宰相個人的權位對於科試取士的幹預。這種幹預是唐代所特有的，宋以後隨著科舉製的改革，這種情況就不複存在。
宰相不但自己出麵幹預科舉試，有時還通過其子弟招財納賄，結黨營私，晚唐時令狐□、令狐?父子就是突出的例子。令狐□在宣宗時，與白敏中等共同排擠和誣陷武宗時頗有作為的政治家、宰相李德裕，當了宰相。諫議大夫崔?曾經奏劾道：“令狐?昨以父居相位，權在一門。求請者詭黨風趨，妄動者群邪雲集。每歲貢闈登第，在朝清列除官，事望雖出於□，取舍全由於?。喧然如市，旁若無人，權動寰中，勢傾天下。”鹹通二年（861），又有劉蛻、張雲等上疏，劾?“恃父秉權，恣受貨賂”（《舊唐書》卷一七二《令狐?傳》）。至於令狐□玩弄權術，想方設法使其子?登進士第，則除了正史外，如《北夢瑣言》（卷一）、《唐語林》（卷三）都有記述，成為當時的醜聞。
宰相以一己的權勢幹預科試，當然會激起眾人的不滿，上述崔?等人上疏奏劾是一種反抗的方式，有時知舉官還以巧妙的方式，加以公開的揭露，使其計不得行。如有一個叫郭薰的，與於琮交好，後於琮以懿宗鹹通八年（867）拜相，郭薰又列為於琮門下的清客。鹹通十三年，趙?知貢舉，於琮立意要為郭薰致高第，趙?極不願意，一時想不出好主意：“會列聖忌辰，宰執以下於慈恩寺行香，忽有彩帖子千餘，各方寸許，隨風散漫，有若蜂蝶，其上題曰：‘新及第進士郭薰。’公卿覽之，相顧囅然。因之主司得以黜去。”想不到千餘年前，人們已經想出散發傳單的辦法，索性把於琮的心計公之於眾，這確是一條妙計，同時也可想見多數士人的憤慨心情。
唐代中晚期政治的一個特點，是宦官當權，藩鎮勢力膨脹，科舉考試也受到這兩種勢力的幹擾。我們且先舉一個例子來看：
高鍇侍郎第一榜，裴思謙以仇中尉關節取狀頭，鍇庭譴之，思謙回顧厲聲曰：“明年打脊取狀頭！”明年，鍇戒門下不得受書題。思謙自懷士良一緘入貢院，既而易以紫衣，趨至階下，白鍇曰：“軍容有狀，薦裴思謙秀才。”鍇不得已，遂接之。書中與思謙求巍峨，鍇曰：“狀元已有人，此外可副軍容意旨。”思謙曰：“卑吏麵奉軍容處分，裴秀才非狀元，請侍郎不放。”鍇俯首良久曰：“然則略要見裴學士。”思謙曰：“卑吏便是！”（《唐摭言》卷九《惡得及第》）
仇士良是中唐時氣焰囂張，不可一世的大宦官，憲宗元和初他就曾因搶占驛站房間，與元稹衝突，用鞭子打傷元稹的麵頰，元稹後來還被貶出。文宗大和九年（835）甘露之變，殺掉了好幾個宰相，朝堂為之一空，指揮者就是仇士良。結果文宗成為半囚禁的人物，自歎比曆史上有名的屈辱帝王周赧王、漢獻帝還不如。《新唐書》卷二?七本傳說仇士良一生“殺二王、一妃、四宰相，貪酷二十餘年”。《唐摭言》記載的裴思謙依仗仇士良的權勢，脅迫高鍇取為狀元，正是仇士良的權位發展到頂點的文宗開成三年（838）。高鍇於開成年間連續三年知貢舉，史稱其“選擢雖多，頗得實才，抑豪華，擢孤進，至今稱之”（《舊唐書》卷一六八）。應該說，高鍇在中晚唐知貢舉中還是比較能主持公正的，但即使如此，也還是拗不過宦官的勢力。裴思謙之所以能如此放潑無賴，說是因為有仇士良做他的靠山，自恃無恐，不但要錄取，而且還要做狀元，可見當時宦官的凶焰囂張之狀。南宋人洪邁曾以此譏議高鍇，說：“鍇徇凶?之意，以（裴思謙）為舉首，史謂頗得才實，恐未盡然”（《容齋續筆》卷十一《高鍇取士》條）。洪邁的話當然不無道理，但處於宦官專權、動輒可以殺人的文宗後期，高鍇這樣做，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附帶說一下，宦官所掌握的神策軍，有時還直接殺害舉子，搶劫其錢財。如代宗時的宦官頭子魚朝恩，讓其親信劉希暹掌管神策禁軍，劉希暹等人就秉承魚朝恩的意旨，於北司設置監獄，收羅京師街坊的惡少，“羅織城內富人，誣以違法，捕置獄中，忍酷考訊，錄其家產，並沒於軍”。到京城應考的舉子，住在旅舍客店之中，有時也被他們暗害，錢財被他們劫走，“遇橫死者非一”，長安城內稱之為“入地牢”。事見《舊唐書》卷一八四《宦官傳》。）
晚唐時還有一個宦官頭子叫田令孜，僖宗還沒有登上皇位時，就與他昵狎，同臥起，呼他為“父”；僖宗即位後，他更受到寵信，史稱“令孜知帝不足憚，則販鬻官爵，除拜不待旨，假賜緋紫不以聞。百度崩弛，內外垢玩”（《新唐書》卷二?八本傳）。晚唐朝廷就是由這一腐朽集團把持著的。黃巢起義軍打進長安，田令孜簇擁僖宗逃到四川，起義軍失敗，僖宗回到長安，田令孜更以“匡佐”之功，“威權振天下”（《舊唐書》卷一八四）。當時一些沒有骨氣的文人，就投靠在這個大宦官的門下，夤緣求進。如詩還做得不錯的秦韜玉（他的名句有“苦恨年年壓金線，為他人做嫁衣裳”），就是“出入大閹田令孜之門”因而得第的（《唐摭言》卷九《敕賜及第》），真是十分可惜。又如：“黃鬱，三衢人，早遊田令孜門，擢進士第，曆正印金紫。李瑞，曲江人，亦受知於令孜，擢進士第，又為令孜賓佐”（同上卷九《惡得及第》）。當時有所謂“芳林十哲”，即奔走於舉場的讀書人，“皆通連中官”，“每歲有司無不為其幹撓，根蒂牢固，堅不可破”《《唐語林》卷三《方正》）。劉允章知貢舉，因為不買他們的賬，對“十哲”中有些人不予錄取，結果則是放榜以後，即以“予奪不能塞時望”為理由，由禮部侍郎外放，出為鄂州觀察使，後又分司東都為閑職。像秦韜玉，就是“芳林十哲”之一，《唐語林》卷四《企羨》記道：“又芳林十哲，言其與宦官交遊，若劉煜、任江，洎李岩士、蔡鋌、秦韜玉之徒。”清代全祖望《鮚?亭集》外集卷三十八《門生論》說：“唐人以詞賦取士，苟得於功名，至於投貴主，投中官，則士氣已盡，固無論其餘。”當指此而言。
除了宦官外，一些士人還有依托強藩而求進的，如晚唐時寫出過現實性較強詩篇的詩人杜荀鶴，就是因為吹捧黃巢起義軍的叛徒、後來被唐朝廷封為梁王的朱全忠而得以進士及第的，據《唐詩紀事》卷六十五記載說：
荀鶴初謁梁王朱全忠，雨作而天無雲。梁曰：“此謂天泣，知何祥？”請先作無雲雨詩，乃賦曰：“同是乾坤事不同，雨絲飛灑日輪中。若教陰翳都相似，爭表梁王造化功！”梁悅之。
《唐才子傳》卷九也載此事，並補充道：
荀鶴寒進，連敗文場甚苦，至是遣送名春官，大順三年（891）裴贄侍郎下第八人登科。
杜荀鶴及第後，殷文圭有詩相賀，說：
一戰平疇五字勞，晝歸鄉去錦為袍。大鵬出海翎猶濕，駿馬辭天氣正豪。九子舊山增秀絕，二南新格變風騷。由來稽苦符公道，平地丹梯甲乙高。（《寄賀杜荀鶴及第》，《全唐詩》卷七?七）
詩還是寫得不錯的，但可惜這“翎猶濕”的大鵬，“氣正豪”的駿馬，卻是低眉從梁王府裏出來的，並非出自大海，降自雲霄。其實，殷文圭的得中進士第，也由於朱全忠的表薦，《唐詩紀事》卷六十八記道：“唐末詞場，請托公行，文圭與遊恭獨步場屋。乾寧中，帝幸三峰，文圭攜梁王表薦及第，仍列榜中。”可見殷文圭與杜荀鶴有同樣的際遇，因而也有同感。殷、杜二人是當時文士中之佼佼者，尚不能免此，則其他可知。晚唐時的科場，就是由於重臣權貴、宦官強藩等插手相幹預，弄得烏煙瘴氣，這與當時整個統治集團的日趨腐化緊密相連。
六
在這種情況下，交通關節、納財行賄，就不可避免。北宋時蘇軾的好友趙德麟，在其所著筆記《侯鯖錄》中記載唐末五代人的話：
唐末五代，權臣執政，公然交賄，科策差除，各有等差。故當時語雲：“及第不必讀書，作官何須事業！”（卷四）
如果說趙德麟的記載還較為一般化的話，我們不妨再舉兩則傳奇作品中所寫的故事，來看看那時的風俗人情。
一是《太平廣記》卷一五七《李君》，說有一位李君，累試不第，久居長安。一日，在長安西市閑遊，登酒樓小坐，忽聽得樓下有人說話：“交他郎君平明即到此，無錢，即道，元是不要錢及第。”李君一聽，似有緣故，就連忙下樓，問一客，客曰：
“侍郎郎君有切故，要錢一千貫。昨有共某期不至者，今欲去耳。”
李君問：“此事虛實？”
這位客說：“郎君見在樓上房內。”
李君馬上說：“我是舉人，身邊也帶有錢，可不知能一見郎君否？”
客說：“實如此，何故不可。”
於是兩人重新上樓，會見這位郎君，飲酒敘談。客介紹說：“這就是當今禮部侍郎家的郎君。”這郎君也說：“主司是親叔父。”於是一筆交易講定。明年春天，李君果然及第，“後官至殿中，江陵副使”。《太平廣記》載此，謂出自《逸史》。這雖然是小說，卻十分真切地反映了當時的情況，某種程度上比正式的史書更接近於真實。
另一是中唐時人李複言的傳奇《續玄怪錄》卷二《李嶽州》。說是有李俊者，德宗興元（784）時舉進士，連不中第。其故人包佶貞元初任國子祭酒，答應為他通關節，將他推薦於知舉者。放榜的前一天，照例禮部須以及第者姓名呈報宰相。那天五更，李俊一早起來，去見包佶，想再候候消息，這時――
裏門未開，立馬門側。傍有鬻糕者，其氣??。有一吏若外郡之郵檄者，小囊氈帽，坐於其側，欲糕之色盈麵。俊顧曰：“此甚賤，何不以錢易之？”客曰：“囊中無錢耳。”俊曰：“俊有錢，願獻一飽，多少唯意。”客甚喜，啖數片。
這一段描寫，非常有生活氣息，唐人的一些傳奇作品中有描寫在裏坊門側賣胡餅的，與這裏所載的一樣，生活情味極濃，它們不但有很高的認識價值，還使我們得到極大的美學享受。
再說這位客吃了幾片之後，不一會，裏門開，眾人相擠出門，這位客在馬後與李俊說：“有小事相告，請稍停。”李俊下馬聽之，客道：“某乃冥吏之送進士名者，君非其徒耶？”李俊應聲說是。客說：“送到宰相處的榜就在這裏，你自己找吧。”李俊上下尋找，未見自己的名字，不覺淚下，說：“我苦心於筆硯已二十多年，考也考了十年了，心破魂斷，就巴望著這一次。現在又沒有名，這輩子算是沒有希望了！”這個客（也就是陰吏）見他可憐，又感剛才買糕救饑之恩，就替他出主意：“能行少賂於冥吏，即於此取其同姓者，去其名而自書其名，可乎？”李俊忙問要多少錢，客說陰錢三萬貫就可以了，於是約定第二天中午送交。客隨即把榜交給李俊，叫他自己塗寫。榜上有李夷簡名，李俊要在這上頭改，客忙說：“不可。此人祿重，不可易也。”（按這反映李夷簡門第貴要，不能輕易改動）下麵有叫李溫的，客說這能改。於是就把“溫”字改成“俊”字，相別而去。
李俊然後來到包佶府第，包佶還沒有打扮好，一聽說李俊來見，怒目延坐，說：“吾與主司分深，一言姓名，狀頭可致。公何躁甚相疑，頻頻見問，吾豈輕語者耶？”李俊隻得告辭，隨即又換了一套衣服，伺候包佶出來，偷偷跟在後麵。隻見包佶走到子城東北角，正好碰到禮部侍郎帶著榜到朝堂去見宰相，包佶就問他李俊的事，侍郎說：“誠知獲罪，負荊不足以謝。然迫於大權，難副高命。”包佶一聽，心想已在李俊麵前誇了海口，如果不成，何以相見，就著急說：“季布所以名重天下者，能立然諾。今君不副然諾，移妄於某，蓋以某官閑也。平生交契，今日絕矣！”不揖而行。侍郎走上，拉住他說：“迫於豪權，留之不得……”按這段描寫，十分精彩，朝官之間的通關節，知舉者迫於權豪，不得不將及第進士留給掌大權者相托之人，而冷落國子祭酒這一閑官，而這位國子祭酒也不示弱，以斷絕交情為要挾，把他們平日掩蓋著的真實麵目揭示得極其充分。小說後來寫道：二人共同看榜上姓名，包佶要把李夷簡名揩去，侍郎不肯，指下麵“李溫”的名，說：“可矣。”二人於是做手腳，把“溫”字換了“俊”字，這才了結。
這個故事，表麵上托之於陰府鬼曹，寫的卻是活生生的人世現實，把官官相護、互通關節，以及既勾結又爭奪的科場內幕，一一寫出，確是一篇很好的文藝作品，也是研究唐代科舉史的非常有價值的史料。
唐代的科場案沒有明清兩代的多，這並不是說唐代科場中走私舞弊就比明清時少，而是由於唐代的特殊情況，公開揭發出來的不多（如果按明清時的要求，則唐代科試中所謂通榜本身就該要治罪，但唐代卻視為習俗，公開進行的）。這裏舉幾個來談談。
早在高宗時，就有董思恭漏泄考題的案件。《封氏聞見記》卷三《貢舉》條載：
龍朔中，敕右史董思恭與考功員外郎權原崇同試貢舉。思恭，吳士，輕脫，泄進士問目，三司推，贓汙狼藉。後於西堂朝次告變，兔死除名，流梧州。
董思恭算是高宗時較有名的文士，曾參與修撰文藝性類書《瑤山玉彩》（《唐詩紀事》卷三）。《舊唐書?文苑傳》有傳，說他“所著篇詠，甚為時人所重”。這次他以右史（起居舍人）與考功員外郎權原崇同知貢舉，漏泄進士問目（這時進士尚試策文，此當是策文的問目），再加勘問，則又“贓汙狼藉”。可見初唐時科舉考試中納財受賄的事就已經不少了。但那時處分還是比較嚴的，董思恭本要處以死刑，後因他“告變”（告發別人陰謀作亂，――這當是他為了自己脫身，而誣陷別人），才算免死，流放梧州（《舊唐書》本傳說他“配流嶺表而死”）。
在這之後，則有穆宗長慶元年（821）的科場案，這是揭發出來的唐代最大的一次科場案件，結果是知舉者及與此案有牽連的幾個大臣都貶官外出。過去有些史書（如《通鑒》）往往把這次事件與牛（僧孺）李（德裕）黨爭相聯係，以為事件之所以被揭出，乃是出於李德裕為其父（吉甫）報私仇，而又因此事更加深了兩黨的紛爭，所謂“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通鑒》卷二四一長慶元年三月條）。《通鑒》的這一論述，已故唐史學家岑仲勉先生《通鑒隋唐紀比事質疑》（頁271）已有所駁正，拙著《李德裕年譜》同意岑先生的意見，也有所論列，這裏不再詳談。總的來說，這次事件與李德裕並無關係，牽涉不到牛李黨爭，但因李德裕與元稹、李紳交好，元、李二人在這次事件中是攻擊李宗閔等的主要人物，於是牛黨人物也連帶地忌恨李德裕，後人不察，也就誤以這是兩黨的爭訟。
綜合過去的史料，這次事件的原委是這樣的：長慶元年的科試，知舉者為禮部侍郎錢徽，另有右補闕楊汝士也預其事。在這之前，段文昌任宰相，楊憑的兒子深之應進士舉，曾以家藏珍貴書畫獻於文昌，求他薦引。剛好這年二月文昌罷相，外放為西川節度使，赴任前就以楊深之之事麵托錢徽，後又寫信保薦。另外，這時任翰林學士之職的李紳也以舉子周漢賓托錢徽。想不到進士榜發，楊深之、周漢賓都落選，及第者的姓名中有鄭朗（鄭覃之子；按：鄭覃父?瑜，德宗、順宗朝做過宰相，鄭覃此時任諫議大夫，鄭家是有名的望族），裴?（名相裴度之子），蘇巢（李宗閔之婿；按：宗閔為宗室，此時任中書舍人），楊殷士（楊汝士之弟；汝士本年參與進士試的評閱）。李宗閔、楊汝士與錢徽有交情，宗閔則與翰林學士元稹有私人矛盾。
段文昌一看榜上的情況，大怒，就向穆宗陳奏：“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以關節得之。”穆宗問元稹、李紳，都說“誠如文昌言”。穆宗於是命中書舍人王起與知客郎中知製誥白居易複試，結果鄭朗、蘇巢、楊殷士等落第，裴?算是特放及第（裴?之特放及第，與裴度有關，可見這裏仍有妥協）。朝廷還特地為此事下了一道詔令，其中說道：
國家設文明之科，本求才實，苟容僥幸，則異至公。訪聞近日浮薄之徒，扇為朋黨，謂之關節，幹撓主司。每歲策名，無不先定，永言敗俗，深用興懷。鄭朗等昨令重試，意在精核藝能，不子異書之中，固求深僻題目，貴令所試成就，以觀學藝淺深。孤竹管是祭天之樂，出於《周禮》正經，閱其呈試之文（琮按：此次複考的試題為《孤竹管賦》、《鳥散餘花落詩》），都不知其本事，辭律鄙淺，蕪累亦多。比令宣示錢徽，庶其深自懷愧。
接著，就貶錢徽為江州刺史，李宗閔為劍州刺史，楊汝士為開江令。
應當說，這次事件的雙方，原無是非可言，李宗閔等固然與錢徽交情甚厚，因而有所請托，但段文昌以使相之尊，受人書畫珍品，跡近納賄，也於事非公。因此在錢徽貶出時，有人向他建議，叫他把段文昌、李紳囑托的書信進呈給皇帝，錢徽大約為了防止事態擴大，沒有這麼做，因而還博得了“長者”的美譽。問題在於錢徽、李宗閔一方，事情做得太露骨了，所取人中，蘇巢為宗閔婿，殷士為汝士弟，都是親屬，未免引起物議；另外錄取的文士中，高門貴要子弟太多，這些人又無才學，這就引起公憤。錢徽等貶出後，朝廷又下了一道詔書，說當時科試之弊，“小則綜核之權，見侵於下輩；大則樞機之重，旁撓於薄徒”。《舊唐書》卷一六四《王起傳》也記有此事，說道：“先是，貢舉猥濫，勢門子弟，交相酬酢，寒門俊造，十棄六七。及元稹、李紳在翰林，深怒其事，故有複試之科。”白居易於複試畢後奏狀，也說：“伏以陛下慮今年及第進士之中，子弟得者僥幸，平人落者受屈，故令重試重考。此乃至公至平，凡是平人，孰不慶幸。”（《白居易集》卷六?《論重考試進士事宜狀》）可見這年的科場案，雖然出於朝官之間的私人摩擦，但卻是反映了相當一部分“寒門俊造”對於勢門貴要把持舉選權的深刻不滿。
在這之後，則是宣宗大中九年（855），據《舊唐書》卷十八下《宣宗紀》，大中九年三月載：
試宏詞舉人，漏泄題目，為禦史台所劾，侍郎裴諗改國子祭酒，郎中周敬複罰兩月俸料，考試官刑部郎中唐枝出為處州刺史，監察禦史馮顓罰一月俸料。其登科十人並落下。其吏部東銓委右丞盧懿權判。以吏部侍郎鄭涯檢校禮部尚書，兼定州刺史、禦史大夫，充義武軍節度、兼定州觀察處置、北平軍等使。禦史台據正月八日禮部貢院提到明經黃續之、趙弘成、金質等三人偽造堂印、堂帖，兼黃續之偽著緋衫，將偽帖入貢院，令與舉人虞蒸、胡簡、黨讚等三人及第，許得錢一千六百貫文。據勘黃續之等罪款，具招造偽，所許錢未曾入手，便事敗。奉敕並準法處死。主司以自獲奸人，並放。
此事又詳見裴廷裕之《東觀奏記》。《舊紀》所載，實際上包括兩件事，一是吏部考博學宏詞，因漏泄題目，責任在試官，所以考試官裴諗、周敬複等分別受到處分；二是禮部考明經科，舉人內外應合，偽造堂印、堂帖，罪在作偽者，“準法處死”。可見對於試官與應試的舉人，量刑的輕重是頗有不同的。
以上是見於文獻記載的三件科場案，實際上這隻是因各種利害衝突而暴露出來、不得不加以處理的案件，其他類似者一定還有不少，至於在幕後進行的各種大大小小的舞弊走私行為，如本書前麵敘述過的，則更不計其數。我們在肯定唐代科舉製的曆史進步性的同時，對它所已經表現出來的弊病也應該有充分的認識和估價。
七
唐代科舉考試中所表現出來的弊端，激起一些正直文人的憤慨和反抗，但在權貴、宦官、強藩等聯結成的強大勢力麵前，反抗者本人必處於被毀謗和被誣陷的境地。羅隱就是如此。《五代史補》說“羅隱在科場，恃才傲物，尤為公卿所惡，故六舉不第”。曆史上往往如此，對於腐朽的社會風氣的反抗和揭發，卻往往得到“恃才傲物”的惡諡。羅隱在《謝大理薛卿啟》中也說到這種情況，他說：“某動不知機，進惟招毀……群居不出一言，彼則謂某矜才傲物；痛飲不逾三爵，彼則謂某恃酒淩人。”（《羅隱集?雜著》）羅隱是這樣，中晚唐時有兩位詩人的特殊遭遇，更足以說明這個問題，這兩位詩人是賈島和溫庭筠。
關於這兩位詩人事跡的全麵情況，這裏不打算多談，近幾年來國內已有一些很好的文章，對詩人的事跡作了考訂。這裏打算談一下與科舉有關的部分。
《唐摭言》卷十一的《無官受黜》條列敘三個詩人，即孟浩然、賈島、溫庭筠。這三人都未科舉及第，孟浩然是終身不仕的，這不用說，賈、溫二人累舉不第，後來卻給做了官，這與唐代的科舉條例不合，因而後人就造作了種種不經之談。如《唐摭言》就說：“又嚐遇武宗皇帝於定水精舍，（賈）島尤肆毀，上訝之。他日有中旨，令與一官謫居，乃受長江縣尉，稍遷普州司倉而卒。”《詩話總龜》卷十一苦吟門引《唐宋遺史》則將此事說成是宣宗時，說賈島：
居於法乾寺，與無可唱和。一日，宣宗微行至寺，聞鍾樓上有吟聲，遂登樓，於島案上取詩卷覽之。島不識，乃攘臂睨之，遂於手內取詩卷曰：“郎君何會此耶！”宣宗下樓而去。既而島知之，亟謝罪，乃賜禦劄，除遂州長江簿。後遷普州司倉，卒。
《全唐文》卷七?還載有文宗時《授賈島長江主簿製》，說是“遇朕微行，聞卿諷詠，觀其誌業，可謂屈人”。雖然文宗、武宗、宣宗，所載時間不一，但都把賈島之外放為長江縣主簿，說成是偶然事件。今按唐人蘇絳《賈公墓誌銘》（《全唐文》卷七六三），記為：“穿楊未中，遽罹飛謗，解褐責授遂州長江縣主簿。”《新唐書》卷一七六《韓愈傳》附《賈島傳》謂：“累舉，不中第。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主簿。會昌初普州司戶參軍，遷司戶，未受命卒，年六十五。”據李嘉言先生《賈島年譜》，謂賈島《長江集》卷三有《寄令狐相公》詩，一作《赴長江道中》，中雲“策杖馳山驛，逢人問樟州；長江那可到，行客替生愁。”此令狐相公為令狐楚，楚卒於開成二年（837）十一月，則賈島赴長江主簿任當在此年十一月之前。被責授的原因，蘇絳所作墓誌及《新書》本傳都說是因為“飛謗”，未講具體情事。賈島有《寄令狐□相公》詩（《長江集》卷六。按：此“□”字當係衍文，因令狐□為相在宣宗時，時賈島已卒），係仍寄令狐楚者，詩中說：“驢俊勝羸馬，東川路匪賒。一緘論賈誼，三蜀寄嚴家。”當是赴任途中作，所以說“東川路匪賒”，令狐楚時在興元。可以注意的是詩中以賈誼自喻。詩的末尾說：“豈有斯言玷，應無白璧瑕。不妨圓魄裏，人亦指蝦蟆。”即指飛謗事，以明自己的無辜。卷六又有《謝令狐相公賜衣九事》：“長江飛鳥外，主簿跨驢歸。逐客寒前夜，元戎與厚衣。”又以逐客自況。賈島另有《病蟬》詩（《長江集》卷六）：“病蟬飛不得，向我掌中行。折翼猶能薄，酸吟尚極清。露華凝在腹，塵點誤侵睛。黃雀並鳶鳥，俱懷害爾情。”五代時何光遠《鑒誡錄》卷八就曾舉此詩，說：“賈又吟《病蟬》之句，以刺公卿，公卿惡之，與禮闈議之，奏島與平曾等風狂，撓擾貢院，是時逐出關外，號為十惡。”這就是說，賈島是以詩得罪了公卿，因而受到誣陷，於是雖非及第，也給他一個官職，遠放於偏僻小縣。
中晚唐時的一些詩人，對賈島的含冤外放是了解的，他們在寄懷和悼念中都對賈島的遭際表示深切的同情，這裏可舉數首如下：
長沙事可悲，普掾罪誰知。千載人盡空，一家冤不移。吟寒應齒落，才峭自名垂。地遠山重疊，難傳相憶詞。（姚合《寄賈島時任普州司倉》，《姚少監詩集》卷三）
敲驢吟雪月，謫出國西門。行傍長江影，愁深汩水魂。筇攜過竹寺，琴典在花村。饑拾山鬆子，誰知賈傅孫。（李洞《賦得送賈島謫長江》，《全唐詩》卷七二一）
忽從一宦遠流離，無罪無人子細知。到得長江聞杜宇，想君魂魄也相隨。（李頻《過長江傷賈島》，《全唐詩》卷五八七）
秦樓吟苦夜，南望隻悲君。一宦終遐徼，千山隔旅墳。恨聲流蜀魄，冤氣入湘雲。無限風騷句，時來日夜聞。（李頻《哭賈島》，《全唐詩》卷五八九）
謫宦自麻衣，銜怨至死時。山恨三尺墓，人口數聯詩。仙桂終無分，皇天似有私。暗鬆風雨夜，空使老猿悲。（杜荀鶴《經賈島墓》，《唐風集》卷上）
如果說賈島隻是較為抽象的“飛謗”一詞的話，那麼加給溫庭筠頭上的誣陷之詞，就具體得多而又難聽得多了。這就是所謂他在考場中專替人作槍手，人以輕薄目之。如《北夢瑣言》卷四謂：“（庭筠）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叉手而八韻成，多為鄰鋪假手，號曰救數人也。而士行有缺，縉紳薄之。”《唐摭言》卷十三《敏捷》：“山北沈侍郎（詢）主文年，特召溫飛卿於簾前試之，為飛卿愛救人故也。適屬翌日飛卿不樂，其日晚請開門先出，仍獻啟千餘字。或曰潛救八人矣。”於是文獻記載說他因此於大中末，未及進士第而授為方城尉。實際上從溫庭筠的生平事跡來看，他是多次得罪於貴要的。《唐詩紀事》卷七?《溫憲》條，說：
溫憲員外，庭筠子也。僖、昭之間，就試於有司，值鄭相延昌掌邦貢也，以其父文多刺時，複傲毀朝士，抑而不錄。
這裏記述知舉者還因為溫庭筠的緣故，故意不錄取其子，而溫庭筠之所以不容於時，倒並不在於替人作槍手，而是“文多刺時，複傲毀朝士”，這與前麵引述過的羅隱、賈島事，是同樣的。庭筠被貶方城尉時，其友人紀唐夫作詩送他：
何事明時經玉頻，長安不易杏園春。鳳凰詔下雖沾命，鸚鵡才高卻累身。且盡綠?銷積恨，莫辭黃綬拂行塵。方城若比長沙路，猶隔千山與萬津。（《送溫庭筠尉方城》，《全唐詩》卷五四三）
詩中說“鸚鵡才高卻累身”，確是道出了溫庭筠被貶的真正原因。賈島、溫庭筠，可說是中晚唐科場腐朽風氣的犧牲者。
唐代科舉與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