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唐代的進士榜，大致有兩種，一種是張榜，用大字書寫貼於禮部固定的地點（《全唐文》卷八六二載竇儀《條陳貢舉事例奏》謂：“又切覽《唐書》，見穆宗朝禮部侍郎王起奏，所試貢舉人試訖申送中書候覆訖下當司，然後大字放榜”）。一種是所謂榜帖，也稱“金花帖子”，可以傳通到各處。現在先說張榜，也就是傳統所謂的放榜；榜帖在後節中敘述。
唐代的科舉考試一般是每年舉行的，各地鄉貢進士由各州府舉送，照例於十月二十五日前集中京都長安（科試有時也在東都洛陽舉行，舉子在洛陽集中，但這種情況究屬少數），國子學和崇文、弘文兩館的生徒應進士試的也在十月報送尚書省。在這之後，舉子們還要履行一定的報到、納文解、結保，以及朝見、到國子監聽講等等手續和禮儀，前麵幾章中都已作了介紹，這裏不擬細述。在這之後，就舉行考試。
唐初，進士主要是試策，高宗以後，試三場，第一場試雜文（即詩、賦），第二場試帖經，第三場試策問。三場考完，主考官閱文，再經過一些呈報手續，最後定出進士及第者名單，即張榜公之於眾。玄宗開元以後，進士科已特別受人重視，中唐時人沈既濟說開元、天寶之際，“進士為士林華選，四方視聽希其風采，每歲得第之人，不浹辰而周聞天下”（《通典》卷十五《選舉》三引）。同時人封演也說：“故當代以進士登科為登龍門，解褐多拜清緊，十數年間，擬跡廟堂。”（《封氏聞見記》卷三《貢舉》）尤其是中唐以後，宰相和朝廷內外要職，主要由進士出身者擔任，進士科成為高級官僚的主要來源。這樣，進士放榜也成為舉國囑目的大事，因為這不僅決定應試舉子個人的升沉得失，也影響以後的政局將由哪些人來掌握。穆宗長慶時，王起知貢舉，放榜後，詩人張籍有句雲：“車馬爭來滿禁城”，“百千萬裏盡傳名”，可以概見其盛況。
進士放榜的月份，是與進士考試的時間相聯係的。唐代進士考試偶爾也在冬季，如《太平廣記》卷一七九《閻濟美》條引《幹□子》載大曆九年（774）兩都置貢舉，東都洛陽的考試，第一場試雜文是在十一月下旬，十二月初三日放雜文榜，十二月初四日試帖經。這可能是因為東都試後，及第進士仍須回長安參加各種儀式和宴集，因而提前在年前舉行。進士試的一般時間則是在正、二月間，尤其以正月居多數，那時長安的天氣還寒，仍有下雪，如《全唐詩》卷五四二載李衢、李損之、李景皆有詩題為《都堂試貢士日慶春雪》。唐人詩中提到禮部試時雪景的，如朱慶餘《省試晦日與同誌昆明池泛舟》（《全唐詩》卷五一五）：
周回餘雪在，浩渺暮雲平。
司空圖《省試》（《司空表聖詩集》卷四）：
粉闈深鎖唱同人，正是終南雪霽春。閑係長安千匹馬，今朝似緘六街塵。
當然，也有較晚的，如貞元二十一年（805）權德輿知貢舉，有《上巳日貢院考雜文不遂赴九華觀祓禊之會以二絕句申贈》（《權載之文集》卷十）：
三月韶光處處新，九華仙洞七香輪。
則已是三月，這大約也是不多見的。
唐代進士放榜的時間，根據現在見到的材料，有正月的，有二月的，也有三月的。正月的如：岑參《送杜佐下第歸陸渾別業》詩：“正月今欲半，陸渾花未開。出關見春草，春色正東來。”（《全唐詩》卷二??）杜佐下第東歸在近正月半，則此年放榜當在正月初十日左右。這是玄宗時。晚唐時也有在正月的，而且也正當正月初十日，如宋初錢易《南部新書》辛卷載：“杜荀鶴第十五，字彥之，池州人。大順二年（891）正月十日，裴贄下第八人。其年放榜日，即荀鶴生日。”又如詩人許渾於大和六年（832）登進士第時，寫有《及第後春情》一詩，末二句說：“猶以西都名下客，今年一月始相逢。”（《全唐詩》卷五三六）則這一年進士科也是一月放榜的。三月的如：王泠然《與禦史高昌宇書》中雲：“去年冬十月得送，今年春三月及第。”王泠然於開元五年（717）及第。又據《續前定錄》記：“貞元二十一年春，德宗皇帝晏駕，果三月下旬放進士榜。”按據《舊唐書》本紀，德宗卒於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癸巳。大約由於皇帝晏駕的緣故，放榜的時間推遲至三月末，已經過了清明節（參前引權德輿知貢舉時詩）。這算是特例，因此《續前定錄》把這件事作為定數加以描述。
通常的情況是在二月，二月放榜的記載較正月、三月的為多。這裏舉幾個例子。如伊?《及第後寄梁燭處士》詩：“十年辛苦一枝桂，二月豔陽千樹花。”（《全唐詩》卷六??），歐陽詹《送族叔陽行元落第回廣陵》文：“族叔行元既射策，與主司不合，春二月，將歸淮南。”（《歐陽行周文集》卷九）黃滔《二月二日宴中貽同年封先輩渭》詩：“桂苑五更聽榜後，蓬山二月看花開。”（《唐黃禦史公集》卷三）又晚唐詩人曹鄴在《下第寄知己》詩中說：“長安孟春至，枯樹花亦發。憂人此時心，冷若鬆上雪。”孟春即指二月。
另外，我們從白居易和柳宗元的文章中還可推知二月中的哪一天放榜。白居易有《省試性習相遠近賦》（《白居易集》卷三十八），題下自注雲：“貞元十六年二月十四日及第，第四人。”這篇賦是禮部試雜文一場所作，題下小注是白氏於放榜後追加。由此可知德宗貞元十六年（800）進士放榜的日子是二月十四日。柳宗元有《送苑論登第後歸覲詩序》（《柳宗元集》卷二十二），雲：“二月丙子，有司題甲乙之科，揭於南宮，餘與兄又聯登焉。”南宮即禮部。據徐鬆《登科記考》卷十三，柳宗元與苑論同於貞元九年登進士第；又據陳垣《二十史朔閏表》，貞元九年二月丙子為二月二十七日。
由以上材料可知，唐代進士放榜，通常是在二月，二月的上旬、中旬、下旬都有可能，日子並不固定。其次是正月，較少見，至於三月，則恐怕要算特殊的情況。二月的長安，天氣逐漸轉暖，韋莊《放榜日》詩中就寫道：“鄒陽暖豔催華發，太?春光簇馬歸。”有時天氣還冷，但曲江的梅花卻已衝寒而放，所以晚唐時劉滄有“廣陌萬人生喜色，曲江千樹發寒梅”之句。（《看榜日》，《全唐詩》卷五八六）
北宋時，進士禮部放榜似乎就固定在三月，蘇軾《大雪乞省試展限兼乞禦試不分初覆考劄子》（《東坡全集》卷三十八）中說：“元?三年正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製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竊見近者大雪方數千裏，道路艱塞，四方舉人赴省試者，三分中二有二月到闕，朝廷雖議展限。然迫於三月放榜，所展日數不多。”
進士放榜的地點，對於開元以前的情況，記載的材料較為模糊，如《唐摭言》卷十五《雜記》載：“貞觀初放榜日，上私幸端門，見進士於榜下綴行而出。”似乎放榜的地點是在宮城端門附近。《大唐傳載》又謂：“開元中，進士第唱於尚書省，其策試者並集於都堂，唱其第於尚書省。”這裏所謂都堂，本尚書令廳事，在尚書省，都堂之東則為吏、戶、禮部。《大唐傳載》所說隻是策試，並且隻提到尚書省，大約也是由策問改試雜文以前的情況。開元二十四年以後，改由禮部侍郎知貢舉，進士試就稱為禮部試，放榜的地點就在尚書省南麵的禮部南院。宋人程大昌《雍錄》卷八《職官?禮部南院》中記載：“禮部既附尚書省矣，省前一坊別有禮部南院者，即貢院也。《長安誌》曰‘四方貢舉所會’，其說是也。”這裏所說的《長安誌》即北宋時人宋敏求所作的《長安誌》。可見唐時在尚書省之南另有一坊，禮部南院就在此坊之內。清徐鬆《唐兩京城坊考》卷一西京皇城，承天門之東，第五橫街之北，記雲：“從西第一左領軍衛，次東左威衛，次東吏部選院，次東禮部南院（下注：四方貢舉人都會所也）。”又見清陸?耀等所修《鹹寧縣誌》卷三《曆代疆域水道城郭宮室名勝圖》。左領軍衛之北有兵部選院，是兵部注擬武官的地方；左威衛之北有刑部格式院；吏部選院是吏部銓試、看榜名所在，因在尚書省之南，也稱吏部南院。同樣，禮部南院當也因為在尚書省之南而得名。這四個官署，大約職事較多，故從北麵的尚書省分出來，另占一坊。進士張榜的地點就在禮部南院的東牆。關於張榜的地點、時間及有關的一些情況，五代人王定保有所記述：
進士舊例於都省考試，南院放榜，張榜牆乃南院東牆也。別築起一堵，高丈餘，外有?垣，未辨色，即自北院將榜就南院張掛之。元和六年，為監生郭東裏決破棘籬。
這就是說，進士張榜所在是在禮部南院的東牆，在東牆處另建築一道高約丈餘的榜牆，外麵再圍一道棘籬。清早天還朦朧時，把寫就的榜從北麵的尚書省禮部傳出來張掛於此。憲宗元和六年（811），國子監生徒郭東裏踏破棘籬，撕裂文榜，由於發生過這一事故，後來就分虛榜、正榜兩份，虛榜先掛，稍晚一些時再掛正榜。
王定保是在唐末登進士第的，他後來於五代時作《唐摭言》一書，曾從一些文人名士那裏打聽有關唐代的科舉風習，因此書中所記這方麵的情況較為詳備。這裏所說的放榜一事，還可從唐人的詩文中得到證驗。如長慶二年（822）登進士第的陳標，有《贈元和十三年登第進士》詩，雲：“春官南院粉牆東，地色初分月色紅。文字一千重馬擁，喜歡三十二人同。眼看魚變辭凡水，心逐鸚飛出瑞鳳。莫怪雲泥從此別，總曾惆悵去年中。”元和十三年（818）陳標雖應試而未及第，詩中所謂的三十二人，是此年新及第進士之數。春官即禮部。陳標是看榜的當事人，因此放榜的時地寫得很真切，確是在禮部南院的東牆，黎明時分月亮還未下去。類此的如韋莊《癸醜年下第獻新先輩》（《韋莊集》卷八）：“五更殘月省牆邊，緯旆?旌卓曉煙。”又如晚唐詩人黃滔，也曾在長安累應進士試，他有《入關言懷》詩雲：“落日灞橋飛雪裏，已聞南院有看期。”（《唐黃禦史公集》卷四）這裏的南院也指禮部南院。這年放榜時天氣還很冷，黃滔進京，日暮黃昏，灞橋風雪，遙想禮部南院已經放榜，自己的功名尚未成就，不勝感慨。他又有《送人明經及第東歸》（《唐黃禦史公集》卷三），中雲：“亦從南院看新榜，旋束春關歸故鄉。”似乎明經放榜也在禮部南院，且與進士放榜約略同時。黃滔又有“五更桂苑聽榜後”（《二月二日宴中貽同年先輩渭》）、“仙榜標名出曙霞”（《放榜日》，皆為《唐黃禦史公集》卷三）等詩句；劉滄有“禁漏初定蘭省開，列仙名目上清來。飛鳴曉日鶯聲遠，變化春風鶴影回”（《看榜日》，《全唐詩》卷五八六），都可看出放榜是在清晨。昭宗時登進士第的徐夤《放榜日》詩雲：“喧喧車馬欲朝天，人探東堂榜已懸。”（《全唐詩》卷七?九）這裏的東堂，當是指禮部南院的東牆，不會另有所謂的東堂。
放榜時大約還要擊鼓打鍾，並且有人大聲高呼及第者姓名。如韋莊詩雲：“一聲天鼓辟金扉，三十仙才上翠微。”（《放榜日作》，《韋莊集》卷一）李旭《及第後呈朝中知己》雲：“淩晨曉鼓奏嘉音，雷擁龍迎出陸沈。”（《全唐詩》卷七一九）又如韋莊詩：“千炬火中鶯出穀，一聲鍾後鶴衝天。”（《韋莊集》卷八）前引黃滔詩所謂“桂苑五更聽榜後”，說是聽榜，即有人高聲朗誦榜上姓名的。《大唐傳載》說“開元中，進士第唱於尚書省”。玄宗時人張□也記有：“河東裴元質初舉進士，明朝唱第。”（《朝野僉載》卷三）聽榜當即是從這種唱第而來的。這種情況在宋代仍還沿襲。
晚唐時人康駢《劇談錄》曾記有一則故事：
大中年，韋顓舉進士，詞學優贍。而貧寒滋甚，歲暮饑寒，無以自給。有韋光者，待以宗黨，輟所居外舍館之。放榜之夕，風雪凝互，報光成名者絡繹而至，顓略無登第之耗。光延之於堂際小閣，備設肴饌慰安之……顓夜分歸於所止，擁爐而坐，愁歎無已。俄而禁鼓忽鳴，榜到，顓已登第，光之服用車馬悉皆遺焉。
這是唐代科舉考試中的一幕悲喜劇，寫得頗為生動。從這一記載中可以看出，在放榜的前一夕，就不斷有各種消息傳來，應試的舉子在這天夜裏大都是睡不成的，他們要坐聽各種信息。其中富貴人家則是準備各種佳肴酒果，以及服玩車馬，貧窮的讀書人隻好在這風雪之夜，獨坐寒齋，擁爐愁歎。這樣，一直要到黎明五更，禁鼓鳴，榜放，才知道分曉。
偶然也有午後放榜的，如《唐摭言》卷十四《主司稱意》條載：“元和十一年，中書舍人權知貢舉李逢吉下及第三十三人，試策後拜相，令禮部尚書王播署榜，其日午後放榜。”據《新唐書?宰相表》，元和十一年“二月乙巳，中書舍人李逢吉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這一年的二月朔日是丁酉，乙巳是初九。就是說，按照規定，元和十一年進士放榜日是二月初九日，但那年知貢舉的李逢吉，正好在這一天由中書舍人拜相，於是臨時改由禮部尚書王播署榜，放榜的時間也由清晨改為午後。這是特例，難得遇到的，因此《唐摭言》特地把它提出來。
進士放榜因在春季，因此唐人有時也稱之為“春榜”，如曹鬆《覽春榜喜孫?成名》：“門外報春榜，喜君天子知。”（《全唐詩》卷七一七）也有稱“金榜”的，如《唐詩紀事》卷四十九載：“（何）扶，大和九年及第，明年捷三篇，因以一絕寄舊同年曰：‘金榜題名墨尚新，今年依舊去年春。花間每被紅妝問，何事重來隻一人。’”又如李旭《及第後呈朝中知己》：“淩晨曉鼓奏嘉音，雷擁龍迎出陸沈。金榜高懸當玉闕，錦衣即著到家林。”（《全唐詩》卷七一九）廣宣《賀王侍郎典貢放榜》：“再辟文場無枉路，兩開金榜絕冤人。”（《全唐詩》卷八二三）這裏的王侍郎是王起，王起曾在穆宗長慶年間和武宗會昌年間兩次知貢舉，因此詩中說“兩開金榜”。王起於會昌典試時，華州刺史周墀曾作詩相賀，這一年的新及第進士也作詩和答，其中李仙古的詩說：“恩光忽逐曉春生，金榜前頭添姓名。”（《唐摭言》卷三）之所以稱金榜，可能當時榜書係用黃紙，黃紙金色，故稱金榜；同時金榜也有吉祥喜慶的意思。
二
現在來說說唐代進士放榜中所謂淡墨書榜的事。
唐末五代及宋代人的著作中，有關於唐代進士榜用淡墨書寫的記載，過去有些記述唐代科舉製度的論著也往往沿襲這種說法。但細加考核，發現這些材料卻自相矛盾，有明顯的漏洞。如《唐摭言》卷十五《雜記》：“進士榜頭，豎粘黃紙四張，以氈筆淡墨袞轉書曰‘禮部貢院’四字。或曰文皇頃以飛帛書之。或象陰注陽受之狀。”這是說進士的榜頭，豎帖黃紙四張，上寫“禮部貢院”四字，這四個字是用淡墨書寫的。說用淡墨寫“禮部貢院”四字，這有其可能性，但後麵又說“文皇頃以飛帛書之”，就不對了。唐太宗的飛帛書體，確有點像淡墨，但進士考試在太宗時歸吏部的考功員外郎主持，要到玄宗開元二十四年以後，才改由禮部侍郎知貢舉，太宗時的進士榜絕不可能出現“禮部貢院”字樣。《唐摭言》的這一記載顯然與曆史事實相抵牾。
其次是五代時南唐人的張洎，他在《賈氏談錄》中說：
貢院所司呼延氏，自舉場以來，世掌其職，迄今不絕，此亦異事。賈君嚐問放舉人榜右語及貢院字用淡墨氈書何也？對曰：聞諸祖公說，李紆侍郎將放舉人，命筆吏勒紙書，未及填右語，貢院字吏得疾暴卒，吏部令史王旭者亦善書，李侍郎召令終其事。適值王旭被酒已醉，昏夜之中，半酣，染筆不能加墨，迨明懸榜，方始覺悟，則修改無及矣。然一榜之內，字有二體，濃淡相間，反致其妍。自後榜因模法之，遂成故事，今用氈書，益增奇麗耳。
這段記載寫得頗為雅致，使得淡墨書榜的情節增加幾分詩意。
北宋人蔡寬夫在其《詩話》中說：
禮部淡墨書榜首，不知始何時。或曰，李程應舉時，嚐遇陰府吏於貢院前，問其登第人姓名，則有李和而無程，乃祈之。蒼黃中用淡墨加王字於和下，果得第。後為相，因命凡榜書人名皆用淡墨，遂為故事。此固不可考，然相傳至今。據此則當所書者，乃登第人姓名也。範蜀公詩：“淡墨題名第一人，孤生何幸繼前塵。”蓋得之。
李程確應過進士試，他是貞元十二年（796）進士登科的狀頭（見徐鬆《登科記考》卷十四），後曾為相。但這則記載仍有問題，首先是遇陰府吏改名字一節，顯係迷信，出於編造，不可信。其次是，據此處所說，則淡墨所書者是及第進士的姓名，而不是如《唐摭言》所說的僅限於榜首“禮部貢院”四字。範蜀公為範景仁，他的這兩句詩是送給歐陽修的，歐陽修舉進士，國子監試與禮部試都是第一名，後來範景仁也同樣是第一名，所以範景仁用這樣兩句詩來贈與歐陽修。範詩僅是用現成的典故，並不能由此就可證明唐人書進士姓名都用淡墨。總之，蔡寬夫《詩話》與《唐摭言》所載，用淡墨書榜首還是書及第者姓名，已有矛盾。清朝人李調元已經注意及此，但他不置可否，隻說“二者未知孰是”。值得注意的是，李調元引《賈氏談錄》，把李紆改成李紳，說“唐李紳侍郎知貢舉”。今查徐鬆《登科記考》，唐代曆年知貢舉者並無李紆，有關的工具書也未記錄李紆其人。又查有關李紳的事跡資料，李紳從未任過禮部侍郎、中書舍人等官職，也從未知貢舉。因而《賈氏談錄》記載的可靠性就值得懷疑。
關於陰注陽受之說，又見於《太平廣記》卷一八四《高輦》條，謂：“禮部貢院，凡有榜出，書以淡墨。或曰，名第者，陰注陽受，淡墨書者，若鬼神之跡耳，此名鬼書也。範質雲，未見故實，塗說之言，未敢為是。”陰注陽受本托鬼神之言，不足為信，看來宋初人範質的見解還是較為通達的，他認為這些都是“塗說之言，未敢為是”。因為唐代不少記述進士故實的，無論史書、詩文或筆記，都沒有提到過淡墨書榜的事，隻有從五代到宋，才開始說得多起來，而又“眾說不一”??，這是很可懷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