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宋朝人倒是確實相信唐代有淡墨書榜的事，於是就祖述模仿。宋代進士榜所謂淡墨書寫，有一點是確定的，即榜首“禮部貢院”用淡墨，及第進士的姓名用濃墨。如程大昌《雍錄》卷八《職官?禮部南院》載：“今世淡墨書進士榜首，列為四字曰‘禮部貢院’者，唐世遺則也。”前已引述的蔡寬夫《詩話》也說：“今貢院放榜，但以黃紙淡墨，前書‘禮部貢院’四字，餘皆濃墨。”據有些宋人的記載，似乎進士姓名是特地要用點畫肥重的濃墨書寫的。如王辟之《澠水燕談錄》卷一?：
陳文惠善八分書，點畫肥重，自是一體，世謂之“堆墨書”，尤宜施之題榜。鎮鄭州日，府宴，伶人戲以一幅大紙濃墨塗之，當中以粉筆點四點。問之何字也，曰：“堆墨書‘田’字。”文惠大哂。
唐代隻是流傳的軼聞，到了宋代竟然成為事實，這也可以說是科舉史上的佳話。
三
現在說榜帖。
所謂榜帖，類似於後世的“題名錄”，又與“捷報”相仿佛。唐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中的《泥金帖子》條載：“新進士才及第，以泥金書帖子附家書中，用報登科之喜，至文宗朝遂寢此儀。”又《喜信》條：“新進士每及第，以泥金書帖子附於家書中，至鄉曲親戚，例以聲樂相慶，謂之喜信。”所謂泥金，就是用金箔和膠水製成的金色顏料，榜上帖有這種金花，所以叫金花帖子。據王仁裕所記，可見這種習俗至少在開元、天寶時就已經盛行了。據宋趙彥衛所記，這種金花帖子在北宋初仍還流行，其所著《雲麓漫鈔》（卷二）一書有較為具體的記述：
國初循唐製，進士登第者，主文以黃花箋長五寸許，闊半之，書其姓名，花押其下，護以大帖，又書姓名於帖麵，而謂之榜帖，當時稱為金花帖子。後臨軒唱名，茲製遂廢。
則這種帖子上，除了登科者的姓名以外，還有知貢舉者的花押，以昭鄭重，用以報喜，並以此炫耀於故裏鄉曲。這種榜帖大約也有粉紅色的，如盧東表登第後，其在汴州的侍妾竇梁賓得到喜報，作《喜盧郎及第》一詩，雲：“曉妝初罷眼初?，小玉驚人踏破裙；手把紅箋書一紙，上頭名字有郎君。”詩中所說的紅箋，當就是這種榜帖。
這種榜帖大約也有專人差送至及第進士的所在地的，如薛逢《與崔況秀才書》中說：“自今日春榜到縣，當時差人持狀到京，方乘車騎，尋已東去，恨結之至。”（《全唐文》卷七六六）這裏所說的具體情事未能確知，但“今日春榜到縣”雲雲，可見有人將榜帖送至縣的。又如王起在會昌二年知貢舉，由於這年所放有不少寒士，前麵曾說過，周墀曾作詩相賀，《唐摭言》卷三收錄了這一年及第進士的和詩，其中高退之的詩末二句雲：“何事感恩偏覺重，忽聞金榜扣柴扉。”詩下作者自注：“退之自顧微劣，始不敢有叨竊之望，策試之後，遂歸周至山居。不期一旦進士團遣人齎榜，扣關相報，方知忝幸矣。”高退之於考試完畢後，歸居於長安郊區周至縣的山村，榜放後，由進士團（關於進士團的情況詳注）派人把榜帖送到家。高退之詩中所說的“金榜”，就是金花帖子。由此也可見《開元天寶遺事》所說這種以金花帖子報喜訊的習俗，到文宗後停止，這種說法是不確的。
如果是貴要之家的子弟登科，則這種榜帖送到家，就要大擺宴席，廣招賓客，以為慶賀。如《唐摭言》卷三載：“曹汾尚書鎮許下，其子希幹及第，用錢二十萬。榜至鎮，開賀宴日，張之於側。時進士胡?有啟賀，略曰：‘桂枝折處，著萊子之采衣；楊葉穿時，用魯連之舊箭。’又曰：‘一千裏外，觀上國之風光；十萬軍前，展長安之春色’”。據吳廷燮《唐方鎮年表》（卷二），曹汾為忠武軍節度使（治許州）在鹹通十年至十五年間（869―874）。曹汾的兒子希幹於鹹通十四年登第。曹汾既任藩鎮，又為懿宗朝宰相曹確之弟，弟兄並列將相之任，其子登科，無怪其顯赫一時了。類似的例子，如楊汝士為東川節度使時，其子知溫及第，榜到之日，“汝士開家宴相賀，營妓鹹集，汝士命人與紅綾一匹。詩曰：‘郎君得意及青春，蜀國將軍又不貧。一曲高歌紅一匹，兩頭娘子謝夫人。’”這些，都從側麵反映進士試對中晚唐社會風氣的影響。
王建的《宮詞》中有一首也寫金花榜子：“聖人生日明朝是，私地先須屬內監。自寫金花紅榜子，前頭先進鳳凰衫。”（《王建詩集》卷一?）這裏的“金花紅榜子”，是宮妃用來呈獻皇帝，作為慶賀皇帝生辰禮物的，過去有些書上也把它作為進士榜帖的例子，是不對的。
四
唐代，進士於放榜後，還須參與一係列禮節與儀式，主要是拜謝座主和參謁宰相。
拜謝座主，《唐摭言》卷三稱之為“謝恩”，意思是舉子得能及第，乃出於知舉者之鑒拔，須答謝舉援之恩。《唐摭言》載其禮儀謂：
狀元已下，到主司宅門下馬，綴行而立，斂名紙通呈。入門，並敘立於階下，北上東向。主司列席縟，東麵西向。主事揖狀元已下，與主司對拜。拜訖，狀元出行致詞，又退著行各拜，主司答拜。拜訖，主事雲：“請諸郎君敘中外。”狀元已下各各齒敘，便謝恩。餘人如狀元禮。禮訖，主事雲：“請狀元曲謝名第。第幾人，謝衣缽。”謝訖，即登階，狀元與主司對坐。
這樣，飲酒數巡，即告退。三天以後，還須再來拜謝。這裏所謂的“諸郎君敘中外”，是新進士各各介紹中外姻親之有名望者，借以顯示身份，《唐語林》對此頗有具體的敘寫：
是日（琮按即向座主謝恩之日），自狀元已下，同詣座主宅，座主立於庭，一一而進曰：“某外氏某家。”或曰甥，或曰弟。又曰：“某大外氏某家。”又曰：“外大外氏某家。”或曰重表弟，或曰表甥孫。又有同宗座主宜為侄，而反為叔。言敘既畢，拜禮得申。（卷八補遺）
這裏寫唐人攀附門第，炫示身價，頗得其神。又寫座主與同宗者，按輩分說，座主應為侄，進士應為叔，但敘及時，卻反稱自己為侄。這在唐代是不隱諱的，即使像目空一切的大詩人李白，在有求於人時，他的詩文中也常常有故意貶抑自己行輩的情況。
參謁宰相，唐時稱作“過堂”，因在尚書省都堂舉行，故名。由知貢舉者率領新及第進士謁見宰相。《唐摭言》卷三記載其情況是：
其日，團司先於光範門裏東廓供帳備酒食。同年於此候宰相上堂後參見。於時，主司亦召知聞三兩人，會於他處……宰相既集，堂吏來請名紙。生徒隨座主過中書，宰相橫行，在都堂門裏敘立。堂吏通曰：“禮部某姓侍郎，領新及第進士見相公。”俄有一吏抗聲屈主司，乃登階長揖而退，立於門側，東向；前後狀元已下敘立於階下。狀元出行致詞雲：“今月日，禮部放榜，某等幸忝成名，獲在相公陶鑄之下，不任感懼。”言訖，退揖。乃自狀元已下，一一自稱姓名。稱訖，堂吏曰：“無客。”主司複長揖，領生徒退詣舍人院。
在與中書舍人敘禮以後，即由座主領出，就算結束。過堂的那一天，黎明太陽未升時，及第進士即須集合於朝堂，百官也陪同觀看，韓?曾有一詩紀其盛況，雲：“早隨真侶集蓬瀛，閶闔門開尚見星。龍尾樓台迎曉日，鼇頭宮殿入青冥。暗驚凡骨升仙籍，忽訝麻衣謁相庭。百辟斂容開路看，片時輝赫勝圖形。”（《及第過堂日作》，見《玉樵山人集》）
又《唐語林》曾記武宗會昌時的一則趣事，頗生動，錄之如下：
進士放榜後，則群謁宰相。其道啟詞者出狀元，舉止尤宜精審。時盧肇、丁棱及第（琮按：盧、丁二人為會昌三年[843]進士及第），肇有故，次乃至棱。口訥，貌寢陋。迨引見，連曰：“棱等登。”蓋言“登科”而卒莫能成語。左右莫不大笑。後為人所謔，雲：“先輩善彈箏。”諱曰：“無有。”曰：“諸公謁宰相日，先輩獻藝，雲‘棱等登，棱等登’！”
五
拜謁座主與宰相以後，接著就是許多次的宴集。宴集的名目頗為繁多，據《唐摭言》所載，較著名的有大相識、次相識、小相識、聞喜、櫻桃、月燈、打球、牡丹、看佛牙、關宴，等等（卷三《宴名》）。限於篇幅，關於唐代進士的宴集，本文隻著重揀選曲江宴、慈恩題名、杏園探花宴加以論述，然後再提一下聞喜、櫻桃、月燈等幾種。
曲江在長安的東南角，是當時京都的遊賞勝地。宋程大昌《雍錄》卷六引《長安誌》謂：“唐周七裏，占地三十頃。”可見麵積是相當大的。《雍錄》又說：“地在城東南升道坊龍花寺之南。”關於曲江究竟占唐時長安的幾坊之地，自宋敏求《長安誌》到清陸?耀《鹹寧縣誌》以及日本人足立喜六《長安史跡考》，說法不一，夏承燾先生在五十年代時曾寫有《據〈白氏長慶集〉考唐代長安曲江池》一文（《中華文史論叢》第四輯），對曲江地域有所考證，其結論是：唐時曲江池的四至，是在芙蓉園和曲池坊之北，晉昌坊、慈思寺、杏園之東，修行坊之南，長安東夾城之西。夏先生的結論是可靠的。
作為遊覽佳勝，唐末康駢在《劇談錄》（卷下）中，對曲江有一個概括的描敘：
曲江池，本秦世豈州，開元中疏鑿，遂為勝境。其南有紫雲樓、芙蓉苑，其西有杏園、慈恩寺，花卉環周，煙水明媚。都人遊玩，盛於中和、上巳之節，彩幄翠幬，匝於堤岸，鮮車健馬，比肩擊轂。上巳即賜宴臣僚，京兆府大陳筵席，長安、萬年兩縣以雄盛較，錦繡珍玩無所不施。百辟會於山亭，恩施太常及教坊聲樂。池中備彩舟數隻，唯宰相、三使、北省官與翰林學士登焉。每歲傾動皇州，以為盛觀。入夏則菰蒲蔥翠，柳蔭四合，碧波紅蕖，湛然可愛。
曲江遊賞，起自中宗以後，至玄宗時大盛。《唐摭言》曾載唐實錄一段文字，說天寶元年（742），太子太師蕭嵩的家廟因逼近曲江，上表請移他處，唐朝廷就命士兵另為蕭嵩營造，敕批有雲：“卿立廟之時，此地閑僻；今傍江修築，舉國勝遊。與卿思之，深避喧雜。”至天寶年間，曲江附近，已有不少宮殿，杜甫詩“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哀江頭》），可見安史之亂前的盛況。（宋敏求《春明退朝錄》卷中：“唐曲江，開元、天寶中，旁有殿宇，安史亂後盡廢圮。文宗覽杜甫詩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因建紫雲樓、落霞亭，歲時賜宴。又詔百司於兩岸建亭館。”按畢沅《關中勝跡圖誌》卷六引《春明退朝錄》文，於“開元天寶中”之前尚有：“開元時造紫雲樓於江邊，至期上率宮嬪垂簾觀焉，命公卿士庶大?，各攜妾妓以往，倡優緇黃，無不畢集。先期設幕江邊，是以商販皆以奇貨麗物陳列，豪客園戶爭以名花布道。”）
中唐時，詩人盧綸在《曲江春望》詩中還寫到曲江邊的宮殿，“菖蒲翻葉柳交枝，暗上蓮舟鳥不知。更到無花最深處，玉樓金殿影參差。”（《全唐詩》卷二七九）
曲江的四時景色成為唐代文人寫作時的極好對象和絕佳素材。歐陽詹有《曲江池記》，王?有《曲江池賦》。現在摘錄這兩篇文章所記曲江景色之美和都人遊賞之盛的有關段落如下：
重樓夭矯以縈映，危榭?岩以輝燭……都人遇佳辰於今月，就妙賞乎勝趣。九重繡轂，翼六龍而畢降；千門錦帳，同五侯而偕至……駢羅緹綺，交錯五色。（歐陽詹《曲江池記》，《歐陽行周文集》卷五）
隻如二月初晨，沿堤草新。鶯囀而殘風嫋霧，魚躍而園波蕩春。是何玉勒金策，雕軒繡輪；合合遝遝，殷殷轔轔；翠畫千家之幄，香凝數裏之塵。公子王孫，不羨蘭亭之會；娥眉蟬鬢，遙疑洛浦之人。是日也，天子降鑾，輿停彩仗，呈丸劍之雜伎，間鹹韶之妙唱。帝澤旁流，皇風曲暢。（王?《曲江池賦》，《全唐文》卷七七?）
歐陽詹的記作於德宗貞元五年（789），王?則是懿宗鹹通三年（860）登進士第，其間相隔將近一百年。這一時期唐帝國的國力雖日漸衰微，社會處在大動亂的前夕，但曲江的繁華卻未曾稍衰，王?賦中所寫的遊賞盛況似乎還有勝過貞元之時。
詩人的名篇佳句，則更使人吟賞於曲江的勝境。“曲江冰欲盡，風日已恬和。柳色看猶淺，泉聲覺漸多。紫蒲生濕岸，青鴨戲新波。”――這是張籍詠曲江早春的詩。“漠漠輕陰晚自開，青天白日映樓台。曲江水滿花千樹，有底忙時不肯來？”――這是韓愈寫春末曲江的情景。曲江的秋色似乎更能牽動詩人們的文思，據白居易說，元和初幾年，他在長安，每年都要作《曲江感秋》的詩。元稹在《和樂天秋題曲江》詩中也說：“十載定交契，七年鎮相隨。長安最多處，多是曲江池。”（《元稹集》卷六）韓愈的“曲江千頃秋波淨，平鋪紅雲蓋明鏡”（《韓昌黎詩係年集釋》卷九）更是描寫曲江秋景的千古名句。
當然，曲江最繁華的還是春天，及第新進士的宴會更是曲江春景的主要內容。晚唐人還特地為此編寫了《曲江春宴錄》、《曲江春遊錄》等書。據《唐摭言》（卷三）引李肇《國史補》所載，曲江宴會原來是為慰藉下第舉人而設的，因此筵席極其簡單，後來則逐漸為及第進士所占，“向之下第舉人，不複預矣”。《唐摭言》載進士曲江宴盛況有：
曲江亭子，安史未亂前，諸司皆列於岸滸；幸蜀之後，皆燼於兵火矣，所存者唯尚書省亭子而已。進士關宴，常寄其間。既徹饌，則移樂泛舟，率為常例。宴前數日，行市駢闐於江頭。其日，公卿家傾城縱觀於此，有若中東床之選者，十八九鈿車珠鞅，櫛比而至。（卷三《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記》）
長安遊手之民，自相鳴集，目之為“進士團”。初則至寡，洎大中、鹹通已來，人數頗眾。其有何士參者為之酋帥，尤善主張筵席。凡今年才過關宴，士參已備來年遊賞之費，由是四海之內，水陸之珍，靡不必備……逼曲江大會，則先牒教坊請奏，上禦紫雲樓，垂簾觀焉。時或擬作樂，則為之移日。故曹鬆詩雲：“追遊若遇三清樂，行從應妨一日春。”……曲江之宴，行市羅列，長安幾於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揀選東床，車馬填塞，莫可殫述。（卷三《散序》）
在唐人看來，春日的曲江宴遊，簡直是仙境：“何必三山待鸞鶴，年年此地是瀛州。”人馬奔馳，似乎長安的地也要動了起來：“斜陽怪得長安動，陌上分飛萬馬蹄。”還有不少歌伎：“傾國妖姬雲鬢重，薄徒公子雪衫輕”、“柳絮杏花留不得，隨風處處逐歌聲。”這種歡樂的景象，在新進士的記憶中是如此的深刻，即使爾後各自分散，但相聚追歡的情景終難以忘懷。如白居易《酬哥舒大見贈》（題下自注：去年與哥舒等八人同共登科第，今敘會散之愁意）：“去歲歡遊何處去，曲江西岸杏園東。花下忘歸因美景，樽前勸酒是春風。各從微宦風塵裏，共度流年離別中。今日相逢愁又喜，八人分散兩人同。”（《白居易集》卷十三）
新及第進士的曲江遊宴，還有著名的歌手參與其間，宋代以博學著稱的女詞人李清照在其《詞論》中曾有記載說：“開元、天寶間，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時新及第進士開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隱姓名，衣冠故敝，精神慘沮，與同之宴所，曰：‘表弟願與坐末。’眾皆不顧。既酒行，樂作，歌者進，時曹元謙、念奴為冠。歌罷，眾皆谘嗟稱賞。名士忽指李曰：‘請表弟歌。’眾皆哂，或有怒者。及轉喉發聲，歌一曲，眾皆泣下，羅拜曰：‘此李八郎也。’”（王學初《李清照集校注》卷三，輯自《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三）按李八郎事，李肇《國史補》卷下曾有所記，但記敘曲江新進士春宴與歌者的遊賞，當以李清照所記為詳。清照博學，於金石書畫均有研究，此處所記必當有本，足資參考。
新及第進士的曲江宴，在唐人記載中還有不少趣聞軼事，如《唐摭言》載宣慈寺門子事，記述極為生動，從中也反映了士人們對宦官專橫的不滿：
宣慈寺門子，不記姓氏，酌其人，義俠之徒也。鹹通十四年，韋昭範先輩登第，昭範乃度支侍郎楊嚴懿親。宴席間，帷幕、器皿之類皆假於計司，楊公複遣以使庫供借。其年三月中，宴於曲江亭，供帳之盛，罕有倫擬。時飲興方酣，俄睹一少年，跨驢而至，驕悖之狀，旁若無人。於是俯逼宴席，張目，引頸及肩，複以巨□振築佐酒，謔浪之詞，所不忍聆。諸君子駭愕之際，忽有於眾中批其頰者，隨手而墜；於是連加毆擊，複奪所擊□，□之百餘，眾皆致怒，丸礫亂下，殆將斃矣。當此之際，紫雲樓門軋開，有紫衣從人數輩馳告曰：“莫打！莫打！”傳呼之聲相續。又一中貴，驅殿甚盛，馳馬來救；門子乃操□迎擊，中者無不麵撲於地，敕使亦為所□。既而奔馬而返，左右從而俱入，門亦隨閉而已。座內甚欣愧，然不測其來，仍慮事連宮禁，禍不旋踵，乃以緡錢、束素，召行毆者訊之曰：“爾何人？與諸郎君誰素，而能相為如此？”對曰：“某是宣慈寺門子，亦與諸郎君無素，第不平其下人無禮耳。”眾皆嘉歎，悉以錢帛遺之。複相謂曰：“此人必須亡去，不則當為禽矣。”後旬朔，座中賓客多有假途宣慈寺門者，門子皆能識之，靡不加敬，竟不聞有追問之者。（《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記》）
應當指出的是，曲江等的這類宴集，也助長了奢侈的風氣，因此李德裕在武宗朝任宰相時曾一度加以禁止，但後來宣宗繼位，李德裕被貶逐，這種宴樂的風氣更為興盛，孫?在《裏誌》的自序中就說到宣宗大中時進士登科後，“宴遊崇侈”，“鼓扇輕浮，仍歲滋甚”，曲江之宴，甚至延長到仲夏：“自歲初登第於甲乙，春闈開送天官氏，設春闈宴然後離居矣，近年延至仲夏。”這種揮金如土、競相誇富的習氣，對豪貴之家是一種享樂和炫耀，而對貧寒士子卻是沉重的負擔。乾符二年（875）曾下詔：“近年以來，澆風大扇，一春所費，萬餘貫錢，況在麻衣，從何而出？力足者樂於書罰，家貧者苦於成名，將革弊端，實在中道。”並規定：“每年有名宴會，一春罰錢及鋪地等相計，每人不得過一百千，其勾當分手不得過五十人，其開試開宴並須在四月內。稍有違越，必舉朝章，並委禦史台常加糾察。”雖有這個禁令，長安的奢侈風氣依然如故，直至唐亡，不再在長安建都，又經過幾次戰亂，世改時移，曲江的水也逐漸幹涸，到宋代張禮遊長安城南，倚大雁塔“下瞰曲江宮殿，樂遊燕喜之地，皆為野草”。（《遊城南記》）到明代中葉，則曲江兩岸，隻剩下“江形委曲可指”，都是一片莊稼了。昔日的繁華已成陳跡，後人隻能憑文字記載去追想少年進士遊賞的豪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