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在曲江大會之後，還有杏園宴，杏園宴的主要節目是探花，這也是進士放榜後傳為佳話的韻事。
杏園在曲江之西，又與慈恩寺南北相望。宋人張禮曾從長安南門出發，遊曆南郊，其所著《遊城南記》中說：“出（慈恩）寺，涉黃渠，上杏園，望芙蓉園，西行，過杜祁公家廟。”自注雲：“杏園與慈恩寺南北相值，唐新進士多遊宴於此。芙蓉園在曲江之西南，隋離宮也，與杏園皆秦宜春下苑之地。”明趙?《石墨鐫華》卷七《訪古遊記》中也說：“杏園、芙蓉池皆在（曲）江西南。”因此曲江宴之後又移飲於杏園，行探花之舉，也是很順當的事。
所謂探花，就是在同科進士中選擇兩個年紀較輕所謂俊少者，使之騎馬遍遊曲江附近或長安各處的名園，去采摘名花，這兩個人就叫做兩街探花使，也稱探花郎（宋以後進士第三名稱做探花，可能即由此而來）。如果有別的人先折得名花如牡丹、芍藥來的，就要受罰，如唐末記長安歌伎之盛的專書，孫?的《北裏誌》，其自序中說晚唐時新科進士，“以同年俊少者為兩街探花使”。宋趙彥衛《雲麓漫鈔》卷七引《秦中歲時紀》：
期集謝恩了，從此使著披袋筐子騾從等，仍於曲江點檢……次即杏園初宴，謂之探花宴，便差定先輩（琮按：唐人習稱已及第進士為先輩）二人少俊者，為兩街探花使；若他人折得花卉，先開牡丹、芍藥來者，即各有罰。
當時正當新進士舉辦各種宴會之際，長安城的一些有名的園林都特為開放，使探花使有遍賞名園、選摘名花的機會。長慶年間王起知舉，進士放榜後，張籍作《喜王起侍郎放榜》詩，雲：“東風節氣近清明，車馬爭來滿禁城。二十八人初上牒，百千萬裏盡傳名。誰家不借花園看，在處多將酒器行。共賀春司能鑒識，今年定合有公卿。”唐代長安城，一到春天，本有園林遊春的習俗。如《開元天寶遺事》載：“長安春時，盛於遊賞，園林樹木無閑地。故學士蘇?應製雲：‘飛埃結塵霧，遊蓋飄青雲。’”這些都可見出進士及第後長安城的歡樂氣氛。
劉滄於大中八年（854）登進士第，他有描寫及第後參加探花宴的詩：“及第新春選勝遊，杏園初宴曲江頭。紫毫粉筆題仙籍，柳色簫聲拂禦樓。霽景露光明遠岸，晚空山翠墜芳洲。歸時不省花間醉，綺陌香車似水流。”（《及第後宴曲江》，《全唐詩》卷五八六）著名作家皮日休鹹通八年（867）登進士第，他參加杏園宴的詩，有“雨洗清明萬象新，滿城車馬簇紅筵”之句（《登科後寒食杏園有宴因寄錄事宋垂文同年》，《全唐詩》卷六一三）。
至於曾經作過探花使的詩人，我們可以舉出兩個來。翁承讚於乾寧二年（895）登進士第，他所作的《擢探花使二首》，其一雲：“洪崖差遣探花使，檢點芳叢飲數杯。深紫濃香三百朵，明朝為我一時開。”其二雲：“探花時節日偏長，恬淡春風稱意忙；每到黃昏醉歸去，?衣惹得牡丹香。”（《全唐詩》卷七?三）翁詩寫得氣氛很濃，探花使的得意心情，與恬淡的春風，牡丹的香氣，寫得很和諧。另一個是詩人李商隱的連襟韓瞻的兒子、曾被李商隱稱譽為“雛鳳清於老鳳聲”的韓冬郎韓?，他有《餘作探使以繚綾手帛子寄賀因而有詩》：“解寄繚綾小字封，探花筵上映春叢。黛眉印在微微綠，檀口消來薄薄紅。緶處直應心共緊，砑時兼恐汗先融。帝台春盡還未去，卻係裙腰伴雪胸。”韓?這裏寫的“探花宴上映春叢”、“以繚綾手帛子寄賀”的，大約是長安的一位歌伎。包括杏園在內的當時新進士宴集，是有不少歌伎參與的，她們與少年進士共慶及第的歡樂。
寫探花最有名的，還應算是孟郊的《登科後》一詩：“昔日齷齪不堪言，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孟東野詩集》卷三）孟郊於貞元十二年（796）登第，時已四十六歲。在這之前他曾累舉不第，寫了好幾首感歎落第悲哀的詩。現在一旦中舉，一掃昔日的抑鬱之氣，正如他同時所作的《同年春宴》所說的那樣，正是“視聽改舊趣，物象含新姿；紅雨花上滴，綠煙柳際垂”。風景依舊，而心情各異，紅雨綠煙，春風高歌，花枝醉舞，這種物象與我同一欣悅的境界，可以幫助我們領會孟郊寫出“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時那種淋漓的興會。
杏園宴時還有知舉者參加，新科進士在宴飲時再一次答謝座主選拔之恩，如中唐詩人姚合《杏園宴上謝座主》詩雲：“得陪桃李植芳叢，別感生成太昊功，今日無言春雨後，似含冷涕謝東風。”（《姚少監詩集》卷九）晚唐曹鬆也有《及第敕下宴中獻座主杜侍郎》詩：“得召丘牆淚卻頻，若無公道也無因。門前送敕朱衣吏，席上銜杯碧落人。”（《全唐詩》卷七一七）
杏園宴集，當然不一定限於新科進士，一般文人或官僚，也有在此宴集的，如《唐詩紀事》卷四十三記馮宿事，謂：“宿尹河南，樂天、夢得以詩送之，宿酬雲：‘共稱洛邑難其選，何用天書用不才。遙約和風新草木，且令新雪靜塵埃。臨歧有愧傾三省，別酌無辭醉百杯。明歲杏園花下集，須知春色自東來（自注：每歲嚐接諸公杏園宴會）。’”但杏園宴之出名仍是新及第進士的探花之宴。
北宋建都於汴京，但人們緬懷曲江、杏園的盛況，采摘名花的風習仍然沿襲下來，不過已不可能在長安的杏園，而是在汴京皇城內的瓊林苑了。宋趙升《朝野類要》卷二謂：“選年最少者二人，於賜聞喜宴日，先到瓊林苑折花迎狀元吟詩，此唐製，久廢。”看來宋代雖有折花之舉，但已不是遍曆名園，格局小多了，而且到北宋中期終因“以厚風俗”為理由予以廢止。據宋魏泰《東軒筆錄》卷六載：“進士及第後，例期集一月，其醵罰錢奏宴局什物皆請同年分掌。又選最年少者二人為探花，使賦詩，世謂之探花郎。自唐已來，榜榜有之。熙寧中，吳人餘中為狀元，首乞罷期集，廢宴席探花，以厚風俗。執政從之。”這種改變，也多少反映唐宋社會風氣的不同吧。
《蔡寬夫詩話》也有類似的記載，說：“唐故事，進士朝集，嚐擇榜中最少年者為探花郎，宋熙寧中始罷之。太平興國三年，胡秘監旦榜，馮文懿拯為探花，是歲登第七十四人，太宗以詩賜之曰：‘二三千客裏成事，七十四人中少年。’”奇怪的是北宋後期，竟以杏園為文人死後精魂會集之所，如何?《春渚紀聞》卷六《後山往杏園》條雲：“建中靖國元年，陳無已以正字入館，未幾得疾。樓異世可時為登封令，夜夢無已見別，行李蘧甚。樓問是行何之，曰：‘暫往杏園，東坡、少遊諸人在彼已久。’樓起視事，而得參寥子報雲，無已逝矣。”所記樓異述夢的話當然不一定可靠，但說蘇軾、秦觀死後都集於杏園，則反映北宋後期認為杏園乃文人死後英靈聚集之處，這種傳說的來源與唐代進士及第者杏園之宴的風尚是否有一定的因襲關係，還待進一步研究。
七
杏園探花宴之後，為慈恩雁塔題名。唐末無名氏《玉泉子》謂：“慈恩寺連接曲江及京輦諸境，每歲新得第者畢列姓名於此。”慈恩寺在長安東南角的晉昌坊，建於貞觀二十二年（648），內有唐僧玄奘譯經道場；寺內雁塔則應玄奘之請，建於高宗永徽三年（652）。（《大藏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六：永徽三年，“春三月，法師欲於寺端門之陽造石浮圖，安置西域所將進像，其意恐人代不常，經本散失，兼防火難。浮圖量高三十丈，擬顯大國之崇基，為釋迦之故跡……其塔有五級，並相輪、露盤凡高一百八十尺……上層以石為室。南麵有兩碑，載二聖《三藏聖教序》、《記》，其書即尚書右仆射河南公褚遂良之筆也。”）到中唐時，規模已很大，《酉陽雜俎》續集卷六《寺塔記》下記謂：“慈恩寺，寺本淨覺故伽藍，因而營建焉，凡十餘院，總一千八百九十七間，敕度三百僧。”《唐摭言》卷三載：“神龍已來，杏園宴後，皆於慈恩寺塔下題名。同年中推一善書者記之，他時有將相，則朱書之。及第後知聞，或遇未及第時題名處，則為添前字。”神龍是中宗的年號（705―706）。據此，則知在此之前進士及第尚未有雁塔題名之舉。蘇?有《慈恩寺二月半寓言》詩，寫慈恩寺二月景物，沒有一字提到進士題名，且寫遊人也少，隻雲“殿堂花覆席，觀閣柳垂疏，共命枝間鳥，長生水上魚”；又雲“行密幽關靜，談精俗態祛，稻麻欣所遇，蓬籜愴焉如”（《全唐詩》卷七十四）。
題名起於何時，大致有兩說。《劉賓客嘉話錄》雲：“慈恩題名，起自張莒，本於寺中閑遊而題其同年人，因為故事。”而錢易《南部新書》乙卷則謂：“韋肇初及第，偶於慈恩寺塔下題名，後進慕效之，遂成故事。”過去的一些記載，對這兩說都未能確定孰是孰非。今按柳宗元《先君石表陰先友記》有張莒，謂“莒，常山人”，其下宋人韓醇注：“大曆九年進士。”張莒又見於《唐郎官石柱題名考》卷四，《禦史台精舍題名考》卷三。《唐詩紀事》卷三十一說他大中時官吏部員外郎。韋肇則為韋貫之之父，大曆中任中書舍人，後曆任京兆少尹、秘書少監，有重名於時，而為宰相元載所惡，元載被誅，除吏部侍郎，代宗曾想命他為相，不巧韋肇病卒未果。其事跡又載《元和姓纂》卷二，《唐郎官石柱題名考》卷八。韋肇未知其登第年，但當在大曆初或稍前。總之，張莒和韋肇乃是同時人，其登科之年當也約略先後，因此無論是張莒或韋肇，都是說雁塔題名起於代宗的大曆年間。
首先根據唐人題名遺物而提出新見的，是北宋末年人董?，他在《廣川書跋》卷七的記載中說，他曾從河南石氏得到一塊進士陳昭的題名刻石，上麵所題的時間是開元九年（721）。後來清人葉奕苞《金石錄補》卷十二進一步肯定董?的論斷，說“右開元九年進士陳昭等慈恩寺題名，昭所書也”。開元九年離神龍初隻有十幾年，開元九年既已有大雁塔的進士題名，則《唐摭言》所謂起於神龍之說，是大致不錯的。
另外，據宋人戴埴說，他也曾得到唐人雁塔題名石刻，“細閱之，凡留題姓名，僧道士庶，前後不一，非止新進士也”（《鼠璞》卷上《雁塔題名》）。可見唐人雁塔題名，僧道士庶，各色人都有。也不一定是同科進士，如韓愈、李翱、孟郊、柳宗元、石洪，就同登雁塔題名，這幾人就非同科及第。唐代的慈恩寺，本是園林佳勝之地，春夏之際，慈恩寺的牡丹花，是長安城的佳品，“每開及五六百朵，繁豔芬馥，近少倫比”（康駢《劇談錄》卷下《慈恩寺牡丹》條）。又如沈亞之《曲江亭望慈恩杏花發》詩（《沈下賢文集》卷一）：
曲台晴好望，近接梵王家。十畝開金地，千株發杏花。帶雲由誤雪，映雪欲欺霞。紫陌傳香遠，紅泉落影斜……
韓?《題慈恩寺振上人院》（《全唐詩》卷二四四）：
……鳴磬夕陽盡，卷簾秋色來。
白居易《三月三十日題慈恩寺》（《白居易集》卷十三）：
慈恩春色今朝盡，盡日徘徊倚寺門。惆悵春歸留不得，紫藤花下漸黃昏。
慈恩寺又有熱鬧的雜耍戲場，《南部新書》戊卷說“長安戲場多集於慈恩”。宣宗之女萬壽公主嫁給鄭顥，鄭顥的弟弟鄭?病重，宣宗問公主是否探病去了，使者說沒有，宣宗問在何處，使者說“在慈恩寺看戲場”（唐張固《幽閑鼓吹》）。皇家的公主也到慈恩寺戲場觀看，可見其繁鬧的程度了。由此可以推斷，慈恩寺本是遊人繁雜之地，舉子中可能有人偶然題名於雁塔，後來遂逐漸演變為登第者遊宴題名的場所。
雁塔題名，至五代時移都洛陽，其風遂止。神宗元豐時，塔遭火，後因修葺，曾得唐人題名數十。關於五代至北宋的情況，宣和二年庚子（1120），樊察、柳?曾有跋記之，見於南宋陳思《寶刻叢編》卷七，今錄其有關部分如下：
自神龍以來，進士登科皆錫燕江上，題名塔下，由是遂為故事。五季寺廢，惟雁塔巋然獨存，有僧蓮芳始葺新之，塔之內外皆以塗?，唐人題字不複可見。元豐間塔再火，鄉人王正叔始見畫壁斷裂，自?括?甓，得題名數十，乃錄以歸，屢白好事者，使刻石，逮今逾四十年，卒不得。重和戊戌（1118），察仇書東觀，偶與同年柳伯和縱談及此，擊節悵然。明年伯和出使鹹秦，暇日率同僚登絕頂，始命盡?斷壁，而所得尤富，皆前此未之見者……先是會昌中宰相李德裕自以不由科第，深貶進士，始罷宴集，向之題名，削除殆盡，故今所序，獨侍人、進士與公卿貴遊子弟為多。（樊察仲恕）
雁塔在長安南、曲江西慈恩寺，樂天所謂曲江院裏題名處是也。塔成於顯慶間，距今幾五百年，堅完如新。壁間磚上，字墨猶存……宣和庚子，?以漕事使關中，公餘與同僚訪古，周覽塔上，層層見之，字畫遒麗，具有楷法，全傍無幾，而名卿韙人，留記姓字歲月者特多，乃得善工李知常等俾盡摹刻於石。（柳?伯和）
有關的記載，還可參見明趙?《石墨鐫華》卷七，清葉奕苞《金石錄補》卷十二《唐陳昭題名》，以及翁方綱《複初齋詩集》卷五?（唐慈恩雁塔題名殘拓本《宣和庚子十月大明柳?摹勒》），等。又，唐中葉時，凡得京兆府解送列入等第的，也可在雁塔題名，見宋董?《廣川書跋》卷八《李翱題名》條。
另外，還可注意的是，中唐時女道士魚玄機有一首《遊崇真觀南樓睹新及第題名處》的詩，雲：“雲峰滿目放春晴，曆曆銀鉤指下生。自恨羅衣掩詩句，舉頭空羨榜上名。”（《全唐詩》卷八?四）查宋敏求《長安誌》卷九新昌坊，有：“崇真觀，李齊古宅，開元初立。”就是說，崇真觀本為李齊古的住宅，開元初立為道觀。慈恩寺在晉昌坊，崇真觀在新昌坊，雖然都在長安的東城，但東西隔兩條直街，南北隔兩個坊。魚玄機何以在崇真觀南樓能見到新及第進士的題名？是否除了雁塔以外，崇真觀附近也有進士題名之處？魚玄機詩中的崇真觀與《長安誌》所載新昌坊的崇真觀，是否同名異地？限於目前所能見到的資料，還未能得出確切的結論，有待於進一步查考。
八
本節簡略地談一下聞喜、櫻桃、月燈等宴。
聞喜宴實際上也是曲江宴會的一種，並無什麼特色。宋王□《燕翼貽謀錄》卷一載：“故事，唱第之後，醵錢於曲江為聞喜之飲。近代於名園佛廟，至是官為供帳，歲以為常。”聞喜宴在北宋時較為興盛，由官府出錢舉辦，有時由皇帝出麵賜宴??。櫻桃宴以食櫻桃而得名，新進士中富有錢財者，屆時購得初上市的櫻桃，請人嚐新，以博得名聲。雖然《唐摭言》（卷三）說“新進士尤重櫻桃宴”，但留傳下來的有關這方麵的記載卻不多。
值得一提的是月燈宴。月燈宴以月燈閣而得名，其主要節目是打球，時間則是在清明前後。《南部新書》乙卷載：“每歲寒食……都人並在延興門看人出城灑掃，車馬喧闐。新進士則於月燈閣置打球之宴。”又如《唐摭言》卷三載：“鹹通十三年三月，新進士集於月燈閣為蹙鞠之會。擊拂既罷，痛飲於千佛閣之上，四麵看棚櫛比，悉皆蹇去帷箔而縱觀焉。”這也是新進士及第後的一種豪舉。這種擊球之戲，四麵有看棚，頗似現在的足球賽。乾符四年（877），新進士聚集於月燈閣打球，這時忽來一批兵士，球場為他們所占，新進士對這般武人無可奈何。同年中有叫劉覃的，說：“我去打打這些人的驕氣，讓他們退走！”說罷，他就跨馬執杖，衝向正在打球的兵士說：“新進士劉覃擬陪奉，可乎？”兵士似乎看輕這一介書生，就讓他一起打球。“覃馳驟擊拂，風驅電馳，彼皆愕?。俄策得球子，向空磔之，莫知所在。數輩慚沮，??而去”。這時月燈閣下觀看的有數千人，“因之大呼笑，久而方止。”《唐摭言》的這段描寫十分生動，劉覃的高超球藝說明唐代文士有多方麵的才能，並非如後世想象的那樣僅是文弱書生。
月燈閣平時也是文士們遊宴之地，元稹追憶與白居易貞元末在長安時日相過從的生活，就提到月燈閣，說“僧餐月燈閣，醵宴劫灰池。”自注雲：“予與樂天……輩，多於月燈閣閑遊，又嚐與秘省同官醵宴昆明池。”唐時月燈閣的地點不詳，清人所修《鹹寧縣誌》卷一?《地理誌》，東鄉，記有“韓森社，在城東五裏，統四十二村”，村名有長樂坡、月燈閣。由此推測，則月燈閣在唐時或當也在長安的東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