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間得意是春風，散誕經過觸處通。細搖柳臉牽長帶，慢撼桃株舞碎紅……（《及第後春情》）
長期的失意與壓抑，一旦中第，精神上的振奮與衝動會給人以異常的刺激，吳敬梓《儒林外史》所描寫的周進與範進，就是這樣的，我們從唐人的詩文中也看到了類似的情況，這都使我們增進對中國古代社會風尚和文人生活的認識。
又譬如曹鄴，這位來自水清山秀之鄉的桂林陽朔詩人，寫他久舉不第的貧困處境和痛苦心情，說：“一辭桂嶺猿，九泣東門月。年年孟春時，看花不如雪。僻居城南隅，顏予須泣血。沉埋若九泉，誰肯開口說。”（《成名後獻恩門》）這是他登第後的回顧，真有如像韓愈所說的，“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與李翱書》）。曹鄴後來寫得第後情緒的細膩變化，也頗有意思，如寫他出門：――
匆匆出九衢，僮仆顏色異。故衣未及換，尚有去年淚。晴陽照花陰，落絮浮野翠。對酒時忽驚，猶疑夢中事。（《杏園即席上同年》）
這種喜極而疑，是對長期失意而造成的抑鬱的精神世界的精細刻畫。中唐時詩人姚合，及第後，半夜驚起，猶疑似在夢中。
夜睡常驚起，春光屬野人。新銜添一字，舊友遜前途。喜過還疑夢，狂來不似儒……（《及第後中夜書事》，《姚少監詩集》卷六）
而韓?，則更以其清俊的文筆，寫及第新進士喜赴期集的灑脫舉止：
輕寒著背雨淒淒，九陌無塵未有泥。還是平時舊滋味，漫垂鞭袖過街西。（《初赴期集》，《玉山樵人集》）
正因為進士及第得來不易，因此凡舉子得能及第者，必有各種慶宴，這在本書論進士的曲江、杏園等宴集時已經作過介紹。當時把朋僚的這種慰賀，有叫做燒尾的。唐時的燒尾一詞，有好幾種解釋，據宋人葉夢得的《石林燕語》所記，則謂：“《唐書》言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蘇?為相，以食貴，百姓不足，獨不進。然唐人小說所載與此不同，乃雲士子初登科，及在官者遷除，朋僚慰賀，皆盛置酒饌音樂宴之，為燒尾。”（卷四）葉石林所謂的“唐人小說”，當是指封演的《封氏聞見記》，其書卷五有《燒尾》條：“士子初登榮進及遷除，朋僚慰賀，必盛置酒饌音樂，以展歡宴，謂之燒尾。說者謂虎變為人，惟尾不化，須為焚除，乃得成人。”封演的話是符合實際的，晚唐時黃滔在祝賀友人登第時就用了燒尾一詞：
今年春已到京華，天與吾曹雪怨嗟。甲乙中時公道複，朝廷看處主司誇。飛離海浪從燒尾，咽卻金丹定易牙。不是駕前偏落羽，錦城爭得杏園花。（《喜陳先輩（嶠）及第》，《唐黃禦史公集》卷三）
當時新及第進士的各種宴集，是頗有規模的。中唐時沈亞之在《送同年任畹歸寧序》中就寫了其中的一種：
（元和）十年，新及第進士將去都，乃大宴，朝賢卿士與來會樂，而都中樂工倡優女子皆坐，代人前讚，舞者奮袖出席，於是堂上下匏吹弦簧大奏。（《沈下賢文集》卷八）
黃滔、沈亞之寫的都是舉子登進士第的喜慶活動，他們都算是幸運兒。我們還應當看到那時舉子的大部分是落第的，由於他們是科場的失敗者，有些人考了十幾年、幾十年，可能終於無成，因此關於他們的情況，就很少記載，也就不大為人所知。如果我們要全麵研究唐代的科舉製，全麵探討唐代的文人生活，那麼較及第者要多出好幾倍的這部分士人的命運和出路，是應當加以研究的。但是這方麵的材料還不是太多，限製了我們的認識。我們隻能大略地說，有些人累舉不第，有的就應藩鎮和地方州府的辟召，作為他們的幕職；有的歸居田裏，有的漂泊各地，有的則坎坷困頓，以至貧病而死。這些情況，在前麵有關章節中曾分別有過介紹。這裏再做一些補充。
署名為穀神子所撰的《博異誌》，其中有題為《白幽求》的一篇（采自《太平廣記》卷四十六），記載道：
唐貞元十一年，秀才白幽求，頻年下第，其年失誌後，乃從新羅王子過海，於大謝公島，夜遭風，與徒侶數十人，為風所飄，南馳兩日兩夜，不知幾千萬裏。
後麵敘述白幽求在一山島上的種種遭遇，過了一段時間，重又歸還故裏。這當然是小說家言，但從這裏的描寫中，可以看到，中唐時，士人屢舉不第的，就有人飄海至外國另覓生計。這是一種情況。
另一種是做道士，有的則是做了幾年道士後又還俗經商，發了財的。如陸龜蒙《送侯道士還太白山序》中說：“侯生嚐應舉，名彤，作七言詩，甚有態度。不見十年，自雲載貢於有司，藝不中度，輒得黜齟，不與世合，去入老子法中，作道士，更名雲多，居太白山。”（《唐甫裏先生集》卷十六）這個侯彤，雖然詩作得好，但不合試官的要求，連考了十年都沒有中，最後隻得放棄科舉入仕的打算，在長安西部的太白山做一名道士，了其一生。又如《太平廣記》卷二十四《蕭靜之》：“蘭陵蕭靜之，舉進士不第。性頗好道，委書策，絕粒練氣，結廬漳水之上。十餘年而顏貌枯悴，齒發凋落。一旦引鏡而怒，因遷居鄴下，逐市人求什一之利，數年而資用豐足，乃資地葺居。”這個蕭靜之，最初是想走科第發跡的道路，但走不通，隻好做道士，但入道卻又嫌生活清苦，於是索性經商，終於發達起來。中唐以後，商業經濟十分活躍，因經商而致富的很多，唐人詩篇中描寫商人生活的富侈，氣度的豪華，是不少的。可以想見，商業的繁榮發展，當會吸引相當數量的科第失意者加入其行列，而商賈力量的增長，當然也會相應的要求政治上的出路，唐代進士出身中，有不少即是商賈之子。我們研究唐代的文學和文人生活，是不能忽視中唐以後日益興盛起來的城鄉貿易和商業流通的。
有些落第舉子則是出家為僧，如《宋高僧傳》卷二六《增忍傳》，記增忍原為儒家子，“數舉不捷”，不得已，就“頓掛儒冠，直歸釋氏”。在唐朝朝野上下佞佛成風的情況下，皈依寺院也不失為一條出路，《佛祖曆代通載》卷十六就記載僧徒對進京應試的儒生說：“選官何如選佛。”就是因為“選佛”也是一條名利之途（關於這方麵的情況，可參看李斌誠《論唐代士大夫與佛教》，《魏晉隋唐史史論集》第二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另外，《博異誌》中還有一篇《敬元穎》，說：“天寶中，有陳仲躬家居金陵，多金帛。仲躬好學，修詞未成，乃攜數千金，於洛陽清化裏假居一宅。”此後敘述陳仲躬於宅內井中救一女鬼，名敬元穎，得其所助，移居立德場，自後乃“文戰累勝，為大官”。陳仲躬是科舉及第者，從這篇小說中，可以看出，當時南方的一些富室，為求仕進，謀求在學業上有所長進，情願放棄故土，攜家財而移居於中原名城。可見科舉製對社會生活的影響。這條材料對於研究唐代南北的人口流動也頗有價值。
科舉的發展，使它的影響擴及於家庭生活，人們對一個人的社會地位的看法，人們的價值觀念，以及倫理觀念，都有新的變化；這應當看作是科舉製對社會風氣影響深刻化的表現。
譬如《南部新書》丁卷載：
杜羔妻劉氏，善為詩。羔屢舉不第，將至家，妻先寄詩與之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麵羞君麵，君若來時近夜來。”羔見詩，即時回去。
後麵又寫杜羔登第後，其妻又以詩招其回家。劉氏既然是“善為詩”，當是一個才女子，但這個才女卻是酸腐得厲害，在她的眼中，丈夫的才奇不奇，是以科舉的是否及第為標準的。真是無獨有偶，這不禁使人們想起了《儒林外史》中的魯小姐。《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寫魯小姐自幼受父親的教育，把八股製藝一套弄得很熟，不想招來一個女婿蘧公孫卻是風流名士，不把舉業放在心上。家裏人見她平時“愁眉淚眼，長呼短歎”，就勸她，說這位新姑爺乃是“少年名士”，不想卻引起了她的反駁：“自古及今，幾曾看見不會中進士的人可以叫做個名士的？”魯小姐與這位劉氏，真可以說是古今雙璧，相映成趣。
如果說劉氏之羞與其夫相見，乃出於世俗之見，那麼《玉泉子》所載趙琮妻子為丈夫不第而感受到屈辱，則是因為遭到社會輿論的冷酷的壓力：
起琮妻父為鍾陵大將，琮以久隨計不第，窮悴甚，妻族益相薄，雖妻父母不能不然也。一日軍中高會，州郡請之春設者（按：此句頗費解，未知有誤字否），大將家相率列棚以觀之。其妻雖貧，不能無往，然所服故敝，眾以帷隔絕之。設方酣，廉使忽馳吏呼將，將驚且懼。既至，廉使臨軒，手持一書，笑曰：“趙琮得非君子婿乎？”曰然。乃告之，適報至，已及第矣。即授所持書，乃榜也。將遽以榜歸，呼曰：“趙郎及第矣！”妻之族即撤去帷障，相與同席，競以簪服而慶遺焉。
這裏生動地描寫了一個人及第與否，在人們的心目中，價值是怎樣的不同。久舉不第，其妻雖為節鎮大將之女，也被親族所辱，一旦榜至，則又被刮目相待。封建社會中，對於人們的身份價值與社會地位的衡量，一是看他擁有土地的多寡，二是看他官位的高低，而在一般情況下，毋寧說後者更為重要，因為對於封建社會來說，權勢通常是起主導作用的，有了權，就可以仗勢欺人，可以魚肉鄉裏，可以霸占田產，種種不法之事都可以幹出來。而從唐開始，由於實行以科舉取士，科第成為通向官僚機構的階梯，因此一個人能否在科試中獲得成功，也就是衡量這個人價值的主要標準。
譬如《太平廣記》卷一五一《孟君》篇，記道：“貞元中，有孟員外者，少時應進士舉，久不中第，將罷舉，又無所歸。托於親丈人省郎殷君宅，為殷氏賤厭，近至不容。”這位孟君，又不幸染病，丈人就索性給了他三百文錢，趕他出門。孟君後來住在一個卜相者之家，相者預言他將來必富貴，乃“又卻住殷君宅，殷氏見甚薄之，亦不留連，寄宿馬廄”。這裏可以看出唐代富紳之家的人情勢利，女婿考試不第，乃漸見厭薄，生了病，把他趕出門，又回來，就讓他住馬廄。這種新鮮的社會史料，是不容易在正史中找見的。可以想見，科場失利的文士，落魄到無以自存的地步，在唐代這個為人所豔稱的中古盛世，一定是為數不少的，這裏所寫，隻不過是其中的一角而已。
《北夢瑣言》卷四：
唐進士宇文?，雖士族子，無文藻，酷愛上科。有女及笄，真國色也，朝之令子弟求之不得。時竇?年逾耳順，方謀繼室，其兄諫議，叵有氣焰，能為人致登第。?嫁女與?，?為言之元昆，果有所獲。相國韋公說，即其中表，甚鄙之。
按照姓氏門第，宇文?當是北朝沿襲下來的士族，但在晚唐，這一門第已經淪落了，他為了要取得科舉上第，竟將其女兒嫁給七十老翁為繼室。宇文?的這一舉動，當然會受到時人的鄙視，但我們從曆史研究的角度出發，卻可以看到曆史發展的客觀進程確是冷酷無情的：舊門第的衰落，新官僚的興起，落魄的士族後代要謀取政治上的出路，不得不由科舉入仕，而要這樣做，又不得不巴結朝廷上的新貴；他們沒有別的資本，隻有出讓自己的女兒。這就是當時上層社會的群醜圖。
科舉對社會風氣的多方麵的影響，還可以從李肇《國史補》（卷下）的一則記載中看出：
李直方嚐第果實名為貢士之目者，以綠李為首，楞梨為副，櫻桃為三，甘子為四，蒲桃為五。或薦荔枝，曰：“寄舉之首。”又問：“栗如之何？”曰：“取其實事，不出八九。”始範曄以香品時輩，後侯朱虛撰《百官本草》，皆此類也。其升降異趣，直方多則而效之。
此事又見於《唐語林》卷一，《紺珠集》卷三，《類說》卷二十六，《侯鯖錄》卷一。可見引起知識階層普遍的注意。這原是一件小事，但從這種生活瑣事的記載中，可以見出科舉考試對社會生活影響的廣泛，以及引起封建士大夫們審美心理的變化，都是很有意思的。
三
關於唐代科舉對社會風氣、社會生活的影響，我們還可以再從避諱、相卜與倡伎等幾方麵來加以敘述。
避諱的風氣似乎是自古有之。《左傳》、《禮記》中都有避諱的記載，但作為社會風氣盛行於世，則是在南北朝時，這是與那一時期豪門大族以門第相尚、高自標置分不開的。清朝有名的考據學家及文學家趙翼已經注意到這一點，他在《陔餘叢考》中說：
六朝時最重犯諱。《南史》：謝鳳之子超宗，以劉道隆問其有鳳毛，輒走匿不敢對。後超宗謂王僧虔子慈曰：“卿書何如虔公書？”答曰：“如雞比鳳。”超宗狼狽而退，蓋各觸父諱故也。殷鈞尚永興公主，公主憎之，每召入，滿壁書其父睿名，鈞輒流涕而去。（卷三《覿麵犯諱》）
趙翼這裏講的是六朝的情況。唐朝時門閥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地位雖然已從根本上被削弱，但門第觀念仍保留有較大的影響，所謂避家諱的風氣依然在士大夫中間嚴重地存在。對於士人來說，這種避諱的習俗，更須嚴格注意，一不小心，觸犯了私諱，就要失去成名得第的機會。南宋人洪邁記述他父親洪皓從金國出使歸來，帶回流散在燕薊一帶的舊籍，其中有一部書叫《貽子錄》，書中記載說：唐朝懿宗時有一個叫盧子期的人著有《初舉子》一書，對科舉試中應須注意的事項，記載得“細大無遺”，書中特別告誡舉子們在三場考試時，賦詩作文，要避皇帝的諱、宰相的諱，以及主考官的諱（洪邁《容齋隨筆》卷十三《貽子錄》）。《初舉子》是類似於升學考試指導一類的書，它把避諱作為科場考試時需要特別注意的問題提出來，就可見這個問題確是非同一般。讀書人一心想考試及第，有時把避諱弄到迷信可笑的地步，像《初舉子》中所舉出的事例，“士人家小子弟，忌用熨鬥時把帛，慮有拽白之嫌”。拽白就是考試時一個字也答不出，交白卷。
避諱的風氣在官場中更為盛行，如賈曾因為父名忠，就推辭不做中書舍人（《南部尚書》甲卷）。袁德師因為父名高，重陽日朋友聚會，請吃糕，他就說：“某不敢吃，請諸公破除。”（《劉賓客嘉話錄》）有一個舉進士的周瞻，去拜見宰相李德裕，在門外連續等了一個多月還未能得見。後來守門人提示周瞻說：“宰相的父親名叫吉甫，是諱‘吉’字的，而你姓周，‘周’字中就含有一個‘吉’字。因此宰相每次見到你的名片，總是要皺眉頭。”（《唐語林》卷七補遺）這種避諱的習性已到了怪癖的地步。不管這些記載可靠性如何，但可以看出唐代士大夫官僚階層中避忌家諱的風氣是何等的濃厚。隻有從這樣一種時代背景中，我們才能對韓愈為李賀所作的《諱辨》一文有具體深切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