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十五年（810），李賀經過河南府試，被薦送到長安應進士試，當時就有人造輿論，說李賀父名晉肅，“晉”與“進”同音，李賀應進士試是犯了父諱。韓愈的《諱辨》說：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一）
現在看來是何等的小事，在當時卻要如此鄭重的對待，如果不放在特定的曆史環境中去認識，確實是不易理解的。
唐代前期雖曾由皇帝的名義下詔，申令“二名不偏諱”，“臨文不諱”，但首先在統治階級上層，不僅保存，而且助長這種風氣。如唐玄宗任命蘇?為相，命中書舍人蕭嵩起草製書，製文中有“國之瑰寶”四字，玄宗看了，對蕭嵩說：“?，瑰之子，朕不欲斥其父名，卿為刊削之。”蕭嵩聽了後，“慚懼流汗，筆不能下者久之”（鄭處晦《明皇雜錄》卷下）。唐代考場中規定，進士入試時，如果試題中遇有家諱，“即托疾下將息狀來出，雲牒某，忽患心痛，請出試院將息”（《南部新書》丙卷）。此人本年的科試就算告吹了。但如果他隱瞞，一旦查出，則犯了清議，就會影響一輩子的前途。明了這些，就可以知道韓愈當時寫《諱辨》一文，確實需要有相當的勇氣。洪邁說：“唐人避家諱甚嚴，固有出於禮律之外者……韓文公作《諱辨》論之至切，不能解眾惑也。《舊唐史》至謂韓公此文為文章之紕謬者，則一時橫議可知也。”（《容齋隨筆》卷十一《唐人避諱》）這就是說，韓愈雖然寫了這篇《諱辨》，但仍敵不過世俗之橫議，而李賀也終於未能應進士試。
附帶說一下，唐人的這種避諱習俗在詩文創作中也有影響，據宋人說，杜甫因為父名閑，因此整個一部杜集，沒有用過一個“閑”字，宋時杜集惟獨有一聯雲：“見愁汗馬西戎逼，曾閃朱旗北鬥閑。”但據宋朝杜集的校輯專家王欽臣考證，這個“閑”字，五代時的本子原是“殷”字，是宋朝人避大宋皇帝先祖的廟諱而改換的，但他們沒有想到這卻使杜甫背了觸犯家諱的名聲。
唐人舉子向達官名卿行卷，更須注意不能觸犯對方的家諱，否則不但達不到薦引揄揚的目的，反而因此斷送了前程。如《唐摭言》卷十一《惡分疏》載：
文德中，劉子長出鎮浙西，行至江西；時陸威侍郎猶為郎吏，亦寓於此。進士褚載緘二軸投謁，誤以子長之卷麵贄於威。威覽之，連有數字犯威家諱，威因拱而矍然。載錯愕，白以大誤，尋以長箋致謝，略曰：“曹興之圖畫雖精，終慚誤筆；殷浩之矜持太過，翻達空函。”
關於這方麵的情況，本書《進士行卷與納卷》一章已有論述，這裏就不詳談了。
這種避家諱的情況，北宋初還是如此，南宋時就不那麼嚴重了。如宋王□《燕翼貽謀錄》卷四：“唐人重於避諱，國初此風尚在。劉溫叟以父名嶽，終身不聽樂，部曲避監臨家諱尤甚。”又莊季裕《雞肋編》卷下載：“紹興中，範?知鄂州，以父名?辭，不聽。”宋代的情況與唐代有很大的不同，於此也可看出。正如前引《雞肋編》所說：“二名偏諱，皆所不當避者，而唐世法乃聽之，與今條令蓋少異矣。”
看相也是唐以前就有的，漢代的嚴君平，就是名盛一時的相者，屢為後世文士所稱道。從唐代開始，科舉製興起，看相的行業得到意外的發展。我們不妨引沈括講北宋的情況來看一看：
京師賣卜者唯利舉場，時舉人占得失，取之各有術。有求目下之利者，凡有人問，皆曰必得。士人樂得所欲，競往問之。有邀以後之利者，凡有人問，悉曰不得。下第者常過十分之七，皆以謂術精而言直。後舉倍獲，有因此著名，終身饗利者。（《夢溪筆談》卷二十二）
沈括講的是北宋開封的情況，說開封賣卜者主要是做舉場的生意，卜者揣摩舉子的心理，揀其樂意聽者而答之。應當說，這種情況不是從宋開始的，唐代的長安，這種行業已經很發達了。《太平廣記》卷二六一《鄭群玉》條（據《幹□子》）雲：
唐東市鐵行，有範生，卜舉人連中成敗，每卦一縑。秀才鄭群玉短於呈試，家寄海濱，頗有生涯，獻賦之來，下視同輩，意在必取，仆馬鮮華。遂齎緡三千，並江南所出，詣範生。範喜於異禮，卦成，乃曰：“秀才萬全矣。”群玉之氣益高。比入試，又多齎珍品，烹之坐享。以至繼燭，見諸會賦，多有寫?者，乃步於庭曰：“吾今下筆，一字不得生，鐵行範生，須一打二十！”突明，竟掣白而去。
長安的東市是有名的市場，範生在市場的鐵行設座賣卜，每次一縑（唐製布帛四丈為一縑），所取不可謂低了。由此可見問卜之人必多，否則就不能維持這個價格。鄭群玉為海濱富室，精於人情世故的範生當然一眼就看穿他的底細，順著他的意思，保他“萬全”，結果這位鄭秀才卻是熬了一夜，交了白卷走出考場。與此則所記類似的，還有康駢《劇談錄》的一條記載：
開成中，有龍複本者，無目，善聽聲揣骨，每言休咎，無不必中，凡有象簡竹笏，以手撚之，必知官祿年壽。（卷上《龍待詔相笏》）
康駢風趣地說這位失明的相者，凡有象簡竹笏，必用手撚之，然後知官祿年壽，這也無非揀官僚們所樂意聽而言之罷了。因此康駢在此條之末議論說：“自鹹通、乾符以來，京國察相者殊多，言事適中者殊少。”本來這種迷信行業完全靠的是編造，但他們因時代的風氣，投合人們的心理，他們之所以能在社會上存在，也有其社會的原因。唐代的科舉考試，本身並不完密，前麵一些章節中曾經講到，科試中之及第與落第，有不少偶然因素，再加上貴族官僚的行私納賄，宦官等勢力的從中插手，情況就更加複雜。士人之能否及第，並不完全取決於本身的才學。再加上某些士人求名心切，巴望早日躋身於官場，於是卜卦之業，就有存在和發展的基礎。
這種情況，即使名人，也在所難免。如鼎鼎大名、有唯物主義思想家之稱的柳宗元，在應試前也曾在長安問過卜：
仆之始貢於京師，蓍者卦之曰：是所謂望而未睹，隱而未見，瞠乎遠而有榮者也。今茲歲在鶉首，若合於壽星，其果合乎？仆時悒然遲之，謂其誕慢怪迂，是將不然，然而僅置於懷耳，未克決而忘之也。後果依違遷就，四進而獲，卒如其言雲。噫！彼莫莫者，其有宰於人乎？不然，何其應前定若是之章明也。（《送蔡秀才下第歸覲序》，《柳宗元集》卷二十三）
柳宗元是貞元五年（789）到長安，貞元九年（793）春進士登第，考了四回，所以說“依違遷就，四進而獲”。這位蔡秀才下第歸家，柳宗元用“定數”來安慰他，這當然是可以理解的，但由此也可看出，即使“俊傑廉悍”、“踔厲風發”如子厚者尚且如此，其他則更可想而知。
晚唐詩人崔塗也是“窮年羈旅”（《唐才子傳》卷九）、屢舉不第的，他有《問卜》一詩：
承家望一名，幾欲問君平。自小非無誌，何年即有成。豈能長失路，爭忍學歸耕。不擬問昭代，悠悠寄此生。（《全唐詩》卷六七九）
出身貧寒的士人，所盼者無非“承家望一名”，在多次失望的情況下，不禁起“何年即有成”之歎，問卜就是他們百無聊賴的自我慰藉罷了。
現再將科試與問卜的幾條材料抄錄於下，以備研討：
元和中，（孟）簡將試，詣日者卜之。曰：“近東門坐，即得之矣。”既入，即坐西廊。迫晚，忽得疾，鄰坐請與終篇，見其姓，即東門也，乃擢上第。（《唐詩紀事》卷四十一《孟簡》）
張曙、崔昭緯中和初同舉，相與詣日者問命。曙時自負才命藉甚，以為將來狀元，崔亦分居其下。日者殊不顧曙，第目崔曰：“將來萬全高第。”曙有慍色。日者曰：“郎君亦及第，然須待崔拜相，當此時過堂。”既而曙果不終場，昭緯首冠……後七年，昭緯為相，曙方登第，果於昭緯下過堂。（《唐詩紀事》卷六十六《張曙》）
李相國揆，以進士調集在京師，聞宣平坊王生善《易》筮，往問之。揆時持一縑晨往，生為之開卦曰：“君非文字之選乎？當得河南道一尉。”揆負才華，不宜為此，色悒忿而去。王生曰：“君無怏怏。自此數月，當為左拾遺，前事固不可涯也。”揆怒未解。生曰：“若果然，幸一枉駕。”揆以書判不中第，補汴州陳留尉，始以王生之言有征，後詣之。（《前定錄》）
近世學者注意於進士科與倡伎之關係的，據筆者所知，最早應推陳寅恪先生。陳先生在《讀鶯鶯傳》一文中說：
故真字即與仙字同義，而會真即遇仙或遊仙之謂也。又六朝人已侈談仙女杜蘭香萼綠華之世緣，流傳至於唐代，仙（女性）之一名，遂多用作妖豔婦人，或風流放誕之女道士之代稱，亦竟有以目倡伎者。其例證不遑悉舉，即就《全唐詩》卷一八（按：即中華書局整理本卷四九四――琮）所收施肩吾詩言之，如《及第後夜訪月仙子》雲：自喜尋幽夜，新當及第年。還將天上桂，來訪目中仙。及《贈仙子》雲：欲令雪貌帶紅芳，更取金瓶瀉玉漿。鳳管鶴聲來未足，懶眠秋月憶蕭郎。即是一例。而唐代進士貢舉與倡伎之密切關係，觀孫?《北裏誌》及韓?《香奩集》之類，又可證知。（《元白詩箋證稿》頁一?六）
陳先生提出了這個問題，但他對這一問題的論述並沒有展開。倡伎的問題是比較複雜的，它是剝削製度社會的產物，在這之中，女性是受害者，但倡伎製又是社會腐朽性的表現，倡伎是社會的寄生階層。應當作具體的分析。就唐代的進士舉子來說，也應當作具體分析，有些是官僚或富室的紈絝子弟，他們來到長安，尋花問柳，無非是狎客之流，僅把淪落在伎院中的女子當作玩物，如那個憑借宦官仇士良的權勢取得狀元的裴思謙，在登第後宿於平康裏伎院中，作詩道：“銀缸斜皆解鳴?，小語低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唐摭言》卷三）風格輕佻，一如其人，是完全不足取的。但也有的士人確與某些倡伎有較為真實的感情。唐代長安的倡伎，多集中居住於平康裏，平康裏也就成為少年進士向往的地方。這種情況自唐玄宗時即已如此。如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記：“長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俠少萃集於此，兼每年新進士以紅箋名紙遊謁其中，時人謂此坊為風流藪澤。”而平康裏的女子，也視進士舉子為詩文雅談之友，她們當中不少人也有較高的文化修養，如孫?《北裏誌序》說：
諸妓居平康裏……其中諸妓多能談吐，頗有知書言詩者。自公卿以降，皆以表德呼之，其分別品流，衡尺人物，應對非次，良不可及，信可輟叔孫之朝，致楊秉之惑。比常聞蜀妓薛濤之才辯，必謂人過言，及睹北裏二三子之徒，則薛濤遠有慚德矣。
孫?對平康女子是抱同情讚美態度的，他的這部篇幅並不大的著作《北裏誌》，對研究唐代中後期長安的倡伎生活，及進士與倡伎的關係，有著很可寶貴的資料。當時的一些舉子與這般淪落風塵的女子，互相愛慕，往往找機會會麵，《北裏誌》的《海論三曲中事》條說：“諸妓以出裏（平康裏）艱難，每南街保唐寺有講席，多以月三八日相牽率聽焉，皆納其假母一緡，然後能出於裏……故保唐寺每三八日士極多，蓋有期於諸妓也。”
韓?也有幾首寫他與伎女相愛的詩，如《及第後出家別錦兒》詩：“一尺紅綃一首詩，贈君相別兩相思。畫眉今日空留語，解?他年更可期。臨去莫論交頸意，清歌休著斷腸詞。出門何事休惆悵，曾夢良人折桂枝。”（《玉樵山人集》）但韓?這類的詩，體格總嫌輕薄。現在所見記述唐代進士與伎女的事跡，當以所傳歐陽詹與太原樂籍中女子為最深切動人，今據《太平廣記》卷二七四抄錄於下：
歐陽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弱冠能屬文，天縱浩汗。貞元年登進士第，畢關試，薄遊太原，於樂籍中，因有所悅，情甚相得。及歸，乃與之盟曰：“至都，當相迎耳。”即灑泣而別，仍贈之詩曰：“驅馬漸覺遠，回頭長路塵，高城已不見，況複城中人。去意既未甘，居情諒多辛。五原東北晉，千裏西南秦。一屨不出門，一車無停輪。流萍與係瓠，早晚期相親。”尋除國子四門助教，居京。籍中者思之不已，經年得疾且甚，乃危妝引髻，刃而匣之，顧謂女弟曰：“吾其死矣。苟歐陽生使至，可以是為信。”又遺之詩曰：“自從別後減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識舊時雲髻樣，為奴開取鏤金箱。”絕筆而逝。及詹使至，女弟如言，徑持歸京，具白其事。詹啟函閱之，又見其詩，一慟而卒。
《全唐詩》卷四七三載孟簡《詠歐陽行周事》詩，其自序有雲：
……初抵太原，居大將軍宴，席上有妓，北方之尤者，屢目於生，生感悅之，留賞累月，以為燕婉之樂，盡在是矣。既而南轅，妓請同行，生曰：“十目所視，不可不畏。”辭焉，請待至都而來迎，許之，乃去。生竟以蹇連不克如約，過期，命甲遣乘，密往迎妓。妓因積望成疾，不可為也，生死之夕，剪其雲髻，謂侍兒曰：“所歡應訪我，當以髻為貺。”甲至，得之，以乘空歸，授髻於生。生為之慟怨，涉旬而生亦歿……
孟簡序與《太平廣記》所載可以互看。歐陽詹是實有其人的，他與韓愈同年登進士第。韓愈有《歐陽生哀辭》（《韓昌黎文集校注》卷五），未記與太原妓之事，且歐陽詹之死當在貞元之末，因此《太平廣記》所記，事之有無，尚在疑似之間。但《歐陽行周文集》卷二確有《初發太原途中寄太原所思》詩，即《太平廣記》所載者，文集中有好幾首記遊太原詩，則歐陽詹登第以後確曾有太原之遊。故事是動人的，即使歐陽詹未有其事，但作為文學作品來讀，也可見出伎女的悲慘命運，歐陽詹之“一慟而卒”，比起唐人傳奇中的張生、李益來，其形象真淳多了。宋代詞人秦觀的著名詞作《滿庭芳》，結句為“高城望斷，燈火已黃昏”，有的注本即以為從歐陽詹的“高城已不見，況複城中人”化出。
關於唐代的進士科舉與倡伎，還可以作進一步的研究，這裏隻作一些材料上的介紹，以備參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