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與侍郎是主持者，參加銓試的還應該有其他考官。白居易於元和十五年（820）所上的《論重考科目人狀》說：“伏以今年吏部科第，不置考官，唯遣尚書、侍郎二人考試。”（《白居易集》卷六十）白居易以這一年的吏部考試隻有尚書與侍郎，而不另外委派考試官員而有異議，可見按照通例，吏部試還應有其他官員的。如《舊唐書》卷七?《岑羲傳》載羲於神龍初為中書舍人，後因忤武三思，轉秘書少監，再遷吏部侍郎：“時吏部侍郎崔?、太常少卿鄭?、大理少卿李允恭分掌選事，皆以贓貨聞，羲最守正，時議美之。”這裏所載，則除了吏部侍郎以外，還有太常少卿、大理少卿等官員。即使主持者，有時也不一定是吏部的官員，張采田《玉溪生年譜會箋》開成三年（838）條曾雲：“凡銓事吏部主之，然亦有他官兼判者，如崔龜從以戶部侍郎判吏部尚書銓事，鄭肅以尚書右丞權判吏部西銓事，史傳中此類極多。”
吏部考試的項目有四，就是通常所說的身言書判：“其擇人有四事，一曰身（取其體貌豐偉），二曰言（取其言詞辨正），三曰書（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優長）。”（《通典》卷十五《選舉》三《曆代製》下）考試的程序，是先試書判，也就是書法和判案的文詞，這叫試；這一關通過後，就察看身和言，看形貌是否端正豐偉，說話的言詞是否清晰有條理，這叫銓。書判和身言都合格，接著詢問被試者的意願，並考慮其本身的情況，擬訂出所授的官職，這叫注；最後，就集合候選者，當眾宣布新職，這叫做唱。這銓試的過程就大致完畢。
由此可見，銓試的關鍵是書判，尤其是判。所謂判，就是考察被試者如何處理獄訟。唐代對試判的要求從一開始就是比較嚴的，而且從武則天時起，就實行糊名考試的辦法，以示不徇私情。但事情難免不走向反麵，判的考試也是這樣。關於這一點，《通典》有一概括的敘述：
初吏部選才，將親其人，覆其吏事，始取州縣案牘疑議，試其斷割，而觀其能否，此所以為判也。後日月寢久，選人猥多，案牘淺近，不足為難，乃采經籍古義，假設甲乙，令其判斷。既而來者益眾，而通經正籍，又不足以為問，乃征辟書曲學隱伏之義問之，惟懼人之能知也。（卷十五《選舉》三《曆代製》下）
判的考試本來是測驗一個人的實際吏治能力，因此最初考試時往往將州縣中實際遇到的疑難案件拿來，讓應試者對這些案件給以判決，看看是否合乎封建法律的要求，以及是否符合事件的實際情況。但後來因為應試者增多，而能授予的官職少，於是就在試題中設法提高其難度，就在古代儒家經書中找題目，後來又發展為在冷辟的書中故意找含混不清的地方發問，這就完全與原來的主意相違背了。而按照宋元之際的馬端臨所說，試判的文詞也無非是四六駢文，這樣，實際上與禮部的詩賦試也沒有多大差別。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十七《選舉考》十《舉官》說：
吏部則試以政事，故曰身、曰言、曰書、曰判。然吏部所試四者之中，則判為尤切，蓋臨政治民，此為第一義，必通曉事情，諳練法律，明辨是非，發摘隱伏，皆可以此覘之。今主司之命題則取諸辟書曲學，故以所不知而出其不備，選人之試判則務為駢四驪六，引援必故事，而組織皆浮詞。然則所得者不過學問精通，文章美麗之事耳。蓋雖名之曰判，而與禮部所試詩賦雜文無以異，殊不切於從政，而吏部所試為贅疣矣。
現在傳世的唐人文集，以及《全唐文》中，還保存了不少判詞，這些判詞，有的是應試時所作，有的是試前練習之作，有的可能是任官期間的實際案判。這些判詞幾乎都是用駢文寫成的，其中夾雜有不少經史典故（而且當時還規定，上下句中，不能以經書對經書，以史書對史書，非常繁瑣）。號為作判詞能手的張□，他留傳於今的《龍筋鳳髓判》，除了堆砌詞藻，講求對偶以外，大多是沒有什麼意思的遊戲之作。又如元稹與白居易於貞元十九年（803）應吏部試，白居易以書判拔萃及第，元稹以平判入等。在試前元、白二人曾有判詞的習作，也有不少是戲謔之作，如元稹有《對宴客鱉小判》（《元稹集》外集卷八），判頭為：“甲饗客羞，鱉小，客怒其不敬，辭雲水頑非傲。”判詞為：“燕以示懷，鱉於何有？姑宜欽德，豈誚水煩？責外骨之不豐，顧褊心之奚甚……水潦方塗，且乏大為貴者；壺?苟備，何必長而食之……”這些，都是格調不高的遊戲文章，比起禮部所試詩賦雜文還不如。
唐代人就曾對考判的情況作過嘲笑，譬如張□《朝野僉載》中寫道：
周天官選人沈子榮誦判二百道，試日不下筆。人問之，榮曰：“無非命也。今日誦判，無一相當。有一道頗同，人名又別。”至來年選，判水?，又不下筆。人問之，曰：“我誦水?，乃是藍田，今問富平，如何下筆！”聞者莫不撫掌焉。（卷四）
從這則故事中，可見當時應吏部試的人在試前要背不少現成的判文，這些判文大約是社會上流傳以供應試者揣摩之用。這位沈子榮也是個教條主義者，隻知背現成的文章，不知變化，試題稍有不同，事先背誦的文章一句也用不上來，以至鬧出了這樣的笑話。由此可以推想，凡是按照這種模式考選出來的會是什麼樣的“人才”。《朝野僉載》就記載過另一則笑話：
滑州靈昌尉梁士會，官科鳥翎，裏正不送。舉牒判曰：“官喚鳥翎，何物裏正，不送鳥翎！”佐使曰：“公大好判，‘鳥翎’太多。”會索筆曰：“官喚鳥翎，何物裏正，不送雁翅！”有識之士聞而笑之。（卷二）
這位梁士會，大約也是前麵一則中的沈子榮一流的角色，枵腹得可以，三句判文中，就重複了兩個“鳥翎”，其佐使提醒他，總算改了，想不到竟改為“雁翅”，真使人絕倒。劉?曾說：“況於書判，借人者眾矣。”（《唐會要》卷七十四《選部上?論選事》）這“借人者”，既可理解為請人代筆，也可理解為事先背誦各種不同內容的程文，考試時依題對答就是了。可見當時一本正經的吏部試判，實際上竟是那樣的一種情況。
倒是身言書判的“書”，後人對它有較多的肯定，認為唐人普遍工書法，與吏部試須考楷法大有關係，如說：
唐以身言書判設科，故一時之士無不習書，猶有晉宋餘風，今間有唐人遺跡，雖非知名之人，亦往往有可觀。（宋朱弁《曲洧舊聞》卷九）
唐人書皆有楷法，今得唐碑，雖無書人姓氏，往往可觀。說者以為唐以書判試選人，故人競學書，理或然也。（宋趙彥衛《雲麓漫鈔》卷五）
既以書為藝，故唐人無不工楷法。（宋洪邁《容齋隨筆》卷十《唐書判》）
五
唐人對銓試中的弊病，曾有過一些議論，如被譽為開元賢相的張九齡，在開元三年（715）任左拾遺時，就對“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的考試辦法提出過異議，認為這種辦法“適使賢人君子，從此遺逸”，“亦明代之缺政，有識之所歎息”（《通典》卷十七《選舉》五《雜議論》中，又見《唐會要》卷十四《選部上?論選事》）。在這之後，天寶十二載（753），候選者劉?也曾上書，對身言書判的一套銓試規定提出過批評，認為這種“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內”，不可能識拔真才（《通鑒》卷二一六；《唐會要》卷七十四《選部上?論選事》係於天寶十載）。這些意見都能切中時弊，但它們遠不足以概括唐代實際存在的銓試中的腐敗現象與各種弊病。
唐代銓試中的最大弊病，對於吏部的官員來說，莫過於納賄賣官，對於選者來說，則是憑錢財權勢以謀取美仕要職，上下其手，弄虛作假，冒名頂替，冗官濫員，猥雜於中央和地方。
如高宗時李義府本無品鑒之才，他主持銓選時，“惟賄是利”，其“母、妻、諸子賣官市獄，門如沸湯”（《新唐書》卷二二三上《奸臣上?李義府傳》）。《朝野僉載》卷四還記載崔?的一則故事：
唐崔?為吏部侍郎，貪縱，兄憑弟力，父挾子威，鹹受囑求，贓汙狼藉。父挹為司業，受選人錢，?不之知也，長名放之。其人訴曰：“公親將賂去，何為不與官？”?曰：“所親為誰？吾捉取鞭殺！”曰：“鞭即遭憂！”?大慚。
崔?在武則天時曾參與修撰《三教珠英》，後又依附於武三思、韋後、太平公主，玄宗即位後終於在上層統治集團的內部紛爭中被殺。這裏所寫他主銓時貪贓賣官事，是他在中宗朝任吏部侍郎之時，而短促的中宗朝廷也正是唐前期政治極端腐敗的時期。據史籍所載，崔?典選時，因招財納賄，濫注了不少人，不僅把本年的員缺都用光了，還預占了後兩年的名額（見新舊《唐書?宋?傳》）。
《太平廣記》記述有一士人李敏求，久困長安，累次應進士舉都未得中，後為憲宗時受到寵信的武將伊慎的女婿，“獲錢二百四十貫”。在這之前，李敏求已從其他途徑取得功名，現在“仍用此錢參選，（元和）三年春，授鄧州向城尉”（卷一五七《李敏求》）。這就是憑錢財和權勢謀取官職的例子。又據《通鑒》卷二一一載，開元四年（716）五月，有人上書，說今年銓選太濫，所授的縣令都非其才。於是玄宗命令重考，試以“理人（民）策”，結果韋濟考了第一名，而其他二百多人都未及格，其中“或有不書紙者（即交白卷）”（《舊唐書》卷八十八《韋嗣立傳》附韋濟傳）。這種情況使唐朝廷很為難，隻好采取妥協的辦法，大多數人還是讓他們赴任，隻有四十五人放歸，以後再考。可以想見，這二百多人中必定有不少是因賄而得官的。交白卷的情況也非開元四年所獨有，如天寶二年（743）春的銓試，禦史中丞張倚的兒子張?參選，吏部侍郎苗晉卿見張倚為玄宗所寵信，就將張?拔為第一名。張?之不才是出名的，而竟選為第一，一時輿論大嘩，就有人告到安祿山那裏。安祿山這時任範陽節度使，也正受到玄宗的恩寵，就將此事向玄宗報告。玄宗命令重考，並在花萼樓親試，結果是“登第者十無一二，而?手持試紙，竟日不下一字，時謂之‘曳白’。”（《舊唐書》卷一一三《苗晉卿傳》）可以想見，如果此年無人告安祿山，安祿山不上告玄宗，則張?之流不就順利通過而奔赴新職了嗎？開、天號稱盛世，尚且如此，其他幾朝就更可想而知，唐朝吏部銓試的實際於此也可想見。
穆質於貞元元年（785）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對銓試之弊，寫道：“古則為官擇人，今則為財擇官。”（《全唐文》卷五二四）這種情況在唐前期已有，中晚唐更甚，唐朝廷的正式文誥中也不得不承認：“脂膏之地，須因有賄而升；迂辟之官，即是孤寒所受。”（《唐大詔令集》卷一?一《厘革選人敕》）
正因為銓試中這種行賄請托之風盛行，遂使得吏部中有些較能堅持公道的官員十分苦惱，視銓選為苦事，如：
久視元年（700）七月，顧琮除吏部侍郎。時多權幸，好行囑托，琮性公方，不堪其弊。嚐因官齋至寺，見壁上畫地獄變相，指示同行曰：“此亦稱君所為，何不畫天官掌選耶！”（《唐會要》卷七十四《選部上?掌選善惡》）
顧琮身為吏部侍郎，而把吏部掌選事比喻為地獄變相，可以見出他的苦恨和厭煩。
《封氏聞見記》也記有一事：
陸元方嚐任天官侍郎。臨終，曰：“吾年當壽，但以領選之日傷苦心神。”（卷三《銓曹》）
據《新唐書》卷一一六《陸元方傳》，陸元方是在武後朝任天官（吏部）侍郎的，臨終時說：“吾當壽，但領選久，耗傷吾神。”
類似的情況，唐代前後期都有。懿宗，僖宗時人孔緯為吏部侍郎時，“權要私謁至盈幾”，但孔緯一不開視，結果為“當路”所不悅，“改太常卿”（《新唐書》卷一六三《孔緯傳》）。
五代時人牛希濟對中晚唐銓試之弊，曾有過一次概括的評論，說：
以天下之大，九州之眾，職官將萬餘員，令長簿尉，官秩至卑，理民與下最親，朝廷輕之，委有司而已。今吏部自尚書至郎吏五人，抱案者向百餘輩，桀黠詭譎，必出於是，視其官屬，如弄嬰兒，若啖之以利，即左右手之，不如皆舐筆署名且未之暇，焉能得其過者。掄材為官，久廢其事，為人擇官，殆無虛日。其稍留心者，止於詰其蔭緒，循其資曆，黜其升遷，求其殿犯，豈有問其為政之本，為理之道。至若試以章判，拘以棘圍，鬻文之徒，偏得其便，乞憐之子，略無愧容，大為笑端，不可以取。亦有居官清苦，罷無資財，考秩既深，然後送堂。時宰視之，不成芻狗。區區風塵，殍死者眾。眾胥吏賄賂之交，嗔咽街巷，聒於耳目，清資劇邑，必有主者，朝列之中，以樂為之。某官若幹萬錢，某邑若幹束帛，公然大言，曾無畏懼，憧憧政路，指期而取。某之官也，納賄償債且未之能，豈複為政為理。是以生民致困，歲月凋弊，逋逃林藪，竄伏萑苻，小者掠行旅，大者破井邑，天下九州，蜂飛?起，以至於阽危宗社。（《銓衡論》，《全唐文》卷八四六）
牛希濟指出銓試中因賄得官，到任後就大肆刻剝百姓，這當然會進一步加劇官府與人民的矛盾，而逼使窮困之民，逃亡於山林，“小者掠行旅，大者破井邑”。――唐末農民大起義的威力給於封建地主階級印象之深，於此可見。牛希濟說唐朝廷就在這種自我腐蝕中滅亡，確也反映了一定的客觀實際。作為詞人，牛希濟不算得特別突出，但作為史論家，他的議論是有一定的曆史眼光和識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