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步芳在吞並許多私窯的基礎上，成立了他獨家經營的“大通公平煤窯”。煤窯裏的工人一是原來私窯上的，二是抽來的壯丁，三是捉來的路人和盲人，四是被俘紅軍。其中主要是壯丁，因而煤工便被稱為“煤兵”了。盲人一般是在井上搖轆轤。
總窯把馬如林，經常持有兩支手槍，可以任意捕人殺人。每個把頭都有單梢鞭、雙梢鞭、三環鞭、拱套鞭等多種皮鞭。他們吊打煤兵至死，叫做神仙不落地；把左手和右腿綁起來吊打，叫做鳳凰單展翅。此外還有坐板凳、拔斷筋、砸骨拐、倒吊蔥、鴨子浮水、兔兒蹬鷹、鯉魚翻身、張飛掛肉等名目繁多的毒刑。
公平煤窯用殘酷手段強迫煤兵勞動，並且規定，父親死了要兒子頂替，哥哥跑了要抓弟弟。實際上，煤兵成了世襲的奴隸。一旦進煤窯當了煤兵，就很難活著回來。當時大通流傳著這樣的說法：一個老人有兩個兒子，一個進了公平煤窯，一個抓去當了兵。人們問老人，你兩個兒子到哪裏去了？老人回答說：“一個埋了沒死，一個死了沒埋！”“埋了沒死”形象地說明了煤兵的悲慘處境。
獨此一家的公平煤窯，壟斷著青海的市場，煤的售價往往為成本的10倍，從而獲得了巨額利潤。據一般估計，它每年可賺銀幣50萬元，成了馬步芳掠奪人民聚斂財富的一個重要基地。
蘇永貴――
我是四川南江縣人。部隊到達甘肅臨洮，我在送信時遇馬步鑾騎兵，左肩和後頸被匪兵砍傷，昏倒後被俘。我與同時被俘的七名戰士一起被押送到河州，經循化、化隆、平安驛等地押到西寧，被送往大通縣橋頭小煤洞煤窯做苦工。
馬匪軍將我們八人押送到煤窯，交給一個姓馬、一個姓牛的兩個副官。煤窯規模不大，隻有幾十名當地工人和我們八名紅軍戰士勞動。每天彎著身子到30丈深的井下往上背煤，勞動時間很長，每天都在14個小時以上。砸傷、生病，煤窯概不負責。窯長、副官的任務就是監視和看管工人與紅軍戰士。服此折磨摧殘人的苦役，僅僅換得一點糧食，維持生命。
1938年底1939年初，我們八名紅軍戰士又被送到樂家灣，編入工兵營。當時工兵營的營長是馬德林，副營長是由二連連長提升起來的宋占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