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陝省委宣傳部長劉瑞龍――
1932年紅四方麵軍入川，黨中央派我去川陝工作。我原在江蘇省委，1933年2月3日從上海出發，經西安、漢中，路上走了一個半月，3月18日到達通江。我到通江時張琴秋同誌是紅四方麵軍總政治部主任，她正在通江城紀念巴黎公社的群眾大會上講話，還看到曾中生同誌。我同他們在上海就認識，見麵大家都很喜歡。
紅四方麵軍從鄂豫皖向川陝轉移時，張琴秋同誌在七十三師擔任政治部主任，到川陝後被任命為紅四方麵軍總政治部主任。她和許多同誌在陝南兩河口會議上提了張國燾的意見。木門會議上，張國燾說曾中生是右派，把他關起來了，李春林、朱光、徐一新等同誌都被關起來了。張琴秋同誌被批為右傾，撤銷了政治部主任職務，下放到紅江縣當縣委書記，後來到王坪總醫院任政治部主任。張琴秋同誌是個政治堅定、組織能力很強的女同誌，是一位老同誌。
川陝蘇區婦女運動的場麵，我在白區工作時沒有見過。在通南巴，有很多事情我都感到新鮮。第一，四川國民黨軍閥強迫農民種鴉片，男的在家抱娃娃的多，女的下田勞動，成為家庭的主要勞力；第二，四川人民受國民黨軍閥和地主階級壓迫剝削特別殘酷，人民迫切要求革命。大巴山人民生活很苦，我親眼見到他們穿的爛襟襟，大姑娘沒有小衣（褲子）穿，烤柴火取暖。我們過巴山時，每人背了一個包袱。群眾見到我們，先端一碗熱噴噴的洋芋湯，再送一點野豬肉，然後說：同誌，你有沒有多的小衣？而地主有不少金銀元寶、白耳、鴉片、醪糟、臘肉。
四川地下黨的活動對婦女運動的發展很有關係。我到紅二十九軍時，就有老太太替紅軍站崗放哨。私渡河有一道橋，我們初去時，化裝成做生意的。有個老太婆攔住我們說：你們不要走，那裏有楊虎（楊虎城的隊伍），叫我們跟她走。她的兒子在紅軍，她把我們帶到了馬兒岩紅二十九軍軍部。我感到四川的農村婦女和男子一樣對共產黨、對工農政府、對紅軍特別擁護，參加各種活動特別積極。做宣傳工作的婦女多，特別能講話；參軍的多，出來參加工作的也不少。她們參加戰勤服務，做鞋、做衣服、背背□、抬擔架，運輸軍用物資的也很多，被服廠的工人主要是婦女。我到赤北縣苦草壩、泥溪場看到婦女熱火朝天的擁軍活動，到巴中場麵就更大了。川陝婦女運動根子深，有地下黨的活動基礎。地下黨的活動沒有婦女掩護是不可想象的。她們站崗放哨，掩護撤退，支援紅軍等。蘇區的戒煙運動，婦女特別擁護，支持戒煙，參加生產，參加武裝鬥爭。紅色交通線沒有婦女掩護也是不行的，要依靠所有的群眾，其中就有婦女在內。川陝有一個婦女獨立團，是當時蘇區婦運的一個特點。1935年2月間，婦女獨立團擴編為婦女獨立師。
川陝省委組織部長餘洪遠――
巴山婦女有著特殊的曆史境遇。1932年底以前，由於四川軍閥連年混戰，互相鯨吞，為聚斂財富，擴充實力，強令人民種植鴉片，竟使大部分男人吸毒成癮，完全喪失勞力。上山砍柴背草，下田插秧割穀，所有繁重勞動完全由婦女承擔，許多七八歲到十一二歲的小姑娘被迫做了童養媳。那時川北有句俗話：“要吃巴山飯，婆娘打前站。”當她們聽說共產黨是為窮人謀利益，看到紅軍是為窮人打天下時，立刻意識到翻身解放的日子已經到來。她們像籠子裏的雀兒，飛出牢籠，不顧一切地朝著解放的道路展翅飛翔。她們連父母、丈夫、娃娃都顧不上，為紅軍帶路、送信，同紅軍一起開倉分糧，打土豪分田地，衝破層層阻攔，報名參加紅軍。川陝省第一次工農代表大會120多名代表，婦女就有30多人；第二次大會1060名代表中，婦女有340餘人；第三次大會1440名代表中，婦女占360餘人。
婦女參加紅軍，對整個“擴紅”運動促進很大。她們向自己的親人宣傳共產黨的主張，誇耀自己在紅軍裏享受到的自由平等，動員丈夫、兄弟姐妹參加紅軍。在她們的帶動下，母親送兒子，妻子送丈夫，夫妻雙雙參加紅軍的熱潮隨之而起。我在巴中清江渡、得勝口、江口場“擴紅”，一天之內就有五六百人參加，有的一家幾口同時報名。
巴山婦女曆來有對唱山歌的習慣。紅軍來後，她們用對歌的形式，為紅軍通風報信，傳遞情報。省委和總部針對婦女這個特點，把大批女紅軍編成宣傳隊、歌詠隊、跳舞班和新劇團，到群眾中去宣傳共產黨的主張，歌唱紅軍英勇作戰的事跡，頌揚蘇維埃運動，發動群眾組織起來鬥爭土豪劣紳，把根據地的各項工作迅速開展起來。
有一個名叫陶萬榮的小女紅軍，是從鄂豫皖蘇區來的，她天生一副好嗓子，唱起歌來很動聽。在巴中、通江、恩陽河幾次群眾大會上，她唱的《勸郎回頭》歌，使有些因丈夫或兒子被國民黨抓去當兵的婦女，當場失聲痛哭。她唱的《成立川陝蘇維埃》一歌，很受群眾稱讚。她們的宣傳使老年人懂得了共產黨的主張，支持蘇維埃運動；青年人懂得紅軍是為窮人打天下，砸了煙燈和煙槍，拿起大刀長矛當紅軍；婦女懂得要翻身，隻有當紅軍，她們摘下耳環，剪去長發，參軍參政幹革命。蘇區沸騰了，根據地很快發展到縱橫20餘縣，麵積20餘萬平方公裏，人口700餘萬，成為僅次於中央蘇區的第二大區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