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紅軍中，我最敬佩的是張琴秋同誌。她聰明精幹，能文能武，很受人尊敬，曾是紅四方麵軍總政治部主任。她親自編寫了許多歌詞和舞蹈教大家唱和跳，她做的文章好，字也寫得漂亮。通江縣王坪烈士墓的碑文就是由她寫好後再由石匠刻上去的。她在川陝根據地被稱為才子之一，是一位頗負盛譽的人物。我參加紅軍，見到的第一個領導就是她。
大批婦女群眾在打土豪分田地運動中，得以鍛煉提高，逐步建立了武裝組織。1933年2月，長赤縣首先成立了婦女獨立營，約250人，繼之萬源婦女獨立營誕生。在粉碎“三路圍攻”期間，為加強後方警衛，川陝省委在各區、縣婦女獨立連、營的基礎上，在通江正式組成婦女獨立營，下轄三個連，營長陶萬榮，政治委員曾廣瀾。由於婦女參加紅軍越來越多，於是川陝省委根據第三次黨代表大會決定，以原婦女獨立營為基礎，成立婦女獨立團，下轄三個營。團長曾廣瀾，政委張琴秋，參謀長陶萬榮還兼一營營長。
各蘇維埃政權組織中，婦女約占三分之一。
蘇維埃政府的內務部，幾乎全是女同誌。在“一切為了前線”的口號下，她們不分晝夜翻山越嶺走村串戶，組織廣大婦女，白天在田間生產，夜晚飛針走線做鞋襪，打草鞋，趕製軍用品，把一袋袋糧食和一雙雙鞋襪收集起來送往前方。在那戰爭頻繁的歲月裏，每當戰鬥打響之前，內務部就組織婦女燒起爐灶炒大米，為紅軍準備幹糧。她們還要為成千上萬的紅軍家屬組織互助代耕，安置優撫傷殘戰士，保管和分發沒收地主豪紳的財物，還要到白區換取紅軍需要的藥物、布匹……
1933年10月，紅軍發起宣達戰役，把盤踞川東多年的老軍閥劉存厚扣了出去。戰鬥結束後，總部決定將劉存厚開辦的兵工廠、被服廠、造幣廠的全套設備和大量的武器彈藥搬到通江苦草壩。省委組織了上萬民工，其中不少人是各縣婦女獨立營的戰士，日夜不停地搬運機器和物資。在這些機器中，最難搬的要屬石板製造的造幣機，稍不留心，碰壞一處，便不能再印。達縣距苦草壩約300餘裏，途中大山連綿，道路崎嶇，抬著沉重的機器，實在步步難走。但心靈手巧的巴山婦女，為了紅軍能有自己的工廠，不惜用衣服包機器，遇上險道時，不顧一切跪在地上扶著機器一步一步往前挪。
紅軍有了自己的工廠，大批女紅軍在廠裏不分白天黑夜地生產。票子房女工班印出的票子，比油印的美觀大方。此後，政府在苦草壩設立了銀行總行，除行長一人是男的，三個副行長全是女的，下設的幾個分行，絕大多數也是女的當行長。被服廠和兵工廠也隨之擴大，以至發展到各師經理部下設被服廠。被服廠全是女的，她們生產出的大批衣服鞋襪源源不斷送往前方。
隨著戰鬥日趨頻繁，各級醫院也迅即擴大。團有衛生隊，師、軍有醫院。這些醫院從主任到醫生、護士、管理，幾乎全是女紅軍承擔。紅四方麵軍總醫院下有幾個分院，其中一個分院設在通江王坪，一個分院設在廖坪。醫院裏有中西醫之分。中醫師大部分是當地老中醫先生，少部分是上海黨派來的或地下黨從外地送來的。西醫蘇井觀是上海來的，他外科手術高明，在紅軍中有很高聲譽，凡需動大手術的傷員，都從各醫院送到廖坪，最多時收過7000多傷員。
1934年5月的竹峪關戰鬥，敵人來了八個團，要和紅軍決一死戰。徐向前總指揮交給我運送傷員和搜山剿匪兩項任務。徐總指揮向來是運籌帷幄，善操勝算。這一仗把敵人五個團吃掉了。我帶領一個婦女大隊先後抬下800多名傷員，竹峪街上都擺滿了，先是給傷員喂開水、包紮，然後抬送100多裏到洪口醫院，還把繳獲的幾百支槍搬運到通江苦草壩。抬擔架是非常艱苦的。她們從山坡上砍來青杠棒做抬杆，割葛藤編網子做成擔架，兩人一副。出發前，每人還要用褲子灌滿糧食，夾在脖頸上，以保證傷員在路上不餓肚子。途中遇到高山陡坡，抬前邊的同誌跪在地上爬，抬後邊的同誌雙臂伸直高高舉起，讓擔架保持平衡，邊走邊喊，一呼一應。休息時，她們還為傷員唱《傷員十二勸》等歌，鼓勵他們的鬥誌。許多婦女同誌的衣服磨爛了，雙臂出血了，泥水和鮮血糊滿一身，有的由於饑餓和勞累昏倒，甚至為傷員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1935年初，紅四方麵軍準備渡嘉陵江西進，省委把各機關的婦女同誌組編起來，在旺蒼成立婦女獨立團第二團，原婦女獨立團為一團。兩個團上千名戰士，後勤任務全落在她們肩上，抬的抬，背的背，把兵工廠、被服廠、造幣廠的機器和幾十萬人的吃穿用全部運走。紅軍組織渡江戰役時，把從邊沿地區撤到中心區來的婦女工作人員連同原來的婦女團，合編為婦女獨立師，迅即隨大部隊西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