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月琴寫的關於婦女工兵營的回憶錄中有這樣的敘述：
一天，劉伯興（副營長）風風火火地進屋，興奮地對我喊道：“營長！張排長帶回了一個連！你去看啊！”她一把拽著我，便向門外跑。我出門一看，在夾道的人牆之中，張茶清挺起胸膛，甩開大步在前麵走著，後麵跟了一群姑娘、媳婦。她們穿著補丁摞補丁的衣裳，有的梳髻，有的紮著獨辮子，還有的戴著項圈和手鐲，步伐不齊，可走得很精神。這支少見的隊伍，招來了滿街看熱鬧的人。
張茶清擴紅的地點是恩陽河。她去的那一天正逢趕場，街上有許多人是背著背簍來賣山貨的童養媳。張茶清往八仙桌上一站，還沒有開口，有的老鄉就發現她是個女紅軍，可有的老鄉不信。張茶清聽到他們議論，就說：“老鄉們！我是個女紅軍！”桌前幾個小媳婦看見她的穿著打扮和頭上的短發同男同誌完全一樣，便懷疑地望著她，一麵笑一麵搖頭。張茶清見她們不信，彎下腰去讓她們看自己戴耳環的耳朵眼，她們才信了。大家都對這位女紅軍發生了興趣。張茶清直起腰，爽朗地說：“鄉親們！姐妹們！我是湖北黃安人。我父親給財主當長工，累病了，我9歲那年他就死了，到我12歲娘又死了。我哥哥養不起我，就把我送給人家當童養媳，和這裏的童養媳一樣，當牛做馬，挨打受罵。紅軍一來，我就當了紅軍。在我們隊伍裏，像我這樣童養媳出身的紅軍戰士多得很。”她的話引起許多童養媳的共鳴，當場就有十幾人報了名。傍晚，集合起了一支有七八十人的隊伍。這一來，我們營擴充到近500人，足足編了三個連。
張茶清，1929年15歲時在故鄉湖北省黃安（今紅安）縣參軍。部隊從鄂豫皖轉戰川北，張茶清與何福祥等女紅軍在十二師醫院，一路攙扶著傷病員。她調到總供給部婦女工兵營，與林月琴、王澤南、劉伯興等在一起。領導決定擴建被服廠，張茶清和張正富、廖國清帶著招兵任務到了恩陽河。恩陽河擴紅回來，張茶清升任二連連長。
她們的主要任務是給部隊縫衣服，沒有機器，全用手縫，一人一天一套。布料都是打土豪繳獲的，什麼顏色都有。布料用完了，她們就搞運輸，背糧、運槍、運子彈，八九十裏山路一天打來回，都樂嗬嗬的，無人叫累。張茶清紅撲撲的臉上，經常汗爬水流。
長征，五六十斤重的東西壓在她們柔弱的肩上，而腳下的路，又這麼曲折悠長。爬雪山時，牙齒凍得格格響，有人凍掉了腳後跟，有人倒下去再也沒有起來……
河西走廊拋灑過她們的汗水和鮮血，湧流過她們的痛苦和辛酸。在古浪附近的馬營山頭，敵人把紅軍截住，雙方展開拉鋸戰。張茶清和女戰士們時刻與死神搏鬥，從火線上搶救傷員，給傷員上藥。當時紅軍醫療條件非常差，沒有麻藥，用刀子把傷員的子彈取出後用碘酒撚了一搽，抬了就走。戰鬥進行了一整天，子彈越來越少。醫藥主任周伯殊帶著張茶清和李開英悄悄繞在敵人後麵，躲在樹叢裏，看見幾匹馬正在往山上運子彈。他們迅速衝過去，截獲了八箱子彈。
高台戰鬥，清汪汪的晨光中，她和戰友們一起守著東門城牆，子彈打完，用石塊、瓦片、磚頭打。敵人進城後，又和敵人巷戰。她羊羔般的弱質中也有雄獅似的強悍，拿起刺刀向敵群衝去，頭部負傷，跌坐在地。她想掙紮著站起來，可兩腳不聽使喚。臉上怎麼熱乎乎的？一摸，滿是血，她昏了過去。槍不響了，也聽不見人叫喊。周圍都是屍體，血在地上淌。她嗓子直冒煙，想喝水，好容易爬到一口水井邊，見有半桶馬家兵洗刀用過的血水。她顧不得許多了，對著水桶“咕咚、咕咚”喝了一頓。
她被抓進一座大廟，裏邊擠了100多個紅軍，有男有女，有負傷的也有沒負傷的。敵人當天給她們照了一張相。
一位好心的老奶奶把她要了出來。她傷口疼得厲害，老奶奶就讓兒媳往她嘴裏噴大煙；她腿凍壞了，老奶奶和孫女天天扶她上廁所；她的頭發被血痂粘在頭上硬邦邦的一層，她們小心地幫她剪去，上了黑藥膏。西門外有兩個學生，也每天偷著給她換藥。一個多月過去後，她的傷口漸漸好了。
日子似乎平靜起來，但她的心卻不平靜。她想起自己的同誌，盈盈的淚溢出眼角。她告別老奶奶，獨自向西追尋部隊。她覺得天地一片惆悵，覺得落日蒼涼，覺得雪白的大風從心頭刮過。她跑出300多裏還是讓馬家兩個騎兵抓住了，先是送到酒泉，幾個月後押送青海，進了西寧被服廠。
西寧被服廠已經有十幾個被俘女紅軍，監督之下，沒白沒黑地縫衣服，做子彈袋。夜裏看不見，她去向廠長要燈，被廠長摑了兩個耳光。痛苦，落在被俘女子身上的會更多。馬家軍把她們當成戰利品，動不動就到被服廠來拉人。一天，來了一些傷兵，排成一隊，有缺胳膊的有斷腿的，讓她們姐妹排成一隊，對著誰就跟誰走。不願意，就往死裏打……
張茶清死也不願意，在一個工人的幫助下，女扮男裝逃了出來。她逃出了青海，但命運依然多舛。她拽一路風雨朝著那瀑布似的晨光走去，腳步那麼蹣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