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初，周恩來同誌就提出在蘭州設立辦事處，以營救西路軍的被俘人員，收容其失散人員，特別是要查找一時不明下落的西路軍主要領導人。5月下旬，中共中央就派出了張文彬、彭加倫等七位同誌，到蘭州籌建紅軍辦事處。國民黨政府迫於團結抗日的形勢，同意我們在蘭州南灘街54號前院，設立一個半公開的機構，進行對外聯絡和營救西路軍人員的工作。
抗日戰爭開始以後，以斯大林為首的蘇聯黨和人民，大力支援我國抗戰，派出誌願航空隊來華，機場就設在蘭州。大批援華物資也由蘇聯經新疆運到蘭州，然後再分別運往各地。為協調中蘇兩方的工作，蘇聯在蘭州設立了外交代表處和軍事代表處。蘇聯共產黨也將蘭州作為他們與我黨聯係的一個主要的聯絡站。這樣，蘭州便成了我國及我黨對外聯係的一個重要樞紐。由於八路軍辦事處不斷同蘇聯駐蘭州的代表機構打交道，謝老和彭加倫同誌就電請中共中央派會說俄語的幹部來蘭州工作。中央考慮到我曾在蘇聯學習和工作多年，回國後又為李德當了一個時期的翻譯，對俄文還比較熟練，便決定由我來蘭州，接替了彭加倫同誌的辦事處處長職務。
蘭州辦事處設立時的重要任務之一，是對原西路軍被俘失散人員進行營救和收容工作。在我來到蘭州以前，謝老、彭加倫、王定國和朱良才、況步才等同誌，就做了大量的工作，設法救出和送回了許多西路軍的同誌。
我到蘭州辦事處上任後，整批的營救工作已經不多了，但是仍然有一批批零散的西路軍指戰員，輾轉來到蘭州，找到我們辦事處，要求歸隊。這些同誌在戰鬥失利後，每個人都曆盡磨難，九死一生，才從河西和青海等地陸續逃出敵人之手。在找到辦事處以前，都靠打零工、賣水，甚至當乞丐糊口求生。我們見到他們時，一個個都是滿身傷病，形容枯槁，慘不忍睹。他們一到辦事處，我們馬上讓他們沐浴理發，更換衣服，檢查身體，治療傷病。盡我們的條件在生活上安撫他們，並在精神上給予慰問，向他們講解當前的形勢和黨的政策，組織他們學習《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等黨的文件。收容歸隊的工作，一直延續到1940年，一共約有2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戰士，也有少部分是連、排和營、團幹部。比較集中的一批是1939年秋，馬步青將他們俘虜的100多名傷殘紅軍，放出交給我們。限於當時的條件，我們確實很難將這批同誌都收容歸隊，特別是我們沒有交通工具，無法將他們集中送回解放區，隻得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留下了少數幹部，通過交涉向國民黨八戰區要了一些錢，分發給其餘的傷殘戰士，動員他們各自回原籍。他們中許多人都服從組織決定，陸續回到了家鄉，但是也有少數同誌，因為傷殘難以行動或別的原因，未能回鄉，還有更多的同誌，由於身陷敵手或僻遠的農牧區，一直流落在甘、青等地，過了幾十年悲慘艱難的生活。當時我們確實無力解除這些同誌的痛苦，是不得已而為之。今想起此事，心中還感到深深不安，總覺得辦事處的工作沒有做得完全徹底，使這些同誌多受了苦。為此我一直想在有生之年，找個機會重回蘭州，查詢和了解一下當年流散在甘、青一帶的原西路軍同誌的情況，看看能否做一點補救性的善後工作，使這些同誌在過了幾十年艱辛生活之後，能有一個比較安逸的晚年。我的這一心願，已經部分地實現了。1983年9月，我與王定國同誌相約去了蘭州，又派人隨王定國同誌走訪了西寧和河西等地，看望了幾批原西路軍留在當地的老同誌，了解了他們的情況，聽取了他們的意見，回來後與王定國同誌一起，向中央寫了報告，就照顧安撫這批紅軍老戰士問題，提出了一些建議。中央領導同誌已經注意並指示有關方麵著手解決這一問題。
這裏還得補敘一件事。1940年春，一大批原來突圍至新疆的西路軍同誌，分乘著40多輛汽車，從新疆開到蘭州。他們的來到，引起了國民黨方麵的恐慌，堅持不準他們進城，隻許在郊區的十裏店暫住，使他們在那裏食宿都極不便。我們辦事處在城裏收購了大量的大餅等熟食，送給他們去充饑，並經過交涉，讓他們在那裏住了兩天才離開蘭州，後來都回到延安。
在營救和收容原西路軍人員這件事上，盡管還留下了令人遺憾的問題，但是在我們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仍然為保存和送回這批革命力量，盡到了自己的責任。這些陸續回到延安和革命隊伍的同誌，在以後的革命鬥爭中，都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其中不少同誌成為黨和軍隊的負責幹部。這些情況，也使我們感到十分欣慰。
（引自《八路軍駐甘辦事處》，中共蘭州市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辦公室、八路軍蘭州辦事處紀念館）